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認為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麼？
答：我覺得大學應肩負五項最重要的使命，而且這五項同等重要。
(一)大學能提供年輕學子最佳自我發展的學習環境：在美國，大學四年是人生最重要的轉捩點，因此需要一個朝氣盎然的環境，刺激他們心智成長。大學裡有知識淵博的教授、豐富的藏書及多采多姿的社團活動等，無疑地可以薰陶一個年輕人快速地進步、超越過去。
(二)大學必須提供社會發展所迫切需要的知識技術：如社會需要許多工程師，大學就要培育一批工程人才。有些國家對各種不同專業人才的培育計畫相當嚴謹，列出一定名額；但在美國各項發展突飛猛進，大學必須為變遷社會立刻提供應急人才，如我們曾有一段時期缺小學教師，師範學院就要馬上培育一批小學老師。
(三)大學為學術研究重鎮，並應將研究成果移轉至民間：如農業上的新技術或新產品，要立刻教導農民如何操作，因此大學不僅從事尖端學術研究，還要協助將精深技術移轉至民間，落實解決社會問題。
大學有獨立批判的責任
(四)大學是一個質優而機會均等的追求高深學問的場所：每個人均享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不因個人文化背景、人種、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而有所差異，卡內基基金會在這方面下了許多工夫，探尋可能存在我們社會各角落的年輕天才，給這些天才充份發展其資質潛力的機會。如同傑佛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說：「每個人的不同秉賦應有均等發展機會，而資質優異者更應享有進展良機。」
(五)大學有獨立批判(independent commentary)之責；對社會未來趨勢提出理性批判，如劇毒廢物嚴重污染環境等。在此我所謂的「批判」是以理性獨立思考為出發點，警示人們防患未然，而非僅在某種團體利益下「搖旗吶喊」。
問：美國大學對上述五項使命，那些做得很好？那些還有待改進？
答：(一)在協助年經學子自我提升方面，一般來說，美國高等教育做得相當好，只是在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上略嫌不足。在卡內基基金會時，我曾遍訪美國大學，發現最糟糕的就是學生花太多時間在主、副修課程上，而缺少寬廣的知識視野，他們一般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倫學、文明史觀等整體觀念甚為缺乏。
(二)在培育社會所需人力方面：美國高等教育過去做得相當好，就經濟範疇上所需龐大人力資源而言，我們只遇過短暫的供不應求危機。
(三)在學術研究方面：美國是世界學術研究中心，擁有來自全球各地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但在研究成果轉移上，大公司較無問題，中小型企業就沒有那麼容易。
基礎教育底子沒打好
(四)在普及大學教育方面：雖然美國大學教育已遠較世界其他國家普及，但我在任職卡內基時，和海斯柏格校長(Theodore Hesburgh)兩人都深感失望，因為我們以為經由高等教育管道可普遍發掘各類人才，但發現美國家庭教育、小學教育與中學教育底子沒打好，待大學教育來彌補時，已是亡羊補牢。
(五)在獨立批判方面：通常大學教授如站在其專長立場，較能明確指示社會改進之道，如防杜環境毒物危害、從事某些疾病研究等；但若就其專長以外的問題發抒意見時，往往因為這些問題公開白熱化的討論，而導致濃厚政治色彩的反效果。在我任職越南政治安定委員會主席(Chairman of National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Vietnam,一九六七～一九七二)時，親睹校園內激烈反越戰情緒，最後演變成不可收拾地步，最近的南非事件也是如此。
問：美國高等教育中的通識教育缺失是如何造成的？其弊害為何？
答：通識教育是美國當今討論最多的一個問題。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的高等教育全是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有典型的共同課程。
