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我出版了一本「從傳統到現代」的書，到今年正是二十年。這二十年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中華民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個大變化，是和平的、不流血的，但卻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它這是一個「靜默的革命」。這個「靜默的革命」，即是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亦部是「從傳統到現代」的運動。
從整體看，這個現代化運動是很出色的，以經濟指標言，台灣的國民生產毛額已排名世界第三十二位，貿易總額居第十六位。它比我二十年前所預期的還要快，還要有力量。其實，我懷疑二十年前是否有人真能預見到台灣現代化會有今天的成就！
跨出「開發中」範疇
二十年來，台灣已從一相當傳統的社會快速地走上一相當現代的社會。中華民國已經顯露跨出 「開發中」社會之範疇的跡象。今天台溝的經濟發展己與南韓、香港、新加坡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四小龍加上扶桑三島的日本乃成為今日舉世矚目的「東亞」經濟區的奇蹟。
東亞這些社會的經濟上的快速、持續的高成長以及社會全面的變遷，在人類發展史上是不可多見的。從全球的觀點來看，「東亞目的現代化表現顯得特別突出，他們是二次大戰後亞、非、中南美洲無數企圖現代化的國家或社會中少數成功的「異例」。
東亞的急速昇起，引起世界性的震盪。有的囿於「西方中心觀」者或以為東亞社會之興起，乃是一暫時或脆弱的現象，甚至以為如果西方，特別是美國保護主義高張後，這些東亞社會，尤其是以出口群向的四小龍將遭遇到萎縮的命運。這種看法不能說全無意義，但顯然把現代化的事象看得太簡化了。東亞社會之現代化的成功，絕不能完全從「外緣」因素加以解釋，正如拉丁美洲社會之無法突破現代化之困境，不能純從「倚賴理論」加以說明一樣。東亞社會之能走上現代化之路，除「外緣」因素外，尚有其「內緣」的因素。
霍夫漢史（R.Hofheinz Jr.）與凱特（K.E. Calder）所著的「東亞之優勢」（The Eastasie Edge），雖不必是定論，但至少提供了「內緣」因素的線索。社會學者勃格（P.Berger）在「一個東亞發展的模型？台灣經驗中的文化因素」的文中，擬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答案，可說是據守在韋伯（M. Weber）的理論進路中修正韋伯的觀點。
現代化之青黃不接
總之，台灣以及其他東亞社會現代化之優異成績，已逼使學者對此一經驗現象作理論上的反省。政治學者白魯恂（L.W. Pye）在新著「亞洲權力與政治」（Asian Power and Politics）中亦與勃格持同一看法，即東亞的現代化自具面目與特性，不同於歐美的現代化，東亞的現代化正成為研究社會發展的學者之新焦點。
誠然，一些能跳出「西方中心」的學者，則把東亞現代化的現象，從一廣闊的世界角度來考察，並指出其深遠的意義。社會學者鐵倫洋凱（E.A. Tiryakian）的說法是很有代表性並頗有意思的。他認為今日世界經濟之「不平衡狀態」所顯露的種種困難與危機，出現了「東｜西」與「南｜北」之陣營的敵對與隔裂。
他認為美國並沒有能建立一世界性的合理秩序，它的領導地位已漸漸失落。鐵倫洋凱且認為今日世界正處於他所謂的「現代化之青黃不接」的情況下。他說世界現代化之中心正發生變異中，即正處於從「北美」向「東亞」移轉這個過程中。鐵倫洋凱指出東亞正轉變為世界的現代化中心 ，正有了能向一個新的現代的文明與科技的新秩序急速過渡。他這個說法，雖不夠周延綿密，太多些「未來學」的色彩，但確是一種global view；一種「遠見」。這種global view正可解消地區本位的偏狹心理；這種「遠見」也可以擴大我們的視野。
在東亞的「靜默革命」中，恐怕最受到世界關注的是中國的現代化的動向。這不止指台灣，也指大陸。講到整個中國的現代化，算是一本充滿悲劇性的大書。古老的中國，自清末受到來自西方以先進科技為奧援的帝國主義的侵凌，一敗又敗，國將不國，誠是一「二千年未有的變局」。
