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麗拿，一九四０年生，上海音樂學院管絃系副教授，大陸著名小提琴家，十九歲即以演奏「梁祝」小提琴協奏曲而聞名。
她的獨子李堅不讓乃母專美於前，十六歲便獲巴黎瑪格麗特國際鋼琴比賽第二名。現年二十三歲的李堅，已經在好幾個國家演出過，是國際間的鋼琴新秀。
音樂是不錯的出路
和台灣一樣，讓孩子學音樂，在大陸上十分盛行。不同的是，台灣的父母是希望培養子女良好的氣質、高尚的嗜好；大陸的父母則認為學音樂是不錯的出路(官方重視並提倡正統音樂)。尤其在動亂的年代，在音樂方面有一技之長，似乎日子總要好過些。父母是音樂家，早女更容易得其便利，因此大陸上的音樂世家很多，俞麗拿與李堅是其中一個傑出的例子。
今年五月十二日，在上海俞麗拿的家中，她敘述李堅學琴的曲折歷程，和她做母親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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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堅是一九六五年生的。不久就鬧起文革，上海音樂學院有五個系主任受不了批鬥而自殺，全校教員前後死了十幾個。我也因為演奏「梁祝」而受到批判，「梁祝」是「大毒草」，我就是「放毒者」，下放到農村去。
李堅才七個月，就被迫斷奶，交給托兒所，和我分開了。那時候我二十多歲，碼頭上扛過貨，水泥地上睡過，豬圈裡住過。工農兵是主人，知識分子很臭，是接受再教育的對象。學校長期停課，成天開會、貼大字報，琴藝都荒廢了，也根本不知道將來還要不要我拉琴，不知道這把提琴跟我有沒有緣份。那種心情，你們不能理解。
可是那時候滿街都是小孩子在學琴。因為中學畢業生「一片紅」，都要「上山下鄉」，到農村裡去「插隊落戶」。很多家長因此急著給孩子學個一技之長，縱然下農村，日子也好過些。
李堅八歲，唸小學了，每天回家。外面很亂，到處是紅衛兵和紅小兵，打打殺殺。我很怕孩子在外面會學壞，叫他一放學立刻回家，先做功課，然後練琴。本來，我自己都不知道這條路走不走得通，可是孩子的時間一定要把他排得滿滿的，鋼琴、小提琴都學。
鋼琴真正是他的
我把所有空閒時間都放在他身上；小提琴自己教、鋼琴陪他練，一段沒練好，大家都別吃飯。那時候母親和我們住在一起，碰到這種情形，她既心疼女兒，又心疼外孫在旁邊直叨唸。 沒想到一九七五年李堅沒考上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時稱「五七音樂訓練班」)，竟然是因為這慈愛的外婆的緣故。原來我媽是地主家庭出身，大舅四九年去了台灣，文革時媽被戴上「黑五類」的帽子。李堅考試成績雖然優異，學校即要查出身成分，一查，當然就沒他的份兒了。
上海音院是全國歷史最久、水準最高的音樂學府，而要進這所音院，幾乎沒有例外地要從音院附中讀起。考不上附中，李堅的音樂之路差不多就堵死了。可是這又不是他的責任，又不忍心告訴他是什麼原因，外婆自己更是難過。
我不再逼他練琴。他自己倒不怎麼難過，因為他雖有音樂天賦，多年來畢竟有些「為媽媽練琴」的味道。我讓他去學游泳，學做半導體，他總要有點寄託、有點技能呀。
第二年，他做半導體時割傷了手，自己也沒在意，當天傍晚又去游泳，感染了細菌，到夜裡就發高燒，我們急忙送他去醫院，醫生說是敗血症，很危險。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星期，才算把一條命給撿回來。回到家，一開門，他就撲到鋼琴上彈起來，外婆站在門口，眼淚噗噗地掉。從那時起，鋼琴真正是他的了。
一九七七年，考試政策改變，恢復「擇優錄取」原則，李堅插班考進附中初二。同年插班進去的，有好多有才能的孩子，後來都在音樂方面有了成就。那一年是一大關口，不僅是個人，國家在那時也差不多奄奄一息，就這樣獲救了。
現在，我和他的共同心願是讓他成為世界級的鋼琴家，我鼓勵他出國去，多學習、多磨練。我深盼開放政策持續，千萬不要開開關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