如哈佛大學在早期幾乎規定每位學生必修的基礎課程，且由同一位教師講授，因此那時每一位大學畢業生都具備某種程度的基本知識。
一百年後，因「主修」觀念孕生，各個學生花去相當多時間修習主、副修課程，甚至約有一半的學生只修必修課，根本無暇再吸取其他課程。而教授漸漸地喜教其專長，對講授其他課程無多大興趣；再加上學生認為這些通識課程對日後找工作沒有什麼幫助，各自迴避「通識」。以致在知識愈求專精的社會中，造成人與人間溝通困難，隔行如隔山。
就國家整體來看，行政首長若只明瞭其專業而對其他事務一竅不通，就無法通盤解決問題；站在個人立場，如果缺少世界地理、歷史背景及他人文化思想等概略知識，很難成為優秀美國公民。
體認到通識教育的重要
問：目前美國通識教育進行得如何？
答：我在卡內基基金會研究時，曾問過許多各校校友：「如果你可重上大學，願在何處多下工夫？」他們總是異口同聲的說：「希望多加強通識課程。」因為他們發現許多專業知識技術可經由「在職訓練」吸取，而最感遺憾的是無法欣賞文學、藝術、音樂等一般知識；並領悟到專業訓練所提供的就業機會與年薪，並不能代替提升生活境界的知識。
另方面，教授們雖也覺察到通識教育的重要，但對此知識爆炸時代中究竟那些知識應納入通識課程，尚無一致看法。我個人認為寬廣知識的課程較鑽牛角尖的課程能使學生終生受益。
問：通識教育應涵蓋那些要素？如何做較為妥當？
答：我認為通識教育中最其體的兩項要素是：(一)瞭解世界歷史潮流及其蘊涵－－如此才能欣賞其他文化。這種「史識」教育不是敘述某某朝代或帝王如何如何，而是廣泛瞭解那個時代的典章制度、思想淵源、興革成敗等因素及文明如何進展等，由歷史明鏡中吸取最珍貴的經驗教訓。
(二)在求知過程中至少有些廣博學習經驗－－主修課程通常是「垂直」訓練，雖然許多工作是需要垂直思考，也有許多人較擅長垂直思維，但作為一國良好公民，或欲享有一個豐美人生，你必須懂得如何水平思考，可惜的是整個教育過程中很少教導一個人如何去水平剖析。
英國在這方面就比我們強多了，牛津大學以前規定學生要深入學習希臘、羅馬等文明，以拓展其殖民力量，但無形中讓英國國民學習到「整體之美」的寶貴經驗。
所以我主張讓學生在大學四年中自己去尋找一個大問題，然後修習這個問題的相關知識，由一連串不同課程中體會「觸類旁通」奧秘，就像是某個學生想對現代都市有所瞭解，他就可去修都市社會學、經濟學、都市衛生工程，及建築等課程，由橫切面去剖析現代都市。這種「沿看問題核心連線」式的求知經驗，是每一個良好公民教育過程中最應具備的。
給學生自行安排的時間
問：您是否認為通識教育與專業訓練兩者有所衝突？
答：主要是看你如何計畫這四年。如果是我當教育主管的話，絕不容許主修課程超過大學教育總時數的五０%，這在我做柏克萊加大校長時就辦到過。學生至少應有他們自行安排的時間，比如說五０%為主修課，二五%去嘗試副修課，另有二五%時間，讓年輕人去學通識課程。
問：您是否認為部份通識教育訓練應及早開始，較易奏效？
答：是的，英國就由高中開始通識訓練，也就是知識在愈早階段愈應注重、「博」面涉獵，愈往後才偏重「精深」訓練。我剛所談的通識教育不局限在大學教育層面，而是每一個人一生教育之必備歷程。很可惜的是如你們所知「美國是博士教育最好，大學教育其次，高中教育又差些」。如今「高中教育連基本的數學、讀寫能力都沒教好，更遑論其他。
問：就您所知美國是否有些評鑑通識教育的數據？
答：只有一些數據是關於有多少時間花在通識教育課程上。
問：您是否憂心目前主修人文科學學生無法欣賞自然科學奧秘？
答：問題比較嚴重的是人文科學家無法明瞭自然科學，遠甚於自然科學家不懂欣賞人文科學。因此在教育過程中一定要有機會讓學生明瞭科學的方法、邏輯思維、科技進展對社會變遷的影響、藝術的人生等。
如何達成大學的使命
問：您曾為柏克萊加大首任校長及加大總校長，請問一流大學校長應具備的素質為何？
答：當我做加大總校長時，要掌管九個校區，其中最重要的職務之一是精選校區校長，我建議校董會五項選拔標準：
(一)能在大眾面前發表精采演講－－這項標準雖在五項中最不重要，但在各種場合常有這種需要。
(二)要有管理財務經驗－－即妥善運用資源的能力。
(三)過去是否擅長於慧眼識才－－是否曾針對實際需要起用最適人選。
(四)能否面對緊急狀況隨機應變－－即要能對出乎意料之外的危機應付自如。
(五)是否具雄才魄力以提升該校學術水準－－這項最重要條件往往要待此候選人任職多年後才較易觀測，例如他曾看準發展了那些專業，又曾做了那些整頓，拔掖了那些人才，在教學規畫上又曾做過那些長程努力等等。
