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你在高雄市的施政，獲得最高等級五顆星的施政滿意度，高雄市民也自認是過去近三年來進步最大的城市，你認為主要原因何在？
A：我想主要是因為我們解決了市民長年的沈痾，同時帶給市民未來的希望。
從沈痾來說，一是高雄自來水的問題，二是污染問題，如河川污染，這些過去市民最為詬病的，我們一一加以解決。
我也給城市帶來希望，爭取到國內外的大型活動，如2009年的世界運動會、高雄燈會等，這都是高雄的驕傲。而捷運、巨蛋的開工，以及體育園區的規劃，也都帶給市民對未來生活的憧憬，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Q：你如何領導市府團隊，讓市政有明顯績效？
A：一個目標明確，有效率且熱情的團隊，以及可行的策略，缺一不可。
首長的個人風格可能很不同，但我覺得「承擔」很重要。領導人要替下屬承擔責任，下屬做事才能無後顧之憂，所以我當政務官，很多公文、責任我都承擔下來，自己還被法院移送好幾個案件。我做裁決也很明快，不能讓下面的人無所適從。
用人我主要的考量是「互補」。因為我長得比較難看，所以都用比較帥、比較有能力的人。我希望給同仁成就感，這樣他們就會有熱情。
就政府的運作來說，府會不和諧，很難做事，而且耽擱了人民的權利。府會的和諧相處，需要時間，也需要誠懇。我在當市長時，常告訴議會，當府會互相攻擊時，市府的形象與滿意度降到25％，議員也只有18％，讓他們體會和諧的好處。
現在行政院與立法院也是要解決和諧的問題。我認為大概一年內會解決，而且也一定要解決，不可能長期這樣。現在兩院的滿意度都很低，立法院大概20％，行政院也好不了多少，其實兩方和諧，對彼此都有利。
Q：從高雄市長升到行政院長後，你在心情以及作法上如何調適？
A：因為我來自基層，比較瞭解基層的需要，所以我知道，中央是扮演協助的角色，與地方發展伙伴關係。
中央掌握資源，當我們知道地方有些什麼事情不能做，我們就要去協助。如果中央只顧做自己的事情，地方只能配合，這麼東做一點、西做一點，對地方發展也不好。例如我現在推出「新社區六星計畫」，要把中央很多計畫落實到社區去做，就是兼顧到地方的發展。
Q：有高達十七位縣市長都表達，財政困難是他們施政的最大阻礙，你認為中央應該如何協助？
A：最近幾年來國內公共投資急速降低，而民間投資卻沒有等比例增加，造成我們的GDP沒有辦法成長，所以我們準備更加鼓勵BOT。不只發給獎金，同時還提供1％的金額給地方政府自由運用，這是一個很大的誘因與改變。我們打算今年做到新台幣1000億元的BOT案。
中央政府現在也設法幫忙地方做許多事情，例如行政院現在提出八年800億元「水患治理特別條例」， 也是要協助地方，解決淹水的問題。
Q：本刊的民調顯示，民眾普遍認為中央政府的資源多放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你如何看待民意的反映？
A：民進黨執政的這幾年，大部分的資源還是放在北部。例如中部科學園區位在台中縣市，非民進黨執政的地方；竹科也不是。
現在中央對地方大部分的補助都是競爭型的計畫，也就是地方政府自己要提撥部分的經費或者有效率的執行，中央才會同意撥款。
例如「城鄉新建設」的計畫補助，第一回合是各個地方都有獎，但有些縣市無法在期限內執行完成，時間一到，中央政府就把經費收回去了。在我任內，高雄市準時完成了，就有機會接下第二梯次的計畫。這除了執行力之外，地方政府要取得公共建設，也要有一定的配合，像配合款，以及解決人民的抗爭等，要不然中央政府也不敢給錢。
Q：調查也顯示，民眾最希望地方政府加強治安，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如何攜手打擊犯罪？
A：治安是全國統一性的問題。治安不好的原因很多，但是我想中央政府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過去有些政策是錯誤的，例如過去五年，警專只收了一百多位的新生，近乎停擺的招生情況，是因為政府低估了每年會有一千名警力退休，再加上週休二日，造成警察每個月減少的班次多達數百班。
所以到今天，警力的預算名額缺了差不多七千八百個，尤其刑事警察嚴重不足，這只是預算內的缺額，還不包含增加編制的名額。
警力的不足是造成治安急速惡化極大的一個原因。我們現在也不可能一次補足所需警力，只好慢慢調整。大概這批調整的人力要到今年10月才能夠上路。
但有些事情是地方政府必須努力的，例如地方警力勤務的落實，另外警察的指揮系統也有些問題。今年以來，發生的所有綁架、勒索等大案子，都破案了。這一點對於治安是有些幫助的。至少，破案就是最好的預防了。
我認為，未來逐步把警力補齊，提高士氣，對於治安是有正面效果的。
（刁明芳採訪，林美姿、萬敏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