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資政打電話至家中，邀我母親節中午在亞太飯店參加他家庭的聚會。他在電話中說，「除了永昌（獨子）一家三人以外，還有我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外甥女，她是我們中研院院士，她先生是諾貝爾獎得主，你會很高興與她認識。」接著又說，「我還要送你一本東南大學剛編好的我的書，其中還引用了你的話。」電話中的聲音較前幾次清晰而宏亮，令人放心。
五月十三日中午我準時赴約。李資政一家以及外甥女已經到達。這位外甥女就是著名的黃詩厚教授，中研院院士。她從1949年由大陸赴美深造，她的中文已經很生疏了。她的先生（David Baltimove博士）是加州理工大學（CIT）的校長，也是諾貝爾獎得主，在過濾性病毒研究方面很有原創性的貢獻。這次專程回來參加中研院的會議。
李資政氣色紅潤，被兒子、媳婦、孫女圍繞著，神情愉快，胃口也很好，一道道的菜幾乎都吃完了。在兩小時的聚會中，他聽得較多，也講了一些話，並且不時以英文與黃教授交談。
除了談及他的日常生活外，話題環繞著當前台灣的近況與對岸的科技與經濟發展。大部分的交談是用英文，每當我講完一段話，都向李資政請益：「您同不同意？」「我講得對不對？」他每次告訴坐在左邊的黃教授，「Yes……Yes……」也許我應當簡短地寫下我說的幾段話：
（１）當前台灣的經濟衰退，主要來自政治上的不穩定。政治一穩定，社會才會穩定；然後投資就會增加，景氣就會回升。
（２）台灣的經濟還需要進一步靠兩岸關係的突破，如果「戒急用忍」大幅修改，「大三通」能直接通，就可以立刻減少兩岸緊張，更可以增加台灣競爭力。
（３）大陸近年以來對教育投資已大幅增加，朱鎔基努力在推動「科教興國」。台灣在人才的培養方面要趕緊增加。兩岸的政府一定要控制軍費支出，多投資在教育與研發上。
餐後他送我一件珍貴的禮物——東南大學經濟研究所主編的李資政的書。他在書的封面親筆寫下了書名：《李國鼎創意實例》。我回贈了我們最新出版的 兩本書：《啟動革命》與《波特看日本競爭力》。
分手時，李資政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你們出了很多好書，要再努力！」
「要再努力」變成了李資政對我們所有這些敬仰他、追隨過他的後輩的囑咐。
《李國鼎創意實例》的第三頁，摘錄了我十三年前寫過的一段話：
「在過去三十多年台灣的社會中，出現了一些功臣，李國鼎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一位。
李先生是我們當前社會中，一個新觀念的推動者、新觀念的實踐者，……，他是一個發明家，發明了很多觀念；他是一個創新者，做很多人家不敢碰、不敢做的事。
李先生幾乎壟斷了台灣的現代觀念。」
十三年後的此刻，我不得不更沈痛地說，「台灣何時再會出現另一個K. T.？」
李國鼎貢獻隨著歷史的腳步更顯現
大多數人的貢獻，隨著時光隧道逐漸消失﹔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在他們在世的時候，其貢獻已經隨著歷史的腳印而更見顯現。
李國鼎先生正是這麼一個難得的的範例。他對台灣的貢獻是持久的、全面的。他既是台灣經濟奇蹟的貢獻者之一，又是近十多年來推動資訊科技的功臣，更是提倡第六倫的先驅。
在今天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只想做官、不想做事的年代，李氏一生的言行，豎立了一個從政者的規範——敢想、敢說、敢做。
因為李氏敢想，才能想得遠、想得深。因此就不斷出現新觀念、新方法、新政策。
李氏對台灣社會的熱愛反映在每一個他所鼓吹的觀念上，這位深具國際視野的資政，希望朝野共同努力，把ROC（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提升為文化大國（Republic of Culture），把MIT（Made in Taiwan）台灣製造，換成永遠不沒落「台灣奇蹟」（Miracle in Taiwan）。
對一位曾經早期走過台灣艱困貧窮時代的「經濟老兵」，按理說，應當充滿自信。但是當前泛政治化的瀰漫、從政者的私心、社會大眾的缺少愛心、是非觀念的模糊、群我倫理之難以落實，似乎都令這位年逾九十的資政憂心。
幾年前我曾寫過「近三十年來，很難找到一位政府首長對台灣社會的全面發展，會像李氏那樣投入那麼多的心血，以及擁有那麼多的專長。他實在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摘自天下文化出版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高希均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