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大金融系教授霍德明去年全家搬到北京後，孩子念書面臨大陸的填鴨式教育；買台休旅車，證照幾週辦不下來；學生在上總體經濟學之前，竟然連個體經濟學、計量經濟學都沒學過；研究所需的統計數字還得透過關係才能取得。
這些不便的情形在台灣簡直不可想像，但霍德明還是覺得，到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當教授，是正確選擇。
主導權/當大廚不當端菜小弟
今年8月份才正式到任，霍德明就忙著張羅與倫敦政經學院合辦的暑期學校。然後，就是一年一度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討會，這個聚集美國最多頂尖經濟學者的組織，連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都是成員。
藉由這些頻繁的課程、研討會，霍德明得以接觸到世界最頂尖的經濟學者、財經官員；反觀台灣就沒有這些機會。
「一塊血淋淋的肉，看起來可怕，卻可以任由大廚烹調，若是一道已經做好的菜，除了直接端上桌子外，廚師沒有什麼可發揮的，」很多人以為北大以「高薪」挖走了霍德明，但50歲出頭的他卻是因為自己學術年齡已經到了要突破的關鍵階段，因此才選擇經濟重要性不斷上升的中國大陸，做為學術舞台。
2300萬人的台灣經濟奇蹟，世界經濟學家可能不會重視；但占全球1／4、13億人口的中國經濟奇蹟，世界經濟學界就不能忽略了。霍德明說，他就站在中國這個經濟學的新大陸上。
霍德明1977年大學畢業，留美、曾在美國大學任教，回台任教期間，又擔任政府的財經諮詢工作。這種年齡及學經歷，正是大陸大學目前最缺乏的人才，因為1977年，大陸中斷10年的大學才剛剛恢復招生。
而除了霍德明之外，台大國企系教授巫和懋、台大經濟系教授朱家祥，也都成為北大教授。
聚焦點/在中國才會被看見
台灣曾經是養殖漁業、傘、鞋、資訊硬體的製造大國，但國內市場太小，根本無從建立世界的產業規格，因此一直在代工的領域打轉。同文同種、具龐大市場的大陸，便成為台灣人第一次看到建立世界產業規格的希望。
2002年，被大陸「百人海外專家」計畫網羅、獲聘為北京清華工程物理系教授的程曜，就是因為覺得大陸更有機會讓他成為世界第一，才放棄新竹清大動力機械工程系及同步輻射中心合聘教授，並拒絕了香港和新加坡等大學的邀約。
50歲的程曜，曾參與建造台灣的同步輻射加速器，並於1997年做出全球最精細的雷射深刻技術，是台灣著名的微加工專家。微加工技術可以用在晶圓切割、光纖拉絲上。2002年他被大陸挖角，當時台灣媒體形容是：「近年來第一位被大陸挖角的台灣重量級學者。」
在台灣，即使做出世界第一，又如何？程曜親眼看到，台灣有一家曾做出全球最好的螺絲釘工具機的工廠，卻被日商封殺。
程曜看準，曾經在2000年隨網路泡沫崩盤的光通訊（包括光纖），已經捲土重來。如果留在台灣，即使他能製造出全世界最細的光纖絲，也無法在美國主導的情況下，成為世界光通訊標準，但是在大陸，就有這個可能。而且，隨著台商的西進，大陸也將成為世界晶圓代工重鎮。
新空缺/台灣學術市場已飽和
除了50世代、台灣培養出來的學術精英紛紛到大陸開創新學術顛峰外，連台灣年輕一輩、40歲以下的潛力學者，也因為台灣學術市場過度飽和，迫使他們必須必須像台商一樣，到剛起步的大陸尋找機會。
像36歲的饒培倫，即使擁有台大機械系學士、美國普渡大學博士的顯赫學歷，1998回台後，卻只能在私立大學之間游走，因為台灣公立大學教職一位難求。
2001年暑假在美國開會時，饒培倫遇到普渡大學的指導教授薩文迪（Gavriel Salvendy）。薩文迪告訴他，「江先生（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寫信給我，要我到中國創建一個新的系。」饒培倫就隨著老師到北京，參與組建清華工業工程系。
雖然到今年10月，北京清華工業工程系才滿五周年，但因為是中國第一個由洋人擔任系主任的系，因此受到全球工業工程界的重視。
就以國際化為例，從創系開始就採用中德雙聯碩士班，德國工業工程排名前二的亞琛工業大學（RWTH Aachen），每年派近20名學生到北京清華。
學生勤/積極熱情英文寫論文
饒培倫想起在台灣用英語上課，學生用台語問他：「又無老外，教什麼英文？」
現在，他負責的中德雙聯碩士班，1／4是老外；9月開學後，再加上40名南韓學生，班上的外籍學生將超過一半。
