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將近700萬市民居住的國際城市，他們共同的聲音都聚集在一棟矮小的英國殖民時期的樓房裡。
這座有著90年歷史、3層樓高的新古典主義派建築物，前80年是香港高等法院所在地，最近10年是香港立法局的議會地點，相當於台灣的立法院。
60位香港立法局議員，每週開會一次，他們聚集在一間300平方公尺的議堂大廳舉行議會。在耀眼的水晶燈光下，他們辯論質詢香港政府的政策，投票表決通過法案，香港民眾與新聞媒體，聚集在上面左右兩側的小閣樓旁聽。
議場內，沒有議員滋事打架的畫面，各部門行政首長發表政策演說時，氛圍相當凌肅嚴謹，議員正襟危坐，不會看到有人搔首弄姿，交頭接耳，接聽大哥大。
這棟樓房建築物，呈現出香港短短15年來民主歷程的發展脈絡，幾乎和大多數後殖民時期的新興國家，包括台灣、南韓在內，循著完全相反的軌徑進行。
香港沒有發展反對運動的背景環境，沒有長期積壓在民間的反政府情結。
近1世紀以來，英國駐港官員雖然執行獨斷高壓的統治方式，遏止本土精英參與政治，但是整個公務員體系，卻以清廉與效率著稱，司法機關維持相當高的獨立法治系統，沒有黨政包庇、司法不公的包袱，香港民眾普遍滿意長期以來安逸富裕的繁榮經濟，平均每年國民所得，將近台灣的2倍高，這些是百年英國殖民所留下的遺跡。
港英政府百年殖民，到世紀末期，與北京達成共同宣言後，才在1985年，第1次在議會中引進間接選舉，部分代表由各個工商團體選舉產生，就是所謂的功能組別代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另外一半的議會席次，還是依據殖民政府長久以來既定的傳統，經由官派指定。
民眾直接選出的代表直到1991年才加入議會。1992年，彭定康接任末代港督，大幅度擴大直選範圍，進行民主改革，這些措施，引起北京反彈，認為違反基本法的架構，隨即在97政權轉移之後，都被推翻了。
不論是殖民政府，或是北京政府都無意在香港培養長遠的民主政治制度。
「香港的情況，比較特殊，比較例外，」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高敬文指出，「他們沒有壓力，沒有一般民主化發展的過程，本來英國也不要民主，現在又有大陸的影響，控制民主發展。」
尊崇公務員
一直到今天，民眾最信任，尊崇的公眾人物，往往是像剛卸職的政務司長陳安生，財務司長曾蔭權等公務人員，而不是政治家。
整個政府架構，還是大致依循公務員治港的英國殖民體制，沒有所謂政黨指派的政務官。殖民末期，英國開始逐步提拔港籍公務員擔任要職，陳安生便是第1位被港英政府拔擢，擔任公務員體系的最高職位，相當於台灣的行政院長。
香港公務人員主管，不但在幕後執行政府運作，在目前置身決策執行的前鋒，同時兼任政治家的角色，往往產生政治責任歸屬的混淆。政府組織內，沒有所謂政黨指派的政務官，主要也是因為香港的議會裡沒有所謂的執政黨，政府在議會裡沒有擁有任何席次。
「香港走向民主化的唯一途徑是讓董建華由人民選出，」香港第一大黨民主黨黨魁李柱銘操著流利的英文指出。
在議會裡，一半的議員代表，也就是30位，還是依循各個工商利益團體自訂選舉方式，各自選出，獨立於黨派之外，代表「功能組別」。另外一半30位議員，其中24位由選民直選，多半是政黨的代表，其餘的6位議員，則經由一個88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
一個政府議案，必須同時獲得功能組別與另外一半30名議員的2層多數投票同意才能通過，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政黨，在目前的狀況下，都無法主導或影響一個議案的結果。除了比較保守的自由黨其成員多來自企業界，不管是親中派，還是民主派的政黨，多半還是同意，必須依據基本法的最終目標，廢止功能組別的選舉。
「我們民主發展，沒有強而有力的政黨，無法發展，」民建聯黨主席曾鈺成說，「我們的過程比較短，沒有經過政治鬥爭，沒有產生政治領袖，民主黨是六四事件捧出來的，民主抗共，現在也叫不響。我們還是缺乏政治人才。」
