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今天，在國際政治上，在炎黃子孫的文化宇宙裡，中國只有一個，但卻有三個不同的中國人的社會，三個不同的中國人的政治：它們是大陸、台灣與香港。
中國這三個不同的社會，這三個不同的政治，在過去四十年來，彼此處於疏冷、隔絕甚或敵對的狀態，絕少有正面的互動關係。但近年來，這三個不同的中國人社會與政治本身都發生了重要性格的轉變，以致出現三者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引發了前未之有的多邊互動關係。有理由相信，大陸、台灣與香港這三個社會與政治在未來正常的發展下，將會有更多面向的互動，彼此間將產生日益加深的影響，整個中國已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運會中。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了共產政權，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陣營的大國，而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則退移到婆娑之洋、美麗之島的台灣。四十年來，大陸與台灣一直處於僵持的對抗敵對狀態。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天無二日；在同一土地上，始終允許只有一個政治權威。而中共與國民黨在政治理念上截然不同，彼此更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二者根本不可能出現一般民主政黨競爭的局面。
非常形態的二黨競爭
但歷史的發展往往是出人意表的。過去四十年來，由於世界與區域政治之多重變機，更緣於一條天然的台灣海峽的隔絕，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竟然在同一中國的土地上，但卻又分別在台灣與大陸進行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競賽。誠然，這是一種非常形態的二黨競賽。
從人口與土地面積來說，大陸與台灣是有巨大差距的。在相當的一段時間中，台灣較之大陸絕對處於競賽的弱勢地位。在國際社會中，二者的地位與影響力也迥然有異，亦即這個二黨競賽是不成比例的。
但到了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台灣由於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躍升為新興工業國家中的佼佼者。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聲譽蒸蒸日上，而大陸則在社會主義的試驗中一波三折，文化大革命更把大陸帶到崩潰的邊緣。從而，台灣與大陸的競賽出現了新的變化，台灣在現代化上質的出色表現已補償了它在量上的弱勢。換言之，台灣與大陸的競賽已有了時代的意義。
台灣與大陸這二個中國人的政治，雖然一直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進行著競賽，不過這兩個政治卻為台灣海峽與政治意識的高牆所隔絕，二地的中國人雖同為炎黃的後裔，但二地的文化卻出現了斷層現象。這個斷層現象基本上是台灣與大陸兩個不同性格的政治所造成的。
值得欣幸的是，大陸與台灣這二個政治從八十年代開始，都出現了重大的變革，這二個中國人的政治固然沒有直接的接觸，但這二個中國人的民間社會卻開始有了多面向的互動。
也就在八十年代的初期，中國人的另一個政治－－香港－－的性格急遽地轉變了。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佔香港人口九八%的是中國人。香港自一九八四年中(共)英談判協議後，它回歸中國的母體已為不變之事實。也以此，香港已命定地成為另一個中國人的政治。香港的轉變，使中國人的三個政治出現了新的多邊的互動關係。香港將不只在台灣與大陸二個政冶間扮演橋樑的角色。它本身在三個中國人的政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經歷社會主義浩劫
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強制地推行社會主義的試驗。一個東方的農業社會，生吞活剝地被強納到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反其變種的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僵硬的框框中，進行社會主義的「強過渡」，先則照史達林模式依樣畫葫蘆，繼則因毛澤東思想的導引，在貧乏的物質基礎上，以形上的浪漫精神直接向共產主義進軍，乃至有人民公社的出現，造成生產力的低落、社會經濟的衰敗。
而六十年代之後，毛澤東與四人幫更發動文化大革命，舉國如中風狂走，竟至掀起了反黨反建制的大破壞。漫漫十年，全國陷於「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專政之下，中共自己也不能不承認是社會主義的浩劫。
四人幫垮台之後，一九七八年，中共在歷劫餘生的鄧小平領導下，痛定思痛，高舉四個現代化的旗幟，進行所謂「第二次革命」，以期挽救亡黨亡國之危機。
在四個現代化的旗幟下，中共展開改革與開放，包括廢棄人民公社，解放農民生產力，派遣數以萬計的學生留學歐美與日本，吸收資本主義的知識與技術，以反創設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等一連串措施。其改革開放幅度之大，為共產世界前未之有，一時間的確出現了新的機運。
之後，雖有「反精神污染」、「反資本主義自由化」的不是運動的運動，不只打擊了知識份子，乃至掌改革大旗的「黨總書記」胡耀邦亦被逼下台，一度使全國重陷進退維俗的困境。
而去年十月間，中共在「第十三次全黨大會」中，卒又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重新肯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此不但是民心所趨，改革無可倒退，同時中共領導層亦自覺到除繼續深化改革外，別無前途。
