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年代後半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劇變的時代。當全世界爆發戰後嬰兒潮的時候，中國的嬰兒在襁褓中顛沛流徙；當全世界民族主義勃興的時候，中國一分為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海島台灣。
在台灣，幾年之間的變化也是既快且劇。剛剛結束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還來不及體會對故國的複雜情感，以軍人和公務員為主的大陸人便如潮水般湧至，而且大部份在這塊土地上生兒育女，從此沒有離開。
開發僅三百年的台灣，就這樣在極短期間內，始料未及地肩負起復興五千年古國的重責大任。台灣忽然之間不再心繫祖國了，因為現在它就是祖國。
當時的情景，無疑是既紛亂，又尷尬的。從民國三十五年到四十年出生，而在台灣長大的嬰兒，就是這樣在不斷的整合、急速的變化下成長。現在，他們當中的第一批，已經邁入四十大關了。
與社會一起成長
回首前塵，他們用電影和小說審視他們的前半生，檢討他們周圍的環境，產生了許多自省意味濃厚的作品。
本來，「我手寫我口」，摭拾身邊的題材，剪裁親身的經驗，放在作品裏面，是很自然的事。拍攝過「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等影片的三十九歲導演楊德昌承認：「我拍的電影就是談我這個年齡的人的辛酸苦辣，因為我講別的故事不會比這些更深刻。」
但是，這一代的故事為什麼特別值得一提呢？正如電影編劇吳念真在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所說：「我們是與這個社會一起成長的，我們隨看社會的變化而變化。」
三十七年來的台灣社會，由於與中國大陸的斷然隔絕，已經在台灣人與外省人逐漸融合的情況下，發展出與今日大陸迥然有別的另一種文化。
基於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考慮，戰後在台灣長大的這一代看不到民國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電影的大多數經典之作，如春蠶(程步高導演)、小城故事(費穆)、我這一輩子(石揮)、大路(孫瑜)、夜店(佐臨)、馬路天使(袁牧之)等電影，和沈從文、茅盾、巴金、魯迅、老舍等的散文與小說。
批判、自省與創新
這造成文化上的斷層。這一代不知道老一輩的人是如何表達情感、記錄生活的。傳統在他們來說有如初春嫩草，遠望青青近卻無。
這一代的知識份子因此普遍對上一代抱著否定、批判的態度。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曾昭旭分析，這是由於他們只看到過去文化殘留下來束縛人、壓迫人的虛偽一面，而沒有看到它原有的人道主義、光明、理想的一面。
對電影有深入研究的焦雄屏指出，台灣新電影的工作者有陷入自憐自傷情緒的危險。作家亮軒也說：「我們的作家往往喜歡顧影自憐、孤芳自賞。」
原因是，他們抱怨上一代沒有留下豐美的土地，憐惜自己必須在一片荒蕪中開創新局，卻還得不到應有的肯定。
這一代的確是創新的一代。三十六年出生的漢聲雜誌副總編輯奚淞形容他們是「無中生有」的一代。
他說，在這一代成長的時候，似乎發現社會上有很多空缺需要填補，而他們也有創新的勇氣。於是，同屬這個年齡層的楊德昌、侯孝賢、柯一正等導演掀起台灣電影新浪潮；林懷民創立雲門舞集，編演中國人的現代舞；許博允、樊曼儂成立新象藝術中心，引介世界藝術；金士傑、卓明、金士會組成蘭陵劇坊，以嶄新手法演出舞台劇……。
浪漫、艱苦、無力的時代
