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方菁英參與台灣的發展背景分析，可以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民國三十四年至四十九年地主主義的農業社會。那時候參與選舉的政治菁英，大都出身大地主的家庭。選舉型式也很簡單，大都是佃農去投地主的票，不必花什麼錢，往往是被擁戴出來的，不是經過民主競爭的產物，大家互相推讓，反而表現了中國人的謙和。
這一階段最具體的表現是省參議會一直到省議會初期。
最黑暗時期
第二階段是從民國五十年到六十一年，台灣農村轉型，都市形成，傳統地主主義瓦解，有些地主很成功地轉換成企業家。
這一階段的選舉已經產生賄選，地方派系開始形成而且鬥爭相當激烈。因此，產生出來的民選代表素質並不理想。至於在野的反對人士，也是以單打獨鬥的方式和國民黨對抗。最具代表性的像高雄縣的余登發家族、宜蘭的郭雨新、桃園的黃玉嬌、雲林的蘇洪月嬌等。是一種草莽式的政治抗爭。
由於這時候的國民黨是居於絕對控制的力量，主宰了所有的選舉，一般中小企業業主參與選舉的動機，是藉政治力量來保證他的經濟資源或擴大他的政治資源。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台灣政治最黑暗的時期。
民國六十年代以後是第三階段。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台灣政治也同時出現新的跡象。
國民黨面臨退出聯大與中日斷交的外交橫逆，想透過政治改革來爭取民心。於是，蔣經國便代表了政治上一股新的勢力，取代了老一代國民黨的官僚。
這一階段最具特色的就是救國團系統的出現。他們提名了一些年輕、有幹勁的政治人物參與選舉，稍微改變了國民黨在五十年代提名派系、黑社會人物的作法。
打「形象牌」
這時候黨外也開始採取連線作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民國六十六年「五項公職人員選舉」，是台灣政治史上非常大的轉捩點，發生了中壢事件，使國民黨面臨強大的抗爭，發現它不能主控、操縱選舉。因而在提名時也開始注意到「形象牌」，提名一些年輕、有高學歷的「吹台青」 能說善道、本省籍的青年才俊。譬如台北市的林鈺祥、南投縣長吳敦義等。在這一階段，企業家參與選舉反而不顯著。
從意識型態來說，國民黨的本質並不是資本主義政黨，它是社會主義的型態。基本上，它有節制資本主義的意識傳統，可以說是國家資本主義，反對大財閥，即使要推行資本主義也是以國家為主導力量。這一點，高棣民在「台灣奇蹟」這本書中講得很明白。最具代表的就是「中鋼模式」。
所以在一九八０年以前，台灣的競選真正敢明目張膽「打著資本家旗幟」的不多，反而必須靠其他身分「掩護」，如某某慈善機構、廟公等。大財閥對政治的影響力，並不是透過國會，因為事實上，三個國會都操縱在國民黨手裡。政策法案往往由行政機構決定，國會只是鼓掌通過，並非是真正影響決策的議場。他們遊說的對象反而是行政部門的高級主管。這也是台灣的政治體質所造成的。企業家即使要競選，也並非出於主動，是黨徵召的，個人並不熱衷，只是多了一個身分，並不想透過國會將他的利益化成政策。
國會成為主戰場
八０年代以後，國會結構改變，逐漸成為重大決策的主戰場，國會勢必成為政治菁英決定政策的主要場所。很多企業或者透過代理人去競選，或者索性讓自己的第二代投入選舉。
而國民黨的意識型態也開始由「教條政黨」轉變為「實用政黨」。在民主國家，政黨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爭取選舉成功。國民黨為了爭取選舉成功，使用兩種方法。一是利用傳統的地方派系，但這一招現在已愈來愈不管用。從前國民黨在單一主導力量時，它可以玩弄派系遊戲，因為每一派都必須聽它的。但現在派系也可以選擇和民進黨掛鉤。
第二招就是打形象牌。但形象牌太多了，彼此會瓜分票源，於是就想到一些年輕的企業家，像某些名律師等。
台灣未來的國會，可以肯定的說，企業界的代表會愈來愈多。嚴格來說，這對台灣的政治並沒有什麼好或壞。在資本主義國家，企業家變成國會議員相當普遍，最重要的是法律能不能「興利除弊」。
利益團體透過企業代理人表達，如果是多元利益彼此平衡，才可讓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聽到更多的意見，不至於落入「黑箱」。
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好的「利益團體法」、「遊說法」或是聽證會的制度，使利益團體的活動能公開表達利益。換言之，就是用法律來規範它，就是「興利」。
至於如何「除弊」？就是要想辦法讓這些人在選舉以後「撈」不到。
例如台灣的股票市場現在有很多「內線交易」；也有人利用職權來炒地皮獲取暴利、參與公共決策。
現代「包」公
常有人開玩笑說：台灣很多民意代表是現代「包」公－－包賭、包娼、包工程、包庇……什麼都包，就是不包選民服務。如果能有好的防弊措施，可以為真正有心服務的人提供一條出路。
企業家也是國民，當然也有權利參政。但是如果要透過職權斂財或保障自己的利益，就必須被淘汰出局。
選舉要大量花錢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下，很多有學識、才幹、品德的人，因為沒有錢而無法出頭。因此，公費選舉制度勢在必行；候選人得多少票，就可以拿回多少錢。全體納稅人應該有一個觀念，「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們要好的民意代表就得花錢。如果納稅人不肯花錢，恐怕將來花的錢更多。萬一選出「金牛級」的民代，造成國家資源不公平的分配，反而受害更大。
(彭懷恩為台大政治研究所博士，現為文化大學、陽明醫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