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仍然長，黃河依舊黃。
四十年隔離後，十萬遊子已再見夢裡中國。
那是歷史的中國，古蹟傳統依然在；那是地理的中國，三江五嶽依然在。
但，那不是現代的中國，「走來走去，走回了六十九年前的起點，」大陸詩人邵燕祥發現。
那不是開放的中國，「我們把台灣逼出聯合國，一個個國家都跟台灣斷了交，台灣沒法子了，只有發展經濟。」一位老幹部得意自己的分析。
那不是謙和的中國，「毛澤東的名言：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不是嗎？」走過文革的人痛苦地回憶。
該瞭解的事實
不論是初訪或重返中國大陸，都不能不瞭解這些事實：一九五一年，大陸公布「土地改革法」，兩千萬地主和家屬被清算鬥爭，甚至槍斃，那一年，台灣正舉辦第一屆市長與民意代表普選，非國民黨籍的吳三連當選台北市長。 一九五八年，大陸鼓動老百姓土法煉鋼「大躍進」，帶來三年大飢荒，餓死兩千萬人；台灣在那年裝設了路邊投幣式公用電話，私家轎車突破五千輛。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掀起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處抄家武鬥，一千七百萬知識青年下放北大荒、大西北；那一年台灣的青年正在聽余光的「青春之歌」，看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一萬兩千名大專畢業生中，有近五分之一出國留學。
一九八０年，大陸開放深圳試辦經濟特區，每人年所得為二百美元；台灣那一年的平均國民所得是二千美元，新竹科學園區成立，留美高科技專才紛紛返國創業。
一九八八年，大陸仍有六千萬人挨餓、兩億人是文盲；此刻的台灣，每年出國觀光一百二十萬人次，股市與房地產狂飆。
要認識對岸的中國，不能忽略的是：
它是一個體制不同的社會。「馬克思主義四十年來已深入人心，」一位北大學者指出。四川鄉下八十歲的老太太都可以談「一國兩制」，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雲南城裡十二歲的男生被問到將來志向，他大聲地說：「要做公安人員。」
組織嚴密的社會
它是一個組織嚴密的社會，「大組織套著小組織」，一位北平的年輕人指出。一套嚴格的檔案制度，把每個人的成分、經歷、社會關係記錄下來，控制思想，控制工作……。「我常想，文革時期，一人發瘋，十億人跟著發瘋，為什麼？那不是思想控制是什麼？」一位中年幹部毫不諱言。
它是一個一人領導的社會。儘管有「中央政治局」為決策中心，然而「如果鄧小平認為某個決定不好，他只需要讓表意見，就會影響決策。」中共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也承認。一位華裔美商在與大陸打過交道後心有餘悸：「只要某些人說一句話，政策隨時可能改。」
它是一個人口太多、素質太差的社會。上海南京路上，天天一片人海，只見萬頭鑽動，看不見馬路路面。火車站前的廣場，蹲著的、躺著的、隨地大小便的，「好像隨時都看到一群逃難的人，」一位返鄉探親的老婦人形容。作家劉紹銘曾告訴友人，他回重慶後，有一天半夜突然驚醒過來，他說：「我想到每天一早，十億張嘴巴張著要吃飯，就嚇醒了。」
它是一個封閉的社會。「你們台灣治得好，是因為有美援、地方小，好治嘛！」一位上海科技人員告訴台灣訪客。「我國的英語口譯是世界第一流的！」小男孩面對著電視機向探親的姨媽轉述老師的話。電視上歌曲儘是歌頌「祖國」、「山川」、「中華」，一曲「長城戀」：「炎黃子孫把祖國戀。願做長城一塊磚」，「騙知識分子的心最容易！」海外歸客看了，又心疼又感慨。
不能忘記的事
要認識對岸的中國，也不能忘記的是：
它是傳統文化的中國。在長期的堅苦下，部分知識分子反而沈潛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九十五歲的學者梁漱溟，躺在病床上向台灣訪客吐出心中的期望：「要注意中國傳統文化」。民主鬥士方勵之，有機會留居國外，他卻堅持：「回到中國，我才會有更大貢獻。」
它是中國人的中國。只受了七年教育的聶衛平，帶著從小數學總考一百分的聰明，與下放北大荒磨鍊出來的智慧，成了剋日的「棋聖」。他對輸與贏的看法是：「棋可以輸，但氣不能輸。」四十一歲的「千萬元戶」簡廣在大陸經濟初放環境下，使用現代經營運念，打拚出自己的企業。
這一系列全面觀察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文章，從老一輩的知識分子，幾乎消失的中年一代，到有話要說的年輕一代；從「萬元戶」的集中地－－沿海，到貧窮依舊的內陸；從城市到鄉村，遍採今日大陸的風貌。
中國在那裏？
中國大陸是「中國結」的起點，也是「台灣結」的終點。瞭解這個起點與終點，是每位中國人的責任。
願把這，一系列的觀察獻給所有關心中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