問：您的巨著「大學的功能」一書在一九六四年出版，曾述及大學有十種功能，您認為二十年前您所提的大學十項功能，在今日來看，是否應有些不同？
答：在一九六０年代，我認為一個現代化的大學應具有十種功能：(一)教學，尤其是通才教學。(二)專業教育。(三)終生教育(lifetime Continuing education)。(四)研究。(五)提供周圍社區服務。(六)覓才。(七)哈金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在其「學習的社會」(The Learning Society)所說的「開導」作用，提供教室外的其他學習設備，供學生自我教育。(八)大學應是社會的批判中心。(九)現代大學應是一個社會的文化中心，及(十)大學應與社會相互融合，成為社會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這十項功能，在我擔任卡內基高教委員會主席時又深入思考一番，剛才我所談大學的五項重要使命較適為今日大學的功能。
問：一所現代化的大學要具備那些條件，才可圓滿達成上述五項大學使命？
答：(一)大批經費投資在高等教育上，美國社會經濟富裕，這項條件較不難辦到。
(二)大學必須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autonomy)，也就是說要有權決定其發展方向，這個自治權問題是許多國家高等教育無法興盛的致命傷，尤其是有些政府管大學管得太多，如果你去法國，會發現那裡每所大學的必修課程差不多，考試方式也一樣。在同一考試制度、同樣必修課程的模式中，大學之間缺少競爭，無形中阻礙高等教育進步。你如果去義大利，會發現情況更糟。我個人認為大學自治及其連帶導引的競爭氣氛，是一國高等教育欲鼎盛的必要條件。
財源影響大學自治權
(三)校內的教授、學生更可享有許多自由，這裡所謂的自由與上述的大學自治不同，自由是指就校內而言，如學生有權選擇他們喜歡的專業或課程、教授可自由發抒他們的看法；而大學自治是指校外管理或干預而言。
(四)一所一流大學必須要有嚴格的績效(merit)評審制度，而非依據任何單一意見來審核。以柏克萊加大為例，這四項條件皆具備，校方尤其重視公正嚴格的績效評審制度。
問：世界各國在大學自治方面做得如何？
答：在世界上，大學自治做得最徹底的兩個國家是美國、加拿大，其次是日本的私立大學，再其次是英國、澳洲、菲律賓等國。由另一端點來看，大學自治做得最差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波蘭絲毫沒有大學自治氣息，其次是一些拿破崙系統(Napoleonic System)的國家，如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有極少的自治權。
問：大學自治與國家的財源支持是否有所關連？
答：大學自治能否辦得好，因素有很多，財源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以美國來說，公私立大學均有許多財源來自私人捐助，即使公立大學，五十州也各有不同財源，你看那些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他們的高等教育經費全部來自獨一無二來源，所以政府自然是全權控制。
兩星期前，義大利請我做教育顧問，不容否認，他們曾做過各種嘗試以打破拿破崙式系統管治，但如果辦大學在經費上僅靠政府，似乎很難不受約束。
問：您認為實踐高等教育理想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是課程設計呢？或是行政管理？還是整體的高等教育制度？或其他因素？
答：我個人是最不欣賞由系統制度上控制大學，尤其是中央系統下的教育制度，因為：(一)大學必須對學生的前途負責，必須考慮他們的需要與處境。(二)大學必須由關切教育的人士來決定課程設計，也就是由有經驗、有見識的一群人來決定學生學什麼對他們往後的思考、生活、發展助益較多。
(三)大學校長應有其獨到見解與魄力，全面推動大學的革新進步，這位校長要站在各系所之上，具體規畫該校的各項發展與重點所在。如芝加哥大學因哈金斯校長特別注重通識教育而別樹一格。所以我認為最好政府及私人利益團體勿干預太多，大學才可全然發揮其時代功能。
尊重辦教育及受教育者
問：但如何減少政府干預呢？