民建聯在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當中發現，市民對政黨的支持率最低，只有3成，低於對董建華和政府部門的評價。曾鈺成提到民建聯曾經接洽一些準備從政的大學畢業生，他們都表示不願參與任何政黨。
去年選舉中，高票當選的大律師余若薇，受到民主黨公開支持，卻拒絕加入民主黨陣營。
大多數議員，把議會工作當做兼差性質，整個議會就像個工商聯合大會，充斥著商界、銀行業、與法律界代表人士。
務實的政治態度
去年選出的60位新任議員只有12位是全職擔任，其餘分別就業於私人機構，包括1位公關顧問、1位漁民、1位護士、證券商董事長、醫師、教職人員、多位執業律師與商人、紡織工廠負責人。大型私人機構如香港第4大銀行東亞銀行的主席（即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李國寶，中南銀行副董事長吳亮星，國泰航空公司旅遊業與香港事務總經理楊孝華等人。
他們的成員，與英國殖民時期當時立法局的陣容，代表經由倫敦指派產生，組成人士，都是任職的香港英資機構的商界人士，大異其趣。
「香港是商人治港，10大上市公司占60％市值，」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王家英教授說，「香港政治人物很務實，像在港台關係就很保守。」
前香港英文《東方快報》創刊總編輯，曾任英國《獨立人報》的駐港記者韋安士，在他的著作《香港，中國的新殖民地》中批評，「這些來自商界的精英不在乎如何保存香港的自主性，他們比較急於和北京建立關係，沒有任何原則。」
4月初的一個下午，外面陰雨綿綿，議會大廳裡正在舉行投票，表決政府預算案，民主黨黨魁李柱銘離開議會大廳，氣急敗壞地用英文抱怨，「我們在功能組別，只有4席。這整個制度的設計，是用來強加在香港民意之上。」
民主黨在各政黨當中，擁有最多席次，但是整體60位議員當中，只占有12個席次，其中有4名代表功能組別，在2層的議員組別當中，所代表的席位連30％的代表性都沒有，無法主導議會走向。
一位議會助理回想過去整整1年來，由議員提出的議案竟然只有1件，是關於公共場所禁煙的案子，不過沒有通過。
提案權受到限制，政黨在議會內的代表性又不高，大部分的代表來自工商界，不用依附任何政黨，他們的意見取向，往往比政黨更能夠影響政策的取向。議員可以提出修正案，但難以受到多數議員的擁護。所以，政黨之間，全靠否決權來制衡行政部門。
在2000年的選舉當中，民主黨選民得票率雖然高達55％，但是黨員人數卻只有數百人之譜。人數最多的民建聯，有2000名黨員，每年繳交黨費100元港幣（約新台幣400多元）。
香港轉移之後，馬上遭遇亞洲金融危機，也使得民間原先支持民主改革的熱情，轉趨保守。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曾經在香港引起風起雲湧的回響，1990年代初，連一向保守的工商界也產生恐共情結，贊成民主化的趨勢，隨著經濟的急遽萎縮，對政治的期待又修正回到原點。
民主黨的頭號代表人士李柱銘都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實施3年多以來的運作，目前看來，還算是平順，發揮港人治港的精神，特別最近法輪功事件，香港政府沒有像澳門一樣，禁止法輪功成員抗議，也還沒有實際禁止他們在港活動。
香港通往民主化的窗口，最終還是寄望在小憲法基本法裡。「選舉本身沒有問題，香港人接受，北京也沒問題，基本法也肯定選舉，最終是要普選產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卲善波表示，這個中心，背後成員多是香港商業鉅子。
基本法規定不管是特區最高長官，或是民意機關立法局最終目標，還是達到直選的目標。「目標沒有爭議，問題是要多快，」卲善波說。
目前的現狀，至少會維持到2007年。根據基本法，屆時現行制度必須重新檢討，香港是否能走上民主發展，也有待時間來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