國人面對此一變局，在痛苦中不是沒有反省，不是沒有努力，但在百多年的回應中，始終沒有能適切掌握到應付這個變局的契機。唯自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曾、左的洋務運動，康、梁的變法，到孫中山先生之共和革命以迄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一層層由「器物技能的現代化」，而「制度的現代化」，而「思想藝術行為的現代化」的轉變。這一路下來，漸漸摸索到現代化的途轍。不幸中國一直在內亂外禍相尋相煎之下，無法真正走上現代化建設之路。
落伍的社會主義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分裂為大陸與台灣。從此，三十七年來，隔著台灣海峽，共產黨與國民黨分別在大陸與台灣推行各別的社會經濟的建設，出現了二黨競爭的歷史新形勢。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在大陸擁有一前末之有的安定環境，本可專心從事社會經濟之發展，但三十七年來，除五十年代在建設上有成績外，其他時間主要為毛澤東的極左思想所主宰，以致出現「非現代化」及「反現代化」的現象。
毛在一九六三年雖有使中國大陸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社會之構想，但他不斷搞階級鬥爭，搞群眾運動等著重於生產關係之革命性之轉化；反知識、反文化，完全無視生產力之提高。文革十年，其他不必說，即教育系統亦完全受到歪曲與破壞；至於重量不重質的「人多好辦事」之人口政策，造成人口大增，文盲大增，完全與現代化之要求背道而馳，使大陸陷入一「落伍的社會主義」（backWard socialism）之泥淖。
一九七七年四人幫垮台後，中共在「亡黨」、「亡天下」的危機感下，乃重新提出周恩來生前揭櫫的現代化構想，標舉「四個現代化」，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為工作之中心，強調知識，強調紀綱，摒棄毛澤東思想中所榮耀的「群眾政治」，近年更在農村廢除人民公社，實行責任承包制，激發生產意願；最近且又推動城市經濟改革，肯定市場制的功能，並創設經濟特區，這一連串之非正統性的社會主義方式，鄧小平稱之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現代化非不可期
毫無疑問，這是中共三十多年來最大膽的脫離馬列教條的措施。目前在農村確已取得相當成效，但城市的經濟改革則問題重重。因改革而出現的意識型態領域上的緊張性（如計畫與市場之關係），更為嚴重。「四個現代化」的硬體固不足，軟體（如思想之轉變和組織管理之合理化）尤缺乏，前途仍充滿荊棘。但改革的浪潮已逐漸形成氣候。
如政治與意識型態上能作相應的轉變，繼續堅持改革的道路，則雖然在本世紀末仍遠遠無法典歐美先進國家相提並論，甚至連國民平均所得到美金八百元的水準（此為中共所預期）亦不能樂觀，但其在某一定程度上開出一現代化的局面，則非不可期。
中國大陸的現代化畢竟是一樁值得重視與歡迎的事。同時，唯有在現代化逐漸成功的效果上，中共才能逐步走出「落伍的社會主義」的陷阱，才能更認識到一個和平的台灣海峽對整個中國的重要。
不錯，中共在大陸的現代化，必然會對台灣構成競爭性的壓力；但基本上應該不會構成對台灣發展的威脅，因為台灣的現代化已遠遠把大陸拋在後面了。按照預測，到公元二千年，中華民國的國民所得可能達美金一萬三千四百元，台灣與大陸在經濟現代化上的差距，將使台灣處於一穩健的優勢地位。誠然，中華民國目前擁有前末之有的豐富資源，正有能力在現代化上更上層樓，為大陸提供一典範性的模型。
現代化是一全球性的運動，但可憾者，在二次大戰後自覺與不自覺湧入現代化浪潮的國家，成功者少，失敗者多。「現代化」在許多「開發中」社會由「滿懷希望的革命」轉為「滿懷挫傷的革命」。而在現代化「開發」的社會中亦出現不少「反現代化」的現象（如「抗制文化」、生態運動等）。現代化是一多面向的歷史運動，社會科學中仍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典範」。
工具性理性