答：這個問題因各國國情而異。有些國家的政府官員根本不懂學術發展，他們考慮的是除了教育以外的其他事務，如果這批人未經深思熟慮就訂下教育法規，試想怎能發揮大學功效！任何規章辦法必須要尊重真正辦教育及受教育者的想法，你或許可以控制一個人的身體，但絕無法限制心靈的成長，如果教授們厭倦教導一些必修課程或學生不願修某些課，師生即使按照規定敷衍過關，對整體教育而言實在是危害重重。
問：美國政府對發展高等教育有那些責任？
答：最重要的兩項責任是：(一)鼓勵學術研究，尤其是軍事、醫學等無法由州政府資助的大型研究。(二)提供均等的大學教育機會，各州皆同。
問：美國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功用何在？
答：提供學生就學經費補助，尤其是各州家境清寒學生。在卡內基基金會研究報告中，我們曾建議政府取消教育部，主要是針對大學成長而言，美國實在不需要單一的全國教育政策，而使原有美國大學的多樣性漸趨失色。
問：那您認為美國教育部應擔當怎樣的角色？
答：最好不要擔當任何角色。因為用部長一己之見而制定多元化全盤教育政策，是不可能辦得好的，既然做不好又何必要教育部規定教育家「應該」怎麼做！
問：以前各國認為美國沒有「教育部」是相當獨特的做法，對不對？
答：環顧世界許多國家都是由教育部統籌教育事務，它的缺點是過度中央集權化，導致太多規章條文，約束大家動彈不得，也不容許不同的大學各自發展或是彼此相互競爭，更不可能由內部孕生而延展為層次化(differentiation)的教育體系。
問：在您的大作「人類知識的極限－－高等教育輝煌不復」一文中曾介紹「層次化的大學教育體系」，請您詮釋此理念在高等教育規畫上之重要性？
層次化體系的進一步闡釋
答：加州高等教育重大規畫中強調「層次化的大學教育體系」，是針對大學中不同層次功能而言，這個策略在推行二十年後，至今仍廣被美國各州及他國採用。它的基本意義是由不同類型的人研究不同事務，不應棺混淆。德國在一九六０年代尚沒有這種觀念，把大學與匠藝合併在一起，招來許多麻煩。事實上，要把一個物理學家和一個電工教師硬湊在一所大學內，是不可能長久的，因這兩者的教學方式、研究重點均不同。
所以加州高等教育就三種不同功能規畫出三個層次(英國的新大學教育規畫是兩個層次)：(一)就業層次(vocational level)，可經由訓練學習獲得就業技能；(二)職業層次(occupational level)，需要較多理性判斷；(三)專業層次(professional level)，包括發展及吸取最新訊息。這三層次的管理、獎勵制度均不同。
學生、教授的興趣不同，就應有不同的系統投其所好，尤其是要敞開第一層次的大學之門，使人人有大學可讀。
加大九個分校各有特色
問：您是否認為加州大學的九個分校也有「層次化」功效？
答：這九個分校在聘用教授上有層次之分，如柏克萊、洛杉磯及聖地牙哥三分校對教授的研究素質要求更高，但九個分校的學生水準差異不大。
問：這些分校間的層次有別是否經特別設計而成？還是自然而成？
答：分校間的層次是我任加大總校長時精心設計的，只是不便對外宣稱而生誤會。因美國憲法規定人人平等，所以只能賦予校園不同個性以展其長，而最重要的考慮是學生進任一分校均可享受良好教育。
近年我們評鑑發現許多資優學生不僅想入柏克萊、聖地牙哥，也非常喜歡較不重視學術研究的河濱分校及聖地牙哥庫魯斯(Santa Cruz)分校。基本上，九個分校的大學部水準均相當高，只是其中三個分校較偏重精深學術研究。
問：您如何讓加州大學不同分校各有特色？
答：在我當加大總校長時，非常關切每個學校發展的特色，有的分校較易辦到，如戴維斯(Davis)分校以農、獸醫而著名；但在聖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分校，我就將其原師範學院予以擴充，拓展校園所含科系領域；至於洛杉磯分校總跟著柏克萊跑也不是上策，一定要踏出屬於自己的步伐。目前它在外語訓練、藝術創造與展示上已居世界領先地位。我覺得九個分校各有特長反更易融洽相處，而且提供年輕學子更多選擇機會。
問：您如何評鑑學生表現及高等教育效果？
答：這是不易做好的事。我們雖有畢業生紀錄考(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但事實上，學習過程遠較獲知更重要。尤其是教導學生如何搜集正確的數據，如何尋求不同解決方案，如何建立為人處事準則，如何明辨是非等。
還有一些訓練也是缺一不可，包括尊重權威、謙遜禮遇他人、有雅量聆聽反對意見等。這些學習經驗遠比考試測量出來的認知度重要，因為這些經驗可應用於各種場合及不同領域。
問：這種學習過程是否應由小學開始？
