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樂章，到底是在高聲歡頌革命的勝利，還是在為人性的軟弱陰暗敲響喪鐘？逝世至今剛好三十年，蕭斯塔可維奇（Dmitry Shostakovich, 1906～1975）的人生謎團依然無解。
是「證言」還是「偽證」
1975年8月12日，蘇聯《真理報》刊出蕭斯塔可維奇逝世的消息，在莫斯科官方發出的訃聞中寫道：「……他，一位忠貞的共產黨之子，」各界追贈的頌辭，彷彿蘊著榮光的裹屍布，為他牢牢纏上蘇維埃社會主義英雄的印記，但世界就這樣為他蓋棺論定？
1979年10月，在冷戰對壘的紐約一本宣稱為「蕭斯塔可維奇回憶錄」的手稿驚爆現身；《證言》一書由自稱蕭斯塔可維奇生前摯友的俄國音樂家伏爾可夫（Solomon Volkov）執筆，據稱在蕭氏死前四年兩人即展開祕密工作，並在他死後費盡千辛萬苦偷渡到西方世界。
全書舉證歷歷，字字血淚控訴史達林統治下蘇聯藝術家如驚弓之鳥，惶惑憂懼的悲慘境遇，更描述了自己一生抑鬱悲憤、苦不堪言的心靈折磨。《證言》的內容令蘇聯政府無比難堪，震驚之餘，莫斯科文化部連夜密會，終於在11月初正式向全世界宣告，這是一部「偽證」，全由伏爾可夫杜撰，蕭斯塔可維奇本人生前毫不知情。
一場革命的記憶
蕭斯塔可維奇，這胸前掛著「社會主義勞工英雄獎」與「列寧勳章」的得主，到底是社會主義的英雄；還是悲憤的控訴者？反轉時光，我們回到二十世紀初。
1916年，年僅十歲的蕭斯塔可維奇創作了他生命中第一首交響曲，不同於十歲孩子的天真，內容卻是在描述一位開槍的士兵。1917年2月革命爆發，聖彼得堡涅夫斯基大街上塞滿罷工與示威人潮，突如其來的衝突中，蕭斯塔可維奇親眼目睹一個哥薩克人用軍刀殺死一名男童，他發足狂奔回家；驚懼的流血事件，反而讓民眾褪去恐懼再度走上大街為革命受難者哀悼，四方湧入的送葬人群中，有蕭斯塔可維奇與他的家人。當晚，這個十一歲的男孩在鋼琴前寫下了《紀念革命犧牲者的送葬進行曲》。
一個月後，流亡西方的列寧乘著火車回到聖彼得堡在車站發表著名演說，在那改變人類歷史的一夜，蕭斯塔可維奇也與同學激動地混在車站人中。「我深信，是這場革命使我成為作曲家的。」晚年在一次電視訪問中他這樣說道。
為政治折翼的天才
用音樂傳達生命炙熱的渴望，讓蕭斯塔可維奇出色的作品立刻受到矚目，快速竄升為蘇聯當紅作曲家。他的第一號交響曲也在西方世界備受好評，「本世紀最有才情的作曲家」名號不逕而走。
然而少年得志的他卻於1936年因一齣寫實歌劇《馬克白夫人》而大大得罪當局，據說史達林因這「傷風敗俗」的音樂憤怒地衝出劇院。接踵而來的，則是一連串嚴酷的整肅，噤若寒蟬的蕭斯塔可維奇甚至已備好一只行李箱，隨時準備告別家人。
1941年二次大戰德俄火線開打，列寧格勒（原聖彼得堡）遭受德軍圍城八百七十二天，蕭斯塔可維奇自願從軍，創作音樂激勵民族鬥志。
1942年第七號交響曲於莫斯科演出中，空襲警報響起，卻沒有觀眾起身離席。樂聲結束後全場起立喝采，毫不理會舞台上頻頻高喊疏散避難的安全人員。傳奇的故事傳送到西方世界，第七號交響曲的樂譜甚至以顯微膠片形式被送到美國，立刻造成轟動，在西方各地上演超過六十多次。
然而，戰後的「民族英雄」卻依然逃不過史達林的整肅。1948年起又一波大難臨頭。音樂家再次噤若寒蟬，被迫為自己思想上的「謬誤」公開道歉。1949年他心不甘情不願地被派到紐約參加國際會議，但卻沈默寡言，對媒體答非所問，當然立刻給了西方媒體揶揄嘲諷的好素材，在《證言》一書中他痛苦的回憶道：「我當時所想的只是，我還必須活多久呢？」
史達林死後，蘇聯創作環境又歷經幾波鬆緊轉折，但蕭斯塔可維奇卻已冷淡地不再有任何反應，甚至在許多公開場合，只見他滿口歌頌社會主義英勇樂聲的八股教條，令人不禁瞠目疑惑。
《證言》一書的出現，滿足了西方世界對這位才情縱橫音樂家最終的期待，更滿足了資本主義世界內心潛藏的優越感，大家寧可相信它的真實性；但至今仍不斷有說法指出這其實只是偽造版本。
到底孰真孰假？祕密似乎早已隨大師的長眠埋入大地。而對音樂的詮釋與無限想像，就留給後人從樂句中去咀嚼蛛絲馬跡吧！（作者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行銷部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