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近日報載，美國今年MBA的起薪行情較去年再創新高，依統計，一般MBA畢業生平均年薪為9萬2000美元，加上平均紅利1萬7000餘美元，合計將近11萬美元。
如果以名校畢業生而論，哈佛高達18萬6000美元，史丹福為18萬3000美元，其他如華頓、芝加哥、哥倫比亞等名校畢業生也大約如此。如果我們將這些數字換算為新台幣，大約相當於每月在25萬至50萬元之間。顯然，這在歐美社會也算得上是高薪階層，但若將這種薪資和動輒以千萬美元年薪計的CEO相較，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回顧國內大學MBA起薪，一般在新台幣3萬元至5萬元之間。換言之，大約相當於美國之1∕10。在此，不禁令人要問：我們的人才真的這麼差勁嗎？實在說來，探究這一問題的意義，並不是表面上比較誰賺的錢較多，而是找到造成如此懸殊差別的原因。
當然，在此必須說明者，兩地MBA基本上並不完全相同，美國MBA一般都已擁有相當工作經驗──一般在五年左右──而我國MBA多數是一路念書上來的。就此而言，他們起薪自然應該較高，問題是，這一差別不足以解釋兩者相差如此之懸殊。
依理，美國企業支付給MBA如此高之待遇，應係反映後者所能創造之價值，否則，在今日全球化之經營環境下，超過價值之人事支出必然削弱企業之國際競爭力。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為什麼美國MBA可以創造如此高的價值？
產業〉知識經濟vs.工業社會
首先，造成這種懸殊差別，乃反映知識社會之一個特質。依學者研究，在工業社會中，即使是一位工程師，其所能貢獻價值，高下不會超過十倍；然而在知識社會中，一位具有創意或創新能力的知識工作者，他所能創造的價值、高下則可相差千百倍，譬如微軟或Google這類公司今日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如何發掘及爭取這類擁有可怕才華的一流人才。
在此認為，某一地區薪資之高低和當地經濟及產業結構顯然存在有密切關係。處於工業社會階段的企業，其競爭力所仰賴的，乃是大量製造能力與低廉成本，支持這種優勢的，在於大規模而昂貴的機器設備以及低廉的資金成本。在這格局下，企業所需要的，乃是吃苦耐勞，遵守紀律的工作者，而非應用知識及創新之能力，甚至後者反而是妨害高效率運作之因素。在這情況下，即使極優秀的人才，也落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所做的，只是些機械性之操作工作，未必值得較高待遇！
事實上，這一狀況也反映在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況的關係上。據統計，美國目前大學畢業生收入較高中超出77％，失業率也較低。相較之下，依我國行政院主計處於本年3月底所發布的就業報告，2月份國內失業率微降至3.78％，但是具大學學歷者的失業率卻提升至4.36％，躍居各學歷之冠。在此同時，我國產業對於外勞之高度倚賴，正可反映我國產業所需要之人力性質。
工作〉分工取向vs.任務取向
以上是站在宏觀立場，顯示國內個別工作者所能夠創造之貢獻，在相當大程度內，並非本身條件不如人，而是受到產業性質之限制。
現在再以微觀立場加以分析。
在這層次上，所探討的，乃是一組織內之工作設計。這方面在分工觀念之影響下，人們為求工作效率提高，乃將一項較複雜之任務分解為較簡單之單元，從而可針對此種單元找到最有效率之操作程序或方法，訂定標準，一體遵行。這樣一來，既可使工作者發揮熟練的優點，也易於上級之監督控制。類似這種建立在「動作與時間研究」基礎上之「科學管理」方法，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確已大大提高工業生產力，讓人們享有豐富之物資生活與較高生活水平，不可否認有其優點。
然而就在這種細密分工與標準作業程序下，工作者除了遵照執行以外，很少有機會應用本身之創意與知識，自然所能創造之價值也極有限。
反之，在知識社會中，工作者就某一完整之任務擁有較大之自主空間：自行界定工作，決定工作方法，但為此種自主而負起責任。這也就是前此所稱不同知識工作者所創造價值，其高下可相差千百倍的道理。
供需〉學院教育vs.雇用者剩餘
以上所討論者，乃將兩地MBA分別在自己國內企業工作的情況加以比較。那麼，本國MBA在外資企業所獲待遇──實際上也就是所能創造的價值──又是如何呢？
一般而言，我國畢業生進入在台外資企業所獲待遇較本國企業為優，這可能有兩種解釋，一是這些畢業生較為優秀，另一則是在外資機構較能發揮其所長。
然而這些在外資工作者之待遇即使較高，似乎仍然不能和在其母國工作者相比。
一方面可能是由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性質，較之母國，仍然偏向於執行性和作業性質，自然所能創造之價值較低。另一方面則可能受到國內薪資行情之影響，雇主不必付足了價值也可找到不錯人才。這種「雇用者剩餘」（employer surplus）本來就是吸引外資來台灣或其他類似國家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稱，屬於工作之需求面問題，限制了個別工作者所能創造其價值。不過在此必須同時指出者，即使產業結構或工作性質改變了，仍然很有可能發生供給面問題：此即這個社會無法培育具有創意及運用知識於解決問題的人才。事實上，目前我國產業界所發生「事找不到人，而人找不到事」的情況，在相當程度內也正反映在這種人力供給的配合問題。
總而言之，本文中所討論的，不只是待遇高低這一表面問題，而是當前我國所面臨更為根本的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源的困境。
（作者為元智大學講座教授、台灣評鑑協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