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胡耀邦當日下台，是鄧小平的改革運動第一次轉入低潮，則目前趙紫陽放棄經濟改革的指導權力，可說是第二次低潮。不過，這次中共當權派無論是主張急進或緩進，似乎都明白目前不宜造成政治上的大震盪，因此，趙紫陽之受挫，表現得不如胡耀邦下台那樣明顯；但事實上經濟改革的指導權已轉入李鵬及姚依林手中，低潮來臨，已是定局。
胡耀邦下台的原因是他未能控制學潮，而受到反對者的猛烈抨擊；但胡下台後，學潮並未消減，今年北大學潮中所表現出來的「離心」傾向，比起當年合肥科技大學主導的學潮，反有過之。可知客觀上的問題，未必能由一、二人的罷黜而消失。然則，這次趙紫陽退一步之後，局勢演變又將如何？
自相矛盾的路線
趙紫陽之受挫是由於價格改革問題反應惡劣；說得深切一點，則是由於整套中共經濟改革出現嚴重問題。雖然從表層上看，似乎是物價及通貨膨脹問題，實際上則涉及中共經濟改革構想中的內部矛盾，這個矛盾，如實地講，即是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兩種制度間的矛盾。
中共的經濟改革，從頭起就是雙重取向；一方面「堅持」他們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要推行市場經濟政策，這恰恰是因時施行公有制與私有制的自相矛盾的路線。探討中共當前經濟改革所遭遇的困難的人士，雖可以各取不回的重點，但早晚都在這一點上會合，都會發現這個矛盾方是一切困難的關鍵所在。
如果這個基本取向上的矛盾不能消除，則一切經濟改革政策，在進行時總會遇到相反的力量抵消其預期效果；正像一個形式推理系統中，如果選了兩個互相矛盾的公理，則結果對於所推出的每一個命題，都會同時推出其反命題。
目前這種取向矛盾的路線如不改變，預料將有非常詭異的後果出現，舉例說，由於資源公有，手握特權的幹部集團即可以運用公有資源，而增加自己的私有財富，這樣，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將會發現，許多幹部會有數字驚人的財富，而整個社會卻是一副「民窮財盡」的樣子，這種遠景，既不代表市場經濟的成功，也絕不表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李鵬傾向以俄為師
說到這裡，我們便不能不承認趙紫陽及其集團(包括所謂「智囊團」)，仍屬於比較能面對實際問題的改革派。因為據一般瞭解，趙紫陽集團中原有人提出逐步恢復私有制的主張，不過未能獲得黨內多數人支持而已，而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厲以寧所設計的「股份制」計畫，基本上仍是想以漸進方式往這個方向推動。不論計畫的精密程度如何，他們總算是並未避開關鍵問題。
至於日前似已接掌經濟政策指導人攏的李鵬，則大約是傾向蘇聯式經濟制度的，他最近的想法如何，尚無資料可供判斷，倘若他其在原則上要「以俄為師」來進行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則必弄得中國經濟改革全局走入「東倒西歪」的古怪狀態，那時會出現什麼毛病，更難事先推測了。
認真說起來，中國經濟改革運動原不能孤立地推進，非經濟性的制度因素，對於經濟改革的阻力，幾乎有決定性的作用，這些因素如不能消除，縱使經濟政策排除了內在矛盾，仍不能保證順利收效。而這種因素卻正與目前中共的整個政治體制有關，因此，一說清除這種因素，使意味著政治體制的大改革。而且像幹部集團成為特權利益集團這種事實，又無法在短期中政變。
因之，從更高的層面看，縱使中共開明人士真能決心大改政治體制，在時間方面也無法強求速效。不過，若是徹底改革政治體制能成為確定決策，則縱使要等很長時間方能實現，仍可算是走上了正軌，非目前這種迷亂情況可比。
目前的迷亂，只就經濟情況的層面看，已造成重重荊棘。李鵬能否採取什麼有效方案，來對付目前的表面問題，已是一個疑問；深一層的全面體制問題，更不用說，如果李鵬對現在國內各階層的人共同關心的物價問題不能找到有效的對策，則這個改革中的第二次低潮時期，可能便很短暫。換言之，趙紫陽一派叫能居於經濟改革的主導地位。所以，比起胡耀邦來，目前趙紫陽的處境要有利得多。
改革低潮不會長久
所謂物價問題，事實全與物資的匱乏、特權的橫行等因素不可分割。但無論就生產力的提高，或就人事制度的改進講，那不是可以很快達成的事，趙紫陽及其集團所不能辦到的事，李鵬怎樣可以辦到、殊難想像，而且，如上面所說，趙紫陽集團雖然未能事先制定全面計畫，但還算能夠面對私有制及公有制的基本衝突問題。李鵬及姚依林等，究竟對這種關鍵問題持什麼態度，卻至今尚看不出端倪。
很可能這個集團偏信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根本不考慮私有制，若是如此，則李鵬、姚依林集團的經濟改革將會走一條完全難通之路，而很快可能成為失敗者。他們如失敗，正如上面已經說到的，趙紫陽集團可能重掌權力，不過，這種變來變去的局面，對經濟改革的貸際進展，都不會有什麼正面意義。但專就改革運動的高潮與低潮看，則目前轉入低潮大概不是長久局面，這一點不難斷定。
(勞思光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文轉載自香港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