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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斯塔可維奇的證言

文 / 劉家渝    
2005-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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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斯塔可維奇的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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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樂章,到底是在高聲歡頌革命的勝利,還是在為人性的軟弱陰暗敲響喪鐘?逝世至今剛好三十年,蕭斯塔可維奇(Dmitry Shostakovich, 1906~1975)的人生謎團依然無解。

是「證言」還是「偽證」

1975年8月12日,蘇聯《真理報》刊出蕭斯塔可維奇逝世的消息,在莫斯科官方發出的訃聞中寫道:「……他,一位忠貞的共產黨之子,」各界追贈的頌辭,彷彿蘊著榮光的裹屍布,為他牢牢纏上蘇維埃社會主義英雄的印記,但世界就這樣為他蓋棺論定?

1979年10月,在冷戰對壘的紐約一本宣稱為「蕭斯塔可維奇回憶錄」的手稿驚爆現身;《證言》一書由自稱蕭斯塔可維奇生前摯友的俄國音樂家伏爾可夫(Solomon Volkov)執筆,據稱在蕭氏死前四年兩人即展開祕密工作,並在他死後費盡千辛萬苦偷渡到西方世界。

全書舉證歷歷,字字血淚控訴史達林統治下蘇聯藝術家如驚弓之鳥,惶惑憂懼的悲慘境遇,更描述了自己一生抑鬱悲憤、苦不堪言的心靈折磨。《證言》的內容令蘇聯政府無比難堪,震驚之餘,莫斯科文化部連夜密會,終於在11月初正式向全世界宣告,這是一部「偽證」,全由伏爾可夫杜撰,蕭斯塔可維奇本人生前毫不知情。

一場革命的記憶

蕭斯塔可維奇,這胸前掛著「社會主義勞工英雄獎」與「列寧勳章」的得主,到底是社會主義的英雄;還是悲憤的控訴者?反轉時光,我們回到二十世紀初。

1916年,年僅十歲的蕭斯塔可維奇創作了他生命中第一首交響曲,不同於十歲孩子的天真,內容卻是在描述一位開槍的士兵。1917年2月革命爆發,聖彼得堡涅夫斯基大街上塞滿罷工與示威人潮,突如其來的衝突中,蕭斯塔可維奇親眼目睹一個哥薩克人用軍刀殺死一名男童,他發足狂奔回家;驚懼的流血事件,反而讓民眾褪去恐懼再度走上大街為革命受難者哀悼,四方湧入的送葬人群中,有蕭斯塔可維奇與他的家人。當晚,這個十一歲的男孩在鋼琴前寫下了《紀念革命犧牲者的送葬進行曲》。

一個月後,流亡西方的列寧乘著火車回到聖彼得堡在車站發表著名演說,在那改變人類歷史的一夜,蕭斯塔可維奇也與同學激動地混在車站人中。「我深信,是這場革命使我成為作曲家的。」晚年在一次電視訪問中他這樣說道。

為政治折翼的天才

用音樂傳達生命炙熱的渴望,讓蕭斯塔可維奇出色的作品立刻受到矚目,快速竄升為蘇聯當紅作曲家。他的第一號交響曲也在西方世界備受好評,「本世紀最有才情的作曲家」名號不逕而走。

然而少年得志的他卻於1936年因一齣寫實歌劇《馬克白夫人》而大大得罪當局,據說史達林因這「傷風敗俗」的音樂憤怒地衝出劇院。接踵而來的,則是一連串嚴酷的整肅,噤若寒蟬的蕭斯塔可維奇甚至已備好一只行李箱,隨時準備告別家人。

1941年二次大戰德俄火線開打,列寧格勒(原聖彼得堡)遭受德軍圍城八百七十二天,蕭斯塔可維奇自願從軍,創作音樂激勵民族鬥志。

1942年第七號交響曲於莫斯科演出中,空襲警報響起,卻沒有觀眾起身離席。樂聲結束後全場起立喝采,毫不理會舞台上頻頻高喊疏散避難的安全人員。傳奇的故事傳送到西方世界,第七號交響曲的樂譜甚至以顯微膠片形式被送到美國,立刻造成轟動,在西方各地上演超過六十多次。

然而,戰後的「民族英雄」卻依然逃不過史達林的整肅。1948年起又一波大難臨頭。音樂家再次噤若寒蟬,被迫為自己思想上的「謬誤」公開道歉。1949年他心不甘情不願地被派到紐約參加國際會議,但卻沈默寡言,對媒體答非所問,當然立刻給了西方媒體揶揄嘲諷的好素材,在《證言》一書中他痛苦的回憶道:「我當時所想的只是,我還必須活多久呢?」

史達林死後,蘇聯創作環境又歷經幾波鬆緊轉折,但蕭斯塔可維奇卻已冷淡地不再有任何反應,甚至在許多公開場合,只見他滿口歌頌社會主義英勇樂聲的八股教條,令人不禁瞠目疑惑。

《證言》一書的出現,滿足了西方世界對這位才情縱橫音樂家最終的期待,更滿足了資本主義世界內心潛藏的優越感,大家寧可相信它的真實性;但至今仍不斷有說法指出這其實只是偽造版本。

到底孰真孰假?祕密似乎早已隨大師的長眠埋入大地。而對音樂的詮釋與無限想像,就留給後人從樂句中去咀嚼蛛絲馬跡吧!(作者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行銷部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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