而大陸學生積極國際化的熱情，更讓饒培倫感動。現在系上近40名的博碩生，只有10多人不修英語課程，而且非英語課程，上課學生一般只有三到八人。大陸規定論文一定要用中文發表，但饒培倫的學生很多都用英文寫論文，然後再翻譯成中文。
儘管對學生的要求嚴格，但是2005年，饒培倫仍獲頒「清華青年教師教學優秀獎」。這個獎項每系每年只有一個名額，候選的老師至少要在校任教三年，同時要經過學生、系內老師及校方的評鑑。
除了在教研上可以有更多創新，目前大陸的工作和實習機會也比台灣多。像富士康、東風日產都向饒培倫要畢業生，而且是「有多少，就要多少。」
世界手機大廠諾基亞、摩托羅拉也都在大陸設立人機介面研究中心，對於專攻人因工程的饒培倫來說，如果留在台灣，可能就不太有機會，被諾基亞請去測試手機的輸入法。
有助力/企業老闆經驗教學
純學者外，現在連台灣的企業家也進駐大陸大學，幫忙培養對岸的下一代精英。
曾經在台灣三次創業當老闆的黎怡蘭，2003年8月到了北京，現在是北大軟件與微電子學院管理技術系副教授。由微軟出資、重視產學結合的北大軟件學院，課程完全是由老師自行設計，讓黎怡蘭的產業經驗在校園中盡情發揮。
黎怡蘭的「IT企業管理典型案例」被北大選為「精品課程」，透過她以前的產業經驗，中科紅旗總裁趙曉亮、趨勢亞太區總裁劉家雍、明基中國營銷總經理曾文祺、奧美總監王宏鵬等人都來上過個案教學。
黎怡蘭的課程設計大致分為：上課、企業訪談、交報告。
企業主管先介紹企業營運，休息10到20分鐘後，由學生提問。為讓學生提問聚焦，學生先分為明基小組、趨勢小組、中科紅旗小組等，上課前先準備企業資料；最後，再由黎怡蘭用企管理論解釋個案成功的原因。
課後，各小組會到所指定的企業訪談、寫報告。
黎怡蘭還曾經租北京最豪華的演講廳「長安俱樂部」，讓學生在那裡做期末報告；她也曾要求學生善用上課所學，嘗試開一家公司。
一位已在北京奧美上班的男學生，某天下午回北大，當黎怡蘭助教。他表示，同學們曾經實際進行一家新公司的籌備，最後只差去做公司登記；這位學生認為，他從來不知道個案研究可以如此好玩。
有挑戰/博士生不會用顯微鏡
然而，台灣老師到大陸任教也不是事事順心。
即使教的是全中國最會考試的學生，但是升學考試已經抹殺了他們的創造力，讓授課的台灣老師相當苦惱。
程曜就在去年寫了一篇文章〈救救清華大學的這些孩子吧〉，在大陸引起熱烈討論。
只要課本沒有的答案，學生就不會答。
程曜在「光學」期末考出了一個題目：「如果你的近視眼很嚴重，不戴眼鏡能看清楚顯微鏡的影像嗎？」，結果，100個修課的學生裡，有一半以上不會答，還有1／4答錯。顯示大部分的學生，根本沒有使用過顯微鏡。
還有一回，程曜在課堂上問：「光照到物質上，多少時間內，光電子會被釋出？」，結果所有學生都回答說：「一個納秒（10的負9次方秒）。」一個教科書上的錯誤，竟被學生毫不懷疑地接受，讓程曜非常意外。
在大陸取得研究經費有時比台灣容易，像程曜的微加工實驗室經費200多萬人民幣，幾週之內就撥下來。
但經費撥下來之後，程曜才發現，情況跟台灣完全不一樣。像進口國外新的實驗設備，在台灣，設備商會把顧客當大爺，主動服務；但在大陸，有執照進口設備的代理商，幾乎都有官方背景，服務態度不如台灣。再加上電力供應不穩、研究團隊流動大，雖然實驗室很快就蓋好了，但一直無法順利運作。
對於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下子挖了台灣三位經濟、企管教授，程曜認為，社會科學老師把幾本書捆一捆打包，就可以到大陸教書。但是自然科學，要實驗室、要研究生，到目前為止，他還沒見到那位台灣教授成功地在大陸建立起實驗室。
學適應/潛力教授得硬碰硬
對於許多習慣西方學術環境的台灣教授來說，大陸的作法，讓人無法適應。這時候就需要耐心和同理心。
不過，目前任教北京、上海等重點大學的台灣教師只有個位數，相較於中國為了迎頭趕上國際，所引進的「外專」（外籍專家）、「外教」（外籍教師），台灣教授數量只是九牛一毛。
而且，台灣教師想在大陸大學（特別是北京、上海的重點大學）教書，已經愈來愈不容易。
黎怡蘭指出，去年北大軟體學院引進有企業工作經驗的老師，還可以不具備博士學歷，但今年就一定要有博士學歷。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2004年一下子就引進10名教師，來自台灣的光華營銷系助理教授涂榮庭表示，光華管院現在挑戰的目標並不是台灣商學院，而是世界級的商學院。
霍德明也強調，像他50歲出頭，恰巧彌補大陸文革的空缺，但40歲以下的台灣教師就要與大陸教師「硬碰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