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女子籃球隊遠征蘇俄，七戰盡墨。儘管如此，國人大概不會感到太失望。因為能參加世界杯比賽的，都是各國一流隊伍。我們的實力比諸「列強」還有一段距離，教練江憲治行前就曾說過，以「少輸為贏」。
事實上，海內外中國人對中華女籃赴俄比賽之所以關注，不完全因為它的體育性，而是看重它的政治性。自退出聯合國之後，我們在國際上與國日少，孤立日甚，在外交上如何靈活運用，突破困局，為國家找一條出路，是大家所一致期盼的。
實在放不開
可是女籃征俄，至少從新聞報導上，看到我們的做法實在放不開，有點兒欲言又止。電視台可派記者採訪，報紙不行；報紙可從國外派人去，從國內不行；電視鏡頭只能對準球場，球場外不行……。如果我們問為什麼不行？理由何在？相信國內大概不會有人問，問了大概也不會有人答。
不僅在技術層面上看到我們外交事務的矛盾與費解，在「政策」上赤復如此：
我們的球隊可以到蘇俄打球，但蘇俄的人不能來訪問；
我們的商人可以和東歐做生意，但東歐的人不能來開學術性會議；
東歐的獅子會會員可以來參加國際獅子會年會，但匈牙利和捷克的青少年棋手不能來參加世界青少年圍棋比賽；
國際棒球賽在古巴舉行時，我們可以去；由我們主辦時，古巴就不能來。
凡此種種，令人如墜五里霧中，不知道外交部是什麼樣的想法、做法。對這個問題，這大半年來，(朱撫松部長)有兩次比較正式的「政策性」說明。
一次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主持外交部年終記者會。當被問到中央研究院院士建議准許東歐學術界人士來台出席國際會議的問題時，他同答說我們的「基本國策」未變，對與東歐國家來往，與對所有共產主義的國家一樣，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不能讓他們來台訪問。
另外一次就在最近。七月在台舉行國建會，朱部長在會中報告對外關係，與會人士也建議應准許共產國家學術界人士來台出席會議。朱部長明確的表示，政府採「政經分離」的原則開放東歐貿易，除東歐商人來華可專案核准外，我國禁止任何一個共產國家人士來台訪問、參觀或開會。
困惑沒有廓清
朱部長的話，並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他的態度雖然很明確，但對我們的困惑，一點也沒有廓清的作用。不僅沒有廓清，反而增加了混淆。我們只要再提兩個問題好了： －－朱部長說，除了東歐商人外，我們「禁止任何一個共產國家人士來台訪問、參觀或開會」。那麼，東歐的獅子會會員來台算什麼呢？
－－朱部長說，以「政經分離」的原則讓東歐商人來台做生意，那麼，為什麼不可以「政經分離」的原則讓他們來出席學術會議呢？
總之，朱部長的解釋和理由都是經不起分析的。朱部長口口聲聲提到「基本國策」，社會上很多人懷疑，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有沒有政策？有沒有讓國人可明確瞭解而能遵行的政策？
蘇俄是共產國家的領導者，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在大陸時，有很長一段時間，蘇俄是我們的友邦。而且我們曾接受蘇俄某種程度的幫助。可見不與共產國家來往，並不是我們的「基本國策」，至少不是一貫的國策。我們當時所以和蘇俄建立那樣的關係，是因為那樣的關係當時對我們的國家有利。
所以說，追求國家利益才是一國的「基本國策」。怎麼樣做，只是達成政策的手段而已！
再舉一例：我們的「國策」難道願意或承認外蒙古獨立嗎？但當年蘇俄以「集體入會」的方式挾外蒙進入聯合國時，我們在最後忍痛放棄了行使否決權，因為兩害相權從其輕，我們要維護國家的利益。
後遺症到眼前來
但我們在聯合國堅持了另一項「政策」－－漢賊不兩立。結果中共入會，我們退出，其後遺症之嚴重，「如今都到眼前來」，也就不必細說了。