這一代也是浪漫的一代。外省人方面，從父母輩的生活和言談中，清楚地嗅到大陸的氣息。奚淞形容：「我們與中國母體的連繫，是在不知不覺中種下的。」
早幾年(民國三十一年)出生的亮軒也回憶自幼被父母逼著背孟子、古文觀止的情況。從古書上，他們體會出自己「與中國歷史的血肉相連」，他們都承認這種心情相當浪漫，因為是對一些遙遠的、無法見及的事物懷抱嚮往和幻想。
在台灣土生土長的這一代，對傳統有另外一種的浪漫情懷。
三十九年出生的女作家蕭麗紅在小說「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裏，對舊式閩南家族生活有近乎唯美的描寫；三十八年出生的另一位女作家廖輝英在成名作「油麻菜籽」中，則對自己的成長歷程作了自傳式的敘述。那段歷程雖然艱辛，但現在追述起來毋寧是驕傲而溫馨的。因為，就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裏，這一代像荊棘中的小草一般，奮力向上，生長壯大了起來。
那是沒有電視、沒有廣告的時代。正因為沒有電視，每個人比較有可能變成和別人不同的人。奚淞形容：「就是要混太保，也得要自己去混，不能從電視上學。」他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時代」。
廖輝英則認為那是一個「無能為力」的時代。要同時應付生活的重擔和升學的壓力，女性又相當受歧視，使她深深感覺：「一切要靠自己，要有自主的能力。」這種想法反映在她的作品裏，便是一些女強人的出現。而女強人，本已成為這個社會的新現象。
西化之後回歸鄉土
在傳統的氣氛裏即將長成之際，這一代又經歷了全盤西化的階段。民國五十年代，存在主義風潮席捲校園，「劇場」雜誌、「現代文學」等刊物橫移西方的思想到台灣。對當時資訊落後但渴求新知的青少年形成很大的衝擊，使他們驚覺到世界文壇和藝術界有如此嶄新的風貌。
奚淞回憶他那一時代的人讀大量翻譯小說，當作經典，生吞活剝。從中學到大學，「我認識的文藝青年都是如此，」他說，同輩友人，有的能背誦卡夫卡、福克納、海明威、湯瑪斯曼等名家的作品，有的模仿他們的寫作形式。所有中國的東西都撇到一邊。
直到鄉土文學運動興起，他們感到模仿的階段已經過去。亮軒分析：「鄉土文學運動代表看對台灣本土的現況和未來的強烈關懷。」
這種關懷使更多人注意到本土作家，並且引起各種文學性和非文學性的反省和檢討，擴展了正反雙方的視野，對後來新作家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尋找中國和自我
在鄉土論戰展開之前，這一代的年輕人已有許多負岌海外。他們由外觀內，竟然得到相似的結論。奚淞到了法國以後，發現當年令他們看迷的存在主義、西洋文學，都與西方社會背景有深切、綿長的關係。「我們如果硬要去學，就像是邯鄲學步，到最後可能連自己原有的都忘記了，」他說。
這一代的台灣留美學生，在海外更遭遇了另一次思想衝擊，那就是保衛釣魚台運動。
這個運動對於在台灣長大的留學生而言，英實是對他們前二十多年人生的反省和批判。民國三十三年出生的張系國在記錄保釣運動的小說「昨日之怒」中，藉看男主角葛日新之口說：
「我們現在終於看清楚我們的未來在那裏。以前我們只曉得喊迷失、喊失落，……上一輩的人太關懷我們，希望我們永遠像溫室中的花朵般，不必面對現實。但我們終於覺醒了，我們要走出溫室，勇敢面對外面廣大的世界。……我們要繼承中國青年光榮的愛國傳統，團結在一起，為中國的富強而奮鬥！」
中國、中國，這正走戰後一代的情意結。在經過殘餘的傳統和零碎的西化洗禮之後，這一代一直在尋找「我」是什麼，「台灣」是什麼，「中國」是什麼。日本人松永正義在評論「八０年代的台灣文學」時，精確地觀察到這個現象。
台灣先要站起來
張系國在接受文學評論家龍應台訪問時也承認，「我們自己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我生命的一部份」，根深柢固。