在解釋現代化的種種學說中。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無疑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觀察。韋伯認為「理性」是現代化的關鍵，現代化則是「理性化」的結果。資本主義和工業化都是理性化的體現。韋伯認為現代的社會文化的本質已受到理性化的洗禮與滲透。但現代社會中當陽稱尊的理性只是某一種理性，即「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這種「工具理性」，戡天制地，的確產生了改變世界的力量，的確使生產力獲得突破性發展，不寧唯此，這種「工具性理性」且影響滲透到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包括經濟、科學組織，甚至政治、藝術。韋伯對於理性主義的抬頭、得勢，卻不完全是樂觀的。事實上，他毋寧是悲觀的，韋伯甚至憂慮人類將出現「鐵籠」的悲劇命運，他沒有像啟蒙時代的學者對於理性的樂觀態度。 韋伯所說的「世界之醒悟」（dischantment Of the world）充分顯示了他對人類命運之悲劇的基調。這正是「理性主義的弔詭」！「現代化」在本質上就是「工具性理性」的有力表現；也因此內在地具有「弔詭性」（paradox）。德國佛蘭克學派之「批判理論」即以「工具性理性」之膨脹為批判對象，此一學派之當代代表赫勃瑪斯（J.Habermas）雖不主張從理性上退卻，但他指出工具性理性之高揚，導致「科技意識」之橫決，已造成「生命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他視之為「現代化之病態」。 赫勃瑪斯之欲張揚其所謂之「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重建的生命世界之價值秩序，雖未必真能糾正工具性理性之偏失，但其對現代化之批判，則確是巨眼卓識，具有深刻的反省智慧。
科技至上
中國自五四以來，崇拜科技，成為時尚，馴致有「科學萬能」、「科學為唯一知識」之迷思。台灣之現代化固極生猛，但亦出現工具性理性一枝獨秀，文化價值失序顛亂的現象。當代荒謬大師尤乃斯柯在台灣訪問時，曾語重心長地說過這樣的話：「這兒跟其他先進國家一樣，是科技至上了！」「今天的台灣當然也不乏「士」者，但是和以科技為生的人比起來，「士」的數目未免太少了。」尤乃斯柯的觀察正可為台灣的現代化的反省提供線索。
至於大陸之「四個現代化」，被描寫為「新長征」。但四個現代化只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揆其中心旨趣，亦只落在科技領域，亦即只著重甚至迷執於工具性的理性，而中共的「四個現代化」還需加上「四個堅持」的大框框，則中共的「現代化」將很難不出現內在的緊張性，並很難避免「殘缺的現代化」之路上的種種荊棘。
一部中國現代史，就是「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史，過去走了太多曲折的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沒有能適當地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現代化的道路很多，中國的現代化，東亞的現代化，已顯現不同於歐美的現代化的面貌，這就與「傳統」有關。 從大量的經驗現象來看，現代化根本上不外傳統的「轉化」和外來文化的「移植」。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固然必須大量地揚棄傳統中的質素，但過去我們顯然沒有善用傳統中的寶貴資源，因此我們的現代化常顯得缺少深度、厚度與根源性；另一方面，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也不可能不大量地移植外來文化的質素，但過去我們顯然缺乏批判與反省的選擇，因此我們的現代化常在觀念行為上出現失序與混亂。
歷史中的新一章
中華民國現代化正進入一新的階段，它不止涉及科技與經濟的升級轉型問題，還涉及到價值秩序的重組與新建問題。我們比任何時期都更有需要，也更有資格反省:我們到底希望有什麼樣的現代社會？
這是一價值問題，我們必須有global views，必須有「遠見」才能對這個根本性的價值問題避免「時」、「空」的盲點！global views和「遠見」只有從歷史傳統的智慧和世界發展的經驗中才能凝鍊、掌握的。中國現代化是世界發展中的一個組成，也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中的新一章。譜寫莊嚴宏偉的中國現代化的新一章，最不可缺少的是，是「遠見」！
（金耀基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