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每年都會公布全球100個國家的經商環境指標，其用意是鼓勵各國政府從事經濟與法令的改革，以便他們的經濟得以更自由化，有利於投資經商，如此一國的經濟才能快速成長，人民的生活才能快速改進。世銀也會在他們的報告中說明哪一些國家是在去年做了最大幅度的經濟自由化，這些自由化為他們的國家帶來了那些好處。
在公布年報的同時，世銀也會公布一些個案研究的結果，讓其他國家知道這些國家是如何進行經濟改革，這些改革對他們吸引外資、經濟建設、就業水準、國民所得、產業結構有何種幫助的提升。
此外，世銀也與美國的援外機構AID（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合作，頒發獎牌給改革最佳的國家，肯定他們的改革行為，並鼓勵其他國家向他們學習。比如第一個此種獎牌是頒給喬治亞的首相——祖拉布．諾蓋德利（Zurab Nogaideli），緊跟著亞塞拜然、瓜地馬拉、莫三比克等國便組團去拜訪喬治亞，學習他們的改革措施，吸收他們的改革經驗。
而在近日世銀公布的2008年經商環境指標中，我國排名50，比去年的47名退步了3名。
排名下降是當局的疏忽？
在各項指標中，台灣表現最差的是勞動市場中的聘雇員工困難度，在178個被調查的國家中排名148名，不但是亞洲四小龍之末，而且還在其他亞洲國家之後，如馬來西亞（43名），泰國（49名），印度（85名），中國大陸（86名），菲律賓（122名）。
為什麼我國聘雇員工的困難度會這麼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世界銀行的經商環境研究機構有一個勞工法令圖書館，各國政府通常都會把他們最新的法令，修改的法令送一份給世銀的法令圖書室，但我國的政府沒有這麼做，世銀圖書館所擁有的是我國1995年版的勞基法。
其二是在調查時，世銀發問卷給當地的法律事務所主管及企業界主管，請他們回答一些問題，其中有一項便是「貴國在去年有無修改勞工法令？」或許我國被調查的律師事務所也沒有報告我國勞工法令修改的情況吧！因此世銀是根據舊的法令與最新的問卷調查結果，擬訂出我國經商環境指標。
經建會主委何美玥在一收到世銀的報告後，便立即召集一次世銀2008年經商環境報告有關聘雇員工指標的座談會，成員包括歐、美、日等外商協會的代表，台灣工商各公會，勞工團體代表與學者。因為她知道此種報告會直接影響外商公司對我國經營環境的觀感，因而影響外資的流入，造成對我國經濟發展與就業水準的衝擊。
經建會人力規劃處並校正世銀的錯誤，如在勞工法令有無優先雇用被解雇勞工的規定，世銀問卷的回答者回應「有」，但事實上是沒有，因此該指標數值從40下調至30，以致聘用困難指標也應從49分下調至46分，解雇成本依2005年所推行的勞退制度，也從91分下調至42分。
經過這些調整，我國經商環境總指標從第50名上調至第47名，雖然稍有進步，但也沒有很大的幫助。
聘雇保障是法律的幻象？
其實，除世銀以外，其他國際機構也認為我國有一個高保障、低彈性型的勞動市場。比如世界著名的菲沙研究院（Fraser Institute）每年都調查並公布各國的經濟自由度，在此指標中，也有一項勞動市場的自由度，也就是說，勞動市場中的工資、工作條件、福利與就業水準有多少是由勞動市場的力量，而非政府或其他制度性的因素，如工會、勞工法令所決定的。
我國勞動市場自由度的排名在2003年是第61名，其他亞洲國家的日本是第28名，新加坡是第2名，南韓是81名。但是在2007年所公布2005年的數字時，我國排名下降到第69名，日本不變，而南韓則上升到74名。
學者波特羅（Botero） 在2004年也根據各國的勞工法令與社會福利法令擬定衡量勞動市場彈性的三個指標，他們是勞動雇用規範的指標，勞資關係規範的指標與社會福利的規範指標。（見圖1～圖3）
由這三個圖我們可以得知，我國勞工法令對雇主雇用、工時、工作條件、遣散的規範不但比亞洲鄰近國家的英、美高，也比高標準聞名的德、法還要高，因而從法令的角度來看，我國的勞動市場是高保障、低彈性的，這對我國的國際形象非常不利。
但是其中非常有趣的是，2002年哈佛大學的教授費里曼（Freeman）對全球的勞動市場實際運作情況做了一個調查，其結果是我國勞動市場的自由度居然名列全球第7名，僅次於美國，比英（13），法（26），德（23），日（17）都佳。
這因為費里曼所調查的對象是學者與工會幹部，他們所看到的勞動市場運作的情況是與法律有明顯的差距，是學者與工會幹部錯了嗎？答案應該不是，台灣有97％以上的企業都居中小企業，因此政府在法令的執行與實際的情況是有差距的，法律給了人民一個高保障的幻象。既然人民沒有受到保障，而國際上又給國際人士一個高保障、低彈性的不良印象，對外資的流入有負面的影響，政府是否應組一個跨部會的小組，認真把勞工法令修改一下，讓它更接近現實以免影響我國投資環境。
（作者為中央大學管理學院溫世仁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