答：愈早開始愈好。在許多國家，對兒童教育過度重視記憶訓練(雖這也是很重要)，但不該忽略人生最重要的啟迪教育。如果小學、中學時這些沒學好，人大學後的學習效率及活用知識的程度均會大打折扣。
我認為「學術倫理」(academic ethics)是相當高層次的倫理教育，一個人必須學會組織其思考力、搜集正確數據、考慮他人不同想法及未經努力就不可佔他人便宜(take credits)等，這些倫理觀不但促進個人心智成長，也是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的最大力量。
問：您認為是大學領導社會進步，還是社會需要鞭策大學進展？大學與社會二者之間關係如何？
發展中國家應注重社會收益
答：大學與社會間是有點像雞生蛋、蛋生雞的關係，一時難下斷論。
問：舉例來說，美國現在四處蔓延的愛滋病就需要大學從事研究來治療；但若看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就是先孕生於大學，其後延展為助益社會的各種醫藥產品；再看試管嬰兒也是針對社會需要而研究成功。您是否認為大學對於推動社會進步應擔當主導角色？
答：有一項大學使命我尚未談及，是關於社會收益(Social return)及個人收益(individual return)。這兩者孰輕孰重在許多國家有所不同，美國大學是二者兼顧，不但注重大學教育是否有助提升個人生活品質、發展機會；同時也重視經由研究成果及訓練市場所需專業人才，來提高社會收益。美國因財源雄厚，才可雙管齊下，但對許多開發中國家而言，顯然地重點應在社會收益上。
問：開發中國家的大學教育使命是否有其優先順序？
答：是的。開發中國家的大學使命包括：
(一)著重提供市場人力需求的社會收益，遠甚於供給年輕人自我發展的個人收益。
(二)要偏重提升社會整體生產力的技術訓練，如此才可提高國民生活水準。
(三)應用科學研究的比例應比基礎科學研究大些，因前者能配合當地社會需要，而後者的貢獻是造福人類，即開發中國家在社會收益層面上應與進步國家有所不同。
(四)開發中國家或許較難像美國有足夠資金發展社區大學，讓人人有大學可讀，也就是說在有限資源窘況下，必須先由國民小學義務教育、掃除文盲做起，其次才是提升國民中學義務教育及高等教育。
問：您是否可以台灣地區為例，闡釋您剛才所說的大學使命優先順序？
答：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相當成功，大學使命的重點也許應介於社會與個人收益之間，只是稍偏重社會收益，因為經濟成長到一個階段就應開始注重個人收益，以提高國民生活素質，增加個人入大學的機會。你們的國家愈往前邁進，就愈有能力投資在個人收益上。
大學部與研究部何者優先
問：許多中國學者想知道，以台灣為例，應注重發展大學部，還是研究所教育？
答：你們對台灣的情況一定瞭解得比我清楚，我雖到過台灣，也認為你們擁有世界上最華美的「故宮博物院」，但對實際高等教育發展還不是那麼清楚。
原則上，開發中國家應先辦好人學教育遠甚於研究所教育，因為大學必須培育社會急需的工程、企管、會計等人才，至於陶鑄高級基礎科學人才，可經由出國深造途徑，因其比較價廉；而你們真正需要的是有足夠人才去明瞭世界各學科尖端趨勢，以備迎頭趕上，所以發展重點要先放在大學教育。
換言之，一國教育發展策略的優先順序是由小學教育著手，其次中學教育，再其次是大學教育，一旦國家快速成長至不能僅賴歐美從事基礎科學研究時，就應全力發展尖端研究目如果本末倒置，國家尚未經濟起飛，即全付精力放在基礎研究上的話，就會事倍功半。所以要依發展層次衡量社會收益與個人收益的比重，教學與研究孰重孰輕也可依此類推。
問：您剛才建議台灣看重大學部教育，但台灣實際上有進退兩難的情況，因為許多美國博士回國教學就是期望改善國內研究環境，尤其台灣未來在高科技(如電腦)競賽中能否領先，也端賴學術研究水準，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剛所說看重大學教育是指比率而言，如六０%在大學部、四０%在研究所的類似做法，是從整個比例來看，不是說要輕視研究所教育。
如果以日本的筑波大學(Tsukuba University)為例，這是新興大學，但他們慎重策畫培育電子研究、生物科技、新能源、國際貿易經理領導等人才，已將此大學提升為名氣僅次東京大學的地位。該校培育國貿經理人才尤其注重宗教比較研究，眾所固知，日本人並不是一個宗教狂熱的民族，他們為什麼要大力投資比較宗教研究呢？因為你想成為國際上貿易領導人才，就要明瞭各國人心理，而比較宗教研究是深入瞭解人們心靈的最佳途徑。
