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一流大學？大學的功能是什麼，自來就有不同的說法，我以為可以包含三方面，一是培養精英人才，二是創造新知發揚舊識，三是做為社會良知的最後堡壘。
研究新知與舊識
上述第一、二項就是一般所謂的教學與研究。研究的成果因為可以量化，例如折算成SCI（科學文獻引用指標），SCI的排名，最常被引用做為衡量一流大學的標準。但其實真正可以傳世致用的研究成果是少之又少；而且所謂「突破性」的貢獻，即使在大師之間也有很大的差距。
俄國的大物理學家蘭道（Lev Landau）曾說愛因斯坦對物理的貢獻，是像波耳（Bohr）、海森堡（Heisenberg）這種一流大師的十倍（one order of magnitude difference）；而波耳等又是二流大師〔舉了費曼（Feynman）為例〕的十倍；他自己（也是諾貝爾獎得主）則又差了一級，大致是二流半到三流之間。蘭道之言或嫌誇張，而且也不適用於應用性團隊型的學科，但也凸顯不能用純功利的觀點來推動研究；研究的真正動力往往來自單純的自我滿足。
培育人才，貢獻社會
研究風氣是學術風氣的核心，又與教學新知息息相關，大學做為學術的殿堂，將研究成果視為重要指標，絕對是應該的，但也不應是唯一的。
培育人才才是大學最基本的功能。但因為不容易量化，所以即使在校內，儘管平時一貫強調教學的重要，但到升等獎助需要實際評量時，卻總依據著作（研究成果）為標準，這似乎是無可奈何的。但一個大學是否盡了它教育的責任，長期下來，卻是可以衡量的；兩個關鍵性的指標，其一是（譬如說）二十年內畢業的校友在社會上的成就和貢獻，其二是這些校友把子女再送回母校受教的意願。這兩個指標其實較傳統論文數量的SCI等更有意義，研究大學還是大學，不是單純的研究院。但因教育的效果不是立竿見影，又並沒有所謂國際標準，似乎並不為人重視，對這兩項指標也沒有人（至少在國內）做過認真的統計，頗為可惜。
做社會良知的捍衛者
至於第三項功能，也就是大學的另一責任：社會良知的捍衛者。像十九世紀初英國的紐曼主教（John Henry Newman）說的：「大學做為學術的殿堂，描繪出一理智的疆域，在那範圍內，對任何權威，既不侵犯，亦不服從。」這項責任的重要性，隨時地而有不同。在威權時代，像古代中國和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於至上的皇權或神權，大學（中國稱太學）成為體制內的獨立制衡力量，發揮很大的作用。
現在民主時代資訊發達，智識普及，更有各種不同的制衡管道，這項功能的重要性已大幅降低。但在個別事件的表現上，對砥礪社會風氣還是有很大影響。
從這一角度看，交大的同仁以充分準備，獨立判斷，不受利誘，不為勢屈，不受威權的影響，在校務會議中否決了上級的提案，很當得起紐曼的「在理智的疆域，既不侵犯，亦不服從」，稱譽一聲有種的偉大，實不為過也。
不能用純功利的觀點來推動研究；
研究的真正動力
往往來自單純的自我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