朱部長主持國家外交的大政方針，當然知道英國有一句名言：英國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個人說這些，並不表示贊成或反對和共產國家或共產國家的人民來往，只是覺得這是一項手段，不是政策。外交部應該研究一下，跟不跟他們來往，來往到什麼程度，其利弊得失在那裏？然後昭告國人，只要有客觀而具體的理由，大家自然信服。現在朱部長只是含混籠統的提到「國家安全」，我們實在難以理解，東歐兩個十多歲的大孩子來下圍棋，會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有什麼了不起的妨害？
外交部的作風，一向認為外交是外交部的事，跟你們老百姓講，你們也不懂，十足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想法。每遇到重大外交事件，社會人士有所建議時，外交部的人私下常說：「我們外交部難道沒有專門人才？我們難道對這些事都沒有研究思考？」
誠然，外交部有不少專門人才，但這樣就一定能把事情做好？就一定不必再聽別人的意見？我們舉幾個例子：
人事行政局難道沒有專門人才，連中秋節放假，這麼一點小事都弄得民怨沸騰；
經建會和經濟部難道沒有專門人才，油價反映只是一技術事項而已，三反四覆，仍不能使大家滿意；
國科會和原子能委員會難道沒有專門人才，核電四廠到現在還擾攘未定。
再往深一層說，聯合國會籍、對日外交、對美外交，這種種大事，那一件老百姓曾經過問，而不都是由外交部當家作主的？
不容一般人置喙
實際上，外交事務還不僅不容一般人置喙而已。我們退出聯合國之前的那一屆聯大，會籍情況已岌岌可危，當時的外交部長周書楷應召到執政黨中常會報告聯大情勢。他報告結束之後，一位中常委發言，指周部長報告的內容，都是在報紙上登過了的，無需他再說一遍，希望他能講一點真正的內情。
正當周部長躊躇著不知如何以對時，與會一位高階層人士為周部長緩頰說：「聯大會籍交涉是重大外交機密，不宜公開報告。」這位中常委忿然作色曰：「如果在中常會都不能報告外交機密，還有什麼地方能報告的？」
我們承認，外交確有機密，而機密也確不能對社會公開。但是仍有三點可以討論：第一、並不是所有外交工作都要在秘密中進行，所以也並非所有外交事件都是機密；第二、交涉進行中也許是機密，並非永遠都成為機密；第三、外交重大問題面臨利害選擇－－如亞銀是留是去，社會討論意見，可供政府決策參考，無礙於外交之秘密折衝。
當前民智日開，一般人對國家大事越來越關心，也越來越肯表示意見。本來，民主政治的基礎就在民意，先進的民主國家多有一套制度，讓民意充份表達，使政府的決策不僅不悖離民意，而且能從民意中汲取多數人的智慧，把政務推行得更好。
無視民意的外交政策
在中華民國，民意已逐漸受重視，在政府各部門的決策考慮中，民意的比重越來越重，不過外交部似乎是一個例外。外交部甚少(如果不是「從未」)和社會溝通，甚少把有關外交事項商諸國人，聽取大家的意見，爭取大家的支持。
當然，我們瞭解國家當前處境的困難，即使不是「弱國無外交」，至少是「弱國難外交」，所以對外交人員盡心國事的宵旰勤勞，忍辱負重，內心相當的同情與欽佩。可是，也正因為外交難辦，外交部更不宜閉門拒諫(國建會取消了外交組)，削弱了外交決策和執行的力量。
全瓦才有可為
年來外交陣線屢屢受挫，一般人憂心之餘，也不免在外交的外圍吶喊一番。個人認為，其中以立法委員簡漢生、林炳森今年三月七日在立法院提出的質詢，最精粹平實。現在把這篇質詢濃縮為三個要點，供外交部和我們大家一起溫故而知新：
一、個人可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國家則萬萬不可。全瓦才有可為，才有機會獲得最後勝利。
二、政府至今還不承認我們在國際社會上越來越孤立，反而一再強調與多少國家有實質關係，這是一種心理安慰。邦交是無法取代的國際雙邊關係，而國際組織會籍是無可取代的國際社會身份、地位證明書。
三、希望政府能秉持有所愛、有所不變的原則，從以往保守、被動、僵化的外交動作中蛻變過來，面對瞬息萬變的世局，主動出擊，制變取變，重新積極活躍在國際舞台上。
(張作錦為美國世界日報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