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相未選出前，東京永田町附近的料理店，不斷出現日本政要的身影。杯觥交錯和飯後的「卡拉0K」，多多少少可以拉近人與人，或者派系與派系之間的距離，為自己或所屬的派閥爭取到支持。然而一夜動輒數百萬日圓的交際費，再加上次數頻繁，這筆費用相當可觀。朝日新聞報導說，九月七日到十日之間，可知的餐敘次數就有十一次，短短五天之間就能吃掉數千萬日圓。
事實上一位眾議員的薪資，一個月大約是一百二十多萬日圓，再加上其他津貼，一年大概要花納稅人四千三百萬日圓。這點薪水夠嗎？朝日新聞訪問了一位自民黨中財力級位最差的議員，從去年六月到今年四月，總共支出一億七千萬日圓。如果沒有自民黨、所屬派閥等的資助，恐怕收支很難平衡。
銀行捐款最多
在日本，政黨或黨中派閥、個人為選舉和日常的政治活動籌措資金，已經是司空見慣的現象。甚至早在一九四八年，就有「政治資金規正法」，經過數隻修改，至今仍規定政黨或政治團體、個人要公開資金的收支狀況，同時對收受的額度有所限制。
今年九月四日，日本自治省公佈了去年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總額高達一千六百七十五億日圓，打破歷年來的紀錄。其中收入最多的政黨是共產黨，自民黨次之，然後是公明黨、社會黨、民社黨、新自由俱樂部、社會民主連合等等。捐贈的企業涵蓋銀行、鋼鐵、造船、汽車、商社、電機、保險、證券等，以銀行捐得最多。金額最高的前六十名有二十一家是銀行，前十名則有九家是銀行。
從這份報告書中還可以看出各黨的派閥或個人所屬的政治團體，收入情況竟然比黨好。去年各黨的政治資金收入比前年增加一二．一%，但是派閥和個人的政治團體收入即成長了一八．四%。尤其是各派常以「勵志會」、「出版紀念會」、「上任慶祝會」等名義舉行盛宴，實際上藉機出售一張一萬日圓到三萬日圓不等的「宴會券」，向出席的人徵收資金。這種方式得到的錢，據報告書的估計有八十七億多，扣除會場費用後的純益率竟高達八一．九%。
大小宴會不斷
以自民黨來說，政治資金收入最多的是安倍派，其次是中曾根派、宮澤派、河本派、田中派。各派都有一些所屬政治團體做為吸收資金管道，像安倍晉太郎有清和會、晉太郎會，晉友會等；中曾根康弘有政策科學研究所、近代政治研究會等。再加上隨時舉行的宴會，這些派閥的收入來源和效率都比黨多而且靈活。
早自去年秋天以來，自民遠的派閥就陸陸續續舉行不少宴會，例如去年十月安倍晉太郎召開一清合會會長上任慶祝會」收了十二億日圓；今年三月宮澤喜一的宏池會召開「三十周年慶」，收了十億曰圓；四月中曾根康弘也舉辦「日本前途說明會」，收了五億日圓。五月以後到七片中旬是最盛期，在東京舉行的宴會總計有四十回上下，同為田中派的竹下登和二階堂進的宴會也包括在內，前者收了二十億左右，後者收了十億多。
今年十月的首相選舉，正說明了各派努力籌資的原因。選舉沒有資金就像打仗沒有軍火，例如一九六五年七月，參議員選舉時，就有一句流行話叫「五當三落」，意思就是以五千萬日圓競選，大概能當選，以三千萬日圓出馬，則有落選之虞。到了一九七四年參議員改選時，全國區候選人有「十當八落」，地方候選人有「五當四落」之喻，只不過這些數字變成以億為單位。
資金的來源是財力雄厚的財界。所以，政界與財界互為表裡就成為日本政壇上普遍的現象，財界甘願付出大把銀子，實際上是希望自己支持的黨或人物，為他們花官場上、政策上圖一些方便，因此兩者就在各有所需的情況下，關係密切。像一九七六年被揭發的洛克希德飛機公司賄賂田中角榮醜聞，就是一例，洛克希德公司從一九七二年開始，為推銷飛機給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透過代理的丸紅商社，向日本政界行賄。案件曝光以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涉嫌收賄五億日圓被捕，雖然後來以二億日圓交保，但是此案迄今十一載，仍在審理之中。
來路去向均不明
即使有「政治資金規正法」的限制，資金與賄賂之間實在難以區分。像現在日益盛行在宴會上賣「宴會券」，就是一種新的籌錢花招。然而「政治資金規正法」卻沒有相關的明確規定。因此宴會所得的去向就不明朗，到底真正充當競選資金，抑或中飽私囊就不得而知了。朝日新聞連載「檢查自民黨總裁候補」一文，今年六月二十七日指出，政治資金報告上的「數字」只是實際情形的一部份，任何派或任何有力的政治家私底下擁有龐大資金，已經是政界的常識。據說竹下登因為當過大藏大臣(相當於財政部長)，在金融證券業中很有勢力，所以來路和去向不明的錢特別多。另外像二階堂進曾經涉嫌在洛克希德案中，收了丸紅的五百萬圓，雖然他矢口否認，但是已經在其政治生涯上留下一道難以抹滅的瘡疤。
選民發出抱怨
因此，今年六月十四日，四十五歲的小野滿，投書朝日新聞痛陳政治資金的籌措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政治人物沒有政治信念，只是為權力奔波而已。這種與我們生活背道而馳的資金籌措，正是助長不信任政治的元凶。」
抱怨的不止是選民。照理說，捐錢的企業應該是贊成候選人的理念、政策、活動，而主動掏腰包鼓勵的。但是朝日新聞的記者在宴會上聽到的卻是：「一連幾次都叫我買宴會券，煩死了，」「他們拜托我幫忙，無法拒絕只好……」顯然充滿抱怨和無奈。尤其是日幣升值以來，企業儘管照捐不誤，但是面對三日一宴、五日一會擺明要錢，也產生了反感。一位財界的首腦人物說：「選舉前到國外出差，完全是為了公司。」因為選舉一到，大宴小會少不了要捐錢，所以「出差一星期的話，可以省下一億圓左右。」
至於夾在政黨和財界之間的公務員，滋味也不好受。有位曾任某官廳官房長的人說：「最苦的差事，就是幫離職的前輩找再就職機會和處理宴會券。去職的人數有限還不難辦，但是宴會券年年有增無減，令人頭痛。一另一位擔任課長的人也說，不少議員或秘書直接打電話來辦公室，明白表示代向業者推銷宴會券，而且張數可觀。
輿論也聲討
由於國會議員並不具有公務員身份，即使公然籌資也並不構成受賄，而且黨總裁也不是公職，不適用「公職選舉法」，所以朝日新聞編輯委員石川真澄批評這是一種「合法瀆職」。
儘管遭人詬病，自民黨在今年八月下旬召開政治資金小組委員會，決定著手修定「政治資金規正法」，居然不是增加限制，而是將企業捐獻額的上限，由原來的一家公司一億日圓增為二億日圓，並準備在下次國會議期中提出。
看來，既得利益的這些政黨、派閥和個人並不想自絕生路。這也難怪政治資金報告書公佈的第二天，朝日新聞的社論最後一句話說，「要等到何時才有乾淨、無金錢污染的政壇？」
(取材自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