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美國杜克大學校長柏海德（Richard H. Brodhead）應《遠見》雜誌20周年活動之邀，在其論壇的演講中提到培養全球化人才的重點，是鼓勵學生跨越傳統的界線，學習整合不同知識的能力，因為專門化的知識已不足以因應今日社會極度複雜的種種問題。未來的挑戰是沒有標準答案，而必須時時面對變化莫測的新狀況，思索最佳的創新策略。
這讓我想起國內臨床教學的經驗，多年來，多所國內醫學院都有學生曾經到和信醫院接受短期臨床教育。我們主張「做中學」而不是課堂上課，刻意安排適當的工作量，目的是要讓醫學生有充分的時間去很完整地瞭解每位病人的問題，並有足夠的時間去搜尋文獻與師長討論、請教。經過分析、歸納後，決定最適當的治療策略，然後，將之施予病人，再觀察並調整處置方法，從而學習為病人解決問題。
然而，在學生的心得報告中，儘管大家都認同和信非常注重問病史與身體檢查的作法，而且，教師也都視教學為他們工作極重要的一部分，熱心與學生分享知識、經驗與學習的樂趣。但是，有不少學生在說這些好話之前，總免不了要說：「雖然，在這個月中沒有學到很多新知識和技術，但是……。」顯然，這些習慣填鴨式教育與反芻標準答案的學生還無法體會教育的真諦。
帶著方法論才能解決問題
不久前，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在一個演講中說，「大學生和中學生最大的不同在於，因懷疑而問『WHY（為什麼）』之後，還要問『WHY NOT（為何不）』，並靠『外力』加強聯繫腦內掌管思考的額葉和新皮質，『外力』就是教育」。和信著重的是訓練學生邏輯思考、判斷是非的能力。具備了這些能力，就能夠自己去尋找答案，為病人解決問題。
黃教授也說「孔子和蘇格拉底時代，總有群學生跟隨他們身後，現在僅醫學院還保持類似的教學形式。」的確，教學迴診應該是醫學教育的核心。但令人遺憾的是，當今台灣的教學迴診已徒具其形式，而失去其精神了。
大多數教師只講授有關該病症的知識，討論其治療方法，而很少給學生發問和挑戰的機會。更不可能帶領學生就該病例可能牽涉到的醫學倫理、醫療品質、醫療經濟、生命觀等問題做深入的探討。我非常認同黃教授所說「學校教育的關鍵在於最後帶著什麼離開，如果帶著知識離開，知識的半衰期只有兩年半，兩年後又變成腦袋空空。唯有帶著『方法論』才能長久」。
今天的醫學浩瀚無疆，突飛猛進，將來半衰期可能更短。所以，重要的是學好解決問題的方法。2003年厄巴尼醫師（Dr.Carlo Urbani）在醫療資源貧乏的越南，發現新型傳染病SARS，憑藉的不是最新的檢驗儀器，而是具備問病史、身體檢查和細心觀察的基本功與邏輯推理能力，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本專欄由洪蘭、黃碧端、黃達夫共同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