毫無疑問，中共未來的道路將荊棘重重，但改革的「第二波」將有可能為大陸打開一片新的局面。鄧小平所謂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固將在「四大堅持」下遭遇到重重路障，不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奧援下，中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強化生產力的基礎上，仍有較高的機會獲得發展的動力。
總之，中共的改革與開放不只是回應內在的強烈需求，也意識到來自海峽對岸台灣現代化成功的壓力。同時，世界共產主義的破產，特別是蘇聯戈巴契夫發動的改革，也刺激並強化了中共試探新模式的決心。
可以預見的，大陸中共政治的轉變與未來的動向將對其他二個中國人的政治 台灣與香港－－產生連鎖性的影響。中共年來不斷向台灣提出統一的口號，但那是沒有說服力的。只有當大陸的政治越來越走上民主法治之路，它才能在三個中國人的政治的整合呼籲上，顯發其實質的意涵。
台灣在民主化上領先
台灣，如前所述，在經濟現代化上取得優異成就，是不折不扣的「經濟奇蹟」。而由於經濟的發展，影響了社會結構的轉變，更因為教育的普及，國民素質益見提高，這些都有力地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客觀的條件。
一九八五年之後，執政黨的國民黨主席與國家元首蔣經國先生更陸續主動地提出擴大與提高政治民主化的政策。這一、二年來，不但有民進黨之成立，湧現了政黨競爭之格局，政府更宣佈解嚴，恢復憲政的正常秩序，最近且開放大陸探親，紓解了兩岸四十年親情隔絕之苦，今年一月一日更有報禁之解除，使媒體市場更能發揮自由競爭的機能。
這一連串的政治開放與改革，氣魄之恢弘，意念之誠摯，足見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濟奇蹟」之後有意識地開拓建構「政治奇蹟」的歷史感與時代精神。這使台灣在國際社會、在海內外中國人心目中，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在三個中國人的政治中，台灣的政治顯然在民主化上居於領先的地位。它無疑將正面並積極地影響大陸與香港的政治發展。
誠然，台灣這個中國人的政治，在令人鼓舞的突破性發展中，也出現了令人憂慮的現象，即島內少數鼓吹「台灣獨立」的聲音。此不但有歪曲、損壞台灣政黨之民主格局的可能，蓋「台灣獨立」明顯地與憲政秩序之建造是背道而馳的；同時更可能挑激、引發大陸對台灣武力的干預。蓋中共決無可能容忍、坐視台灣脫離中國母體的傾向。設果如是，則中國人的三個政治彼此競爭與互動的和平局面勢必破壞，而一個海內外中國人皆不願見到的骨肉相殘的悲劇性後果亦恐難免矣。
政治離不開人的意願與努力，台灣這個中國人的政治前途需賴於政冶人(無論在朝或在野)的智慧與器識，必須發揮高度的智慧與器識，堅守在民族文化的方位上，始能在中國人的三個政治中立於不敗之地，並能為未來整個中國政治的定性提供創造性的力量。
作為三個中國人的政治之一的香港，一直處於中國政治的外緣，但現在它也進入到中國的政治內圈來了。
香港的地位特殊
十九世紀中葉以還，滿清政有在英國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之下，陸續把香港(包括九龍與新界)割讓與租讓給了大英帝國；自此香港脫離了中國的母體，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這一百多年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的風流光采在民族的狂飆中逐漸消落褪色，而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香港卻發展為光耀奪目的一顆東方明珠，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國際都會。這是歷史的偶然，也是歷史的美麗錯誤。儘管美麗，但畢竟是個錯誤。
自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共)英聯合聲明在北平簽署後，香港將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中(共)英聲明中，清楚地規定了香港於一九九七後將繼續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並擁有高度的自主性。這就是中共所倡言的「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無論如何，香港已經踏上一個歷史的新階段，而現在也已進入到「過渡期」了。在未來的十年中，英國在非殖民地化過程中，香港能否創建一個新的政治制度並足以貫徹「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精神，將是香港中國人所面臨的挑戰。
在三個中國人的政治中，香港是最少主動運作的能量的，它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具有根本的依附性。但是，香港在九七年之後能不能繼續其安定與繁榮，能不能維持其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只是對香港的考驗，也是對中共大陸的考驗。香港的失敗固是香港中國人的不幸，而中共「一國兩制」的政策亦將徹底被否定，從而中共欲藉此以統一台灣的謀略自然成為水月鏡花。
三個政治的互動
所以，在三個中國人的政治中，香港不只是大陸與台灣三個政治之間唯一能提供橋樑的功能的，它也可扮演一個影響大陸與台灣互動關係之發展的角色。香港的現代化與其強烈的國際性格使它在三個中國人的政治中具有特殊的聲音與位序。
中國只有一個，但中國卻有三個不同的政治，這三個不同的政治長期來處於疏冷、隔絕乃至敵對的狀態。但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三個不同的政治出現了新的多邊的互動關係。這個多邊互動關係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發展的。整個中國政治的未來將不會取決於任何一個政治的動向，而將會取決於三個政治間互動關係的發展。
這本書是我最近幾年來對三個中國人的政治－－大陸、台灣、香港－－的一些觀察、思考與分析。這是一個時論性的文集，它不是名山事業，只是一個知識份子對國是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憂樂，而不能自已、發為言論的紀錄。
(金耀基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