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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瑞典環保局長拉斯艾力克 我們用經濟手段對抗全球暖化

楊瑪利、王一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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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瑪利、王一芝

2007-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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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瑞典環保局長拉斯艾力克 我們用經濟手段對抗全球暖化
 

本文出自 2007 / 10月號雜誌 在北歐看見2020

走進才剛搬進去三個月的瑞典環保局新辦公室,紅白色相映的極簡設計,寬敞明亮的空間,全新的辦公室,以及青綠到不行的植栽,很難相信,這裡竟然是世界上最老的環保局之一。

成立於1967年的瑞典環保局,是世界各國第一個環保專責機構,美國的環保局還晚三年才成立,代表瑞典一直是世界環保領域的急先鋒。

身為瑞典全國最高的環保執行主管機關,環保局除了協調國內外環保事務,還涵蓋了保護自然和宣導環保的責任。

在氣候變遷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後,「我們的任務還包括告訴瑞典公民,全球暖化對他們有影響,但他們也可以影響氣候變化,」1999年接任環保局長的拉斯艾力克(Lars-Erik Liljelund)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曾指出。

擁有生態學博士學位,原本在大學任教,後來因為參與環保局酸化影響研究計畫而進入官僚系統的拉斯艾力克,當然明白降低碳排放量的重要,於是他像許多瑞典人一樣,搭大眾交通工具上班,也不在環保局新辦公室外畫停車格,只買了20幾部腳踏車,提供500多名員工往來各單位辦公之用。

當全球都在向瑞典取經時,他認為其實瑞典做得最好的是採用經濟手段解決環保問題。究竟瑞典如何做?且聽他說分明。

環保局擁獨立執行權,處理汙染問題也進行保育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瑞典環保局如何保持環保先鋒的世界地位?

拉斯艾力克答(以下簡稱答):首先,我想先說明,瑞典在政治體制上其實跟其他國家很不一樣。

幾百年前,我們有個國王,長年到歐洲各地打仗,一去幾十年,在土耳其、德國等地,因此就立法規定,既然國王無暇管理政務,就由專責文官機構去管理國家。因此瑞典的局都很大,部會都很小,例如環保局有550名員工,環保部只有130多位職員,他們是政治任命,我們是專任文官,除了決定政策外,部不能干預局的運作。

例如去年底換新政府,新內閣只能提出執政方向、目標、總預算,至於我們要如何執行,他們不能干預,干預就是違法。這個局一年約做出1萬到1萬2000個決策。

我們處理汙染問題,也進行保育,也就是「綠的」「藍的」(green and blue)都要做。

到1995年,瑞典加入歐盟,環保局就代表瑞典出席各種相關會議,平均每天有五個人,在歐盟布魯塞爾總部參加不同的會議,負責溝通協調。

問:瑞典政府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問題?

答:其實世界上第一份關於氣候變遷的科學學術報告就是由一位瑞典科學家在1903年寫下來的。他那時候就指出,石化產品燃燒太多,會產生二氧化碳排放太多的問題。

之後,在1967年的時候,瑞典另一位科學家伯特.布林(Bert Bolin)在美國《科學人》月刊(SCIENTIFIC AMERICAN)發表一篇文章,點出真正的大問題:二氧化碳排放太多,將會影響氣候變遷。

這可是全球針對氣候變遷的第一個警鐘。

但是瑞典環保局也遲至1987年,才第一次提出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問題。這可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卻也比報告晚了11年才開始因應。

而聯合國也到1988年才召開第一次氣候變遷會議,由伯特‧布林擔任第一任會議的主席。

上週我還碰到他,我們聊起來時,他說:「我很抱歉,但我是對的。」

一直以來我們都很重視這個議題。一年前政府急於知道有什麼措施可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設立了科學委員會,由一群科學家組成,他們下個星期要第一次報告,這會是非常正式與嚴肅的報告,對象是總理、及政府各相關部門,我當然也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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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瑞典社會非常認真看待這樣嚴肅的報告嗎?

答:當然,因為我們希望盡量降低對汽油的依賴及使用,我們已經有非常多元的能源來源。跟1990年比起來,瑞典國民生產毛額提高25%,但是二氧化碳排放已經減量7%,在全球算是不錯的成績;去年歐盟還因此頒獎給瑞典。

但我們還做的不夠,目前我們的排放約1∕3來自貿易(Trading Sector)、1∕3來自交通,還有1∕3來自房屋。其實交通可能占到將近四成,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問:你覺得瑞典做得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答:瑞典是使用經濟手段(Economical Instruments)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這方面瑞典可說是世界先驅、領先者。

對民眾而言,要有經濟誘因,就是要讓消費者可省錢或是賺錢,這是最好的推動方法。

15年前,我們啟動碳稅。後來我們又向產業界推動一項新政策,要他們提報每年能源使用量、以及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目標,先收取排放費用,一年後檢驗,若達到績效,就可退費。

家戶垃圾也按公斤付費,因此大家都會盡量垃圾減量,瑞典的垃圾回收率也是全歐洲最高。

我們也正在計畫一個新制度,就是以後建設案申請建照時,建商必須提出「能源報告」(Energy Declaration),先估算出新房子所需要的能源使用量與排放量。

問:你們既然是執行單位,多半會給部會什麼樣的政策建議呢?

答:就是多多使用「經濟手段」,雖然不是新建議,不過我們每三年都會重複提一次。

四年前我們就提出,二氧化碳應該有價位,例如平均至少每公噸30歐元,甚至50歐元。高價格會刺激科技的轉換與升級,如果有這樣的價格出現,二氧化碳排放就能減少。

之前我曾經和豐田汽車歐洲區負責人討論過,他說其實最好降低二氧化碳的方式是,從現在開始的30年內,不再銷售汽車。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只好想辦法製造出可以降低燃油使用量的系統,讓環保產品便宜,讓不環保的產品很貴,就能達到效果。

說穿了,只是做得到、做不到的差別而已。

全人類已開始警覺環境變遷

問:為什麼難做到?

答:因為要人改變態度、行為,是很複雜的。

但我想現在人類已經開始害怕,所以開始改變想法、改變態度、改變行為。

其實這一年來我們也看到全世界正在發生很大的改變,高爾(Al Gore)的片子《不願面對的真相》引起很大的討論,其實那根本只是一堂簡報課程的電影。最近美國前三天的電影票房賣得最好的是男星李奧納多‧狄卡皮歐的《第11個小時》(The 11th Hour),那也是一堂環保課,哪是電影?卻賣座這麼好,代表全球意識逐漸高漲。

問:你個人如何力行減碳生活,你有開環保車嗎?

答:我住在離辦公室40公里遠的地方,因此無法騎腳踏車,但我不開車上班,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整個市區騎腳踏車的人逐漸增加,我想這是政策影響的結果。像環保局連停車位都沒有,有開車的人,還得自己想辦法找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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