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政治勢力逼迫行政院長郝柏村下台。其間鬥爭之慘烈，政局之動盪，國人應記憶猶新。當時筆者在《遠見》寫了一篇文章「請外省人退出政壇」。我的主要理由是，台灣是各族群賴以安身立命的家園，如果因為一小部分人參政的原因，因而導致社會的不安，誠非大眾之福。這些少數人可從事千行百業，不一定非從政不可。若是他們退出政壇，使台灣內部能減少爭論、紛擾，國家可在安定中求繁榮、進步，則他們在這方面的「貢獻」，可能要比從政來得更大。
讀過這篇小文的人，正反兩面的看法都有：贊成者從政治現實著眼，覺得不失為追求社會祥和的正本清源之道；反對者則從政治法理著眼，認為不能剝奪特定人從事公職的權利。當然，「外省人退出政壇」的想法只能是一項呼籲、一種默契，不能立法禁止；但是，當看到宋楚瑜競選總統後掀起的風雨，個人忍不住要重申前議：請外省人退出政壇！
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地域觀念並不足為奇。抗日期間，政府遷都重慶，四川同胞往往排拒「下江人」。美國東岸新英格蘭地區的民眾，多少有點看不起「德州佬」。民國三十八年，國府被中共驅離大陸，百多萬各省同胞相隨來台。由於主政者對國家安全特有的戒心，由於「大中國」的歷史傳統，由於某些政策上和執行上的差錯，使本省同胞感受到有不公平的待遇，難免滋生畛域之見。其後因同學、同事和通婚等各種融合管道，再加上解嚴，以及選出台灣人擔任總統，省籍和群族問題本已可消弭，但是一碰到政治，一碰上選舉，問題就跟著惡化，社會就跟著不安。
以宋楚瑜為例，遠在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二日，他在省議會報告施政時，即提出「新台灣人主義」這個理念。八十七年底台北市長選舉，李登輝總統為支持馬英九而提出「新台灣人」的口號，晚了宋楚瑜兩年半。宋楚瑜也頗能實踐他的「主義」，努力學閩南話，全省走透透，並真心誠意為民間解決問題。可是一旦他參選總統，立即招致國、民兩黨的痛擊。當然，宋楚瑜有金錢上的把柄落在對方手裡，但請大家試想，宋如果是一位在地人，會有這樣下場嗎？
謂予不信，請看看龍應台，她在威權體制下，曾為全台灣人民的言論自由而冒險抗爭，居國外二十年仍拿中華民國護照，但是做為台北市文化局長，在議會裡仍然被質問：是不是台灣人？愛不愛台灣？筆者無意替人打抱不平，只是想說明一項事實：一旦涉及到政治，省籍問題就跟著發酵。其中原因，誰也無法說清楚、講明白，因為它根本無解，只有迴避。而最好的迴避方法，就是在「多數統治」的原則下，少數的外省人退出政壇，讓本省人士把台灣治理好，大家都可跟著過平安幸福的日子。
台灣這十多年來的內鬥，把國家資源消耗得太多，實在需要一個團結、安定的建設環境。至於外省人退出政壇，政局是否一定會平穩進步，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