他們不像上一代那麼篤定，也不像下一代那麼不在乎。這就走他們迷失、苦悶、傍徨的由來。
「溫室中的花朵」一詞，經常被用來形容青少年時期的這一代，因為他們是台灣社會轉趨富裕時成長的一代，是近代中國不知戰亂之苦的第一代，也是困於升學主義，在學校裏學不到生活智慧的第一代。他們大多數是在身體發育成熟之後，心智才開始真的成長。保釣運動對他們而言無疑是一項過於嚴苛的考驗。
楊德昌也經歷過釣運，並因此思索了一些問題，他得到的結論是：「我也許不是「台灣人」，可是我成長的經驗是在台灣。」他認為台灣先要站起來。拿電影來說，他絕不認為台灣的電影能代表中國。「我們的電影是在台灣的人拍的關於台灣的電影，」他主張先把這個立場站穩了，再去談其他，比較實際一點。
這個結論可能相當具有代表性，因為就在楊德昌返國參與電影工作的民國七十年，台灣又掀起了另一場小規模的文學論戰。
年輕作家詹宏志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小說家東年(三十九年出生)的話，給三十年來的台灣文學冠上「邊疆文學」的帽子，並進一步闡釋說：「那意味看遠離了中國的中心，遠離了中國人的問題與情感，充滿異國情調，只提供浪漫夢幻與遐思的材料。」
這篇文章立即引起很多爭議。但是無可否認，台灣的文學與電影，乃至其他文化藝術，在與大陸隔絕三十多年以後，已經發展成另一種面貌了。
需要開潤的胸襟
熟悉世界電影趨勢的人士指出，中國大陸近年的傑出電影，如「黃土地」、「高山上的花環」、「人生」等，表現出恢弘開闊、悲天憫人的胸懷，是台灣電影中找不到的。亮軒在談到「邊疆文學」之爭時也表示，台灣文學的問題，就是沒有大開大闔的氣派。「這三、四十年裡弄得小裏小氣的，」他感慨地說。
是不是因為台灣位於中國的邊緣，台灣的文化就注定成為邊緣文化呢？是不是因為台灣是一個小島，這裡的人民就注定產生不出夠深、夠廣、夠厚的作品呢？是不是因為台灣與大陸隔閡日久，台灣文化就注定不能納入小國文化主流了呢？
奚湘非常不以為然。他說：「誰是邊疆？孔子、老子和莊子何嘗知道別地方的人在想些什麼？何況在資訊流通的現代，人人都應該是個世界人。」
茶杯底的風暴
亮軒也認為，開闊的胸懷是從學習中鍛鍊出來的，學習比創作更重要。他說：「不要抱怨環境不好，不必太容易原諒自己！」
談到中國文化，奚淞相信，在台灣，中國的根比想像中要深得多。「我們讀不到三十年代以後的大陸作品，但是我們儘可以讀在那以前的。」
他強調放眼天下。年輕的作家如果只是在和黃春明競爭，那眼光就太短淺。在台灣，地方小，很容易出頭，很容易自以為是個人物。「我們應該心懷全中國、全世界、才知道自己的地位究竟在那裏。」在這個小地方比來鬥去，將只是一場茶杯底的風暴。
楊德昌承認：「我們這一代比較理想化，容易受挫、失望，比較脆弱。」
已到重新思考的時候
年長一些的曾昭旭提出忠告：「「興於詩」之後要「立於禮」，光有浪漫的理想是不夠的。」他鼓勵文藝工作者，在表達過理想的熱情之後，如果得不到預期的反應，不要失望，應該沉潛下來，探討文化現象的前因後果，找出一條可以遵循的路。
而臨不惑之年的這一代，雖然沒有親身經歷戰亂，可是比較能體會當年的憂患。他們在貧困之中成長，懂得珍惜現有的一切，看到下一代怡然安享，他們有些憂心忡忡。奚淞感覺「年輕的一代好像需要一點憂患來給他們製造痛苦，他們才會認真思考」。
他警告說，痛苦的時間就要來臨了，這幾年可能正是關鍵時刻。成長、豐足了幾十年，大家顯得有點不耐煩。特別是生態環境的敗壞，已經相常明顯，現代文明的災難已經臨頭。
經濟繁榮不能千秋萬世，奚淞相信我們到了必須重新思考的時候。任何一個行業的工作者，無非是為這個社會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他說：「我們正需要找出一條新路，許多事情需要奮鬥。」這也許正是戰後一代展現他們成熟、穩健功力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