一次考試考不出真人才
就台灣來說，一定不可能如柏克萊加大般各學術領域都爭冠群雄，那就得在研究所教育上偏重某些領域，建立幾個持殊領域的卓績中心，尤其是一些台灣極有把握領先的學術領域。
問：現在台灣地區大學入學競爭激烈，且升學主義已對我國教育危害深重，另方面我們土地、資金均有所局限，您認為應如何努力以達到您「人人入大學」之理想？
答：日本也是升學競爭激烈，但我認為可由其他許多管道增加求知機會，如電視教學、收音機播講等。
問：台灣雖也有大學夜間部及空中大學等管道，但「一試定終身」的大學聯考制度，仍阻礙了許多年輕人的發展，年輕人把其一生寶貴光陰全花在為考試求學上，您的看法如何？
答：學生大半求學時間只為了準備聯考，是相當可怕的事，首先學生只為考試讀書而不去思考，或不珍惜考試外的其他學習經驗，很難培養出真正的人才。把全部壓力集中在一次筆試上也很不公平，因有些人可在短時內思考敏捷，有些人則否。
問：您對把課外活動作為人學標準之一有何看法？
答：在兩人成績十分接近時，才考慮課外活動參與力，其他能力可由介紹信去推測。最好的預測指標是過去全部表現，不是看一次筆試，你對這學生過去所作所為看得越多，愈容易預估判斷正確。
卡內基基金會的借鏡
問：您曾擔任卡內基高教委員會會長及其後的卡內基高教政策評議會會長(Chairman for both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Canegie on Policy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是否可告訴我們此基金會有何寶貴經驗可供他國(如我國台灣地區)參考？
答：卡內基基金會最值得他國借鏡處，是經由教育智囊的獨立判斷運作，客觀地提出各項教育改革建議，這在一般較懷疑政府研究結果可信度的美國，最能發揮介於政府與民間的組織效能。
卡內基基金會能立場超然，是因其既非政府指揮機構，也不受任何私人利益集團指使，完全本看學術良心，以專業態度從事研究，所以卡內基報告如同英國白皮書，公信度相當高。研究範疇幾乎包括了美國高等教育各類問題，如清寒學生助學金即是我在任內時推出的，又如我們的未來教育世界觀報告，是在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及艾克森(Exxon)公司三方面資助下完成。類似這種大小研究不勝枚舉，這個基金會觸角遍及每一個大學或教育團體，有獨立判斷力，名望高又富前瞻性，貢獻至為深遠。
問：您是否認為大學在社會變遷中應擔任主導角色了？
答：這個答案因做法或各地情況而異。任何地方一旦有了大學總難免造成社會的某些改變，如研究成果會引入新科技產品，或社會上多些高級知識份子想爭取學術自由。不過改進社會要因環境而異，若在一個高度民主的社會，就應尊重民主，珍惜自由，千萬不能以少數群眾暴動力量，反而破壞社會進步。例如美國一九六０年代末及一九七０年代初的校園悲慘事件，我身處其境，所以絕對反對暴力的做法；而近年南韓的學生暴動就情況不同。簡言之，在崇尚民主的國度裡，千萬要珍惜民主的可貴，嚴防少數人別有用心破壞社會和諧。
教育巨輪愈轉愈快
問：您認為高等教育在籌畫、評估及行政管理之未來趨勢為何？
答：目前美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最大課題是如何協助美國在經濟上重振雄威，以與德國、日本、新加坡、台灣相匹敵。現在令人憂慮的是國策上注重應用研究甚於基礎研究，而且過度重視「有前途的專業」(如工程、企管)，忽視人文科學。
今日各州普遍首要難題是如何復甦經濟力量，政府像過去面對蘇聯人造衛星及德國原子彈挑戰一般，將全部希望放在高等教育上，以扭轉狂瀾，如果我們成功地經由高等教育重振經濟力量，未來可能較易爭取社會民眾對教育的投資，但若失敗可能造成內部元氣大傷。
問：由整個世界角度來看，您認為高等教育的展望為何？
答：我想柏拉圖在兩千五百年以前說得很好：「教育的巨輪一開始轉動，就會愈轉愈快。」歷史上除了歐洲黑暗期之外，全世界均在快速邁進，不管是在醫藥或其他領域；已不容許我們走回頭路。在此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高等教育會日益重要，不僅展示在國與國間之經濟競爭，也呈現在兩大強國的軍事競賽。綜言之，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歷史上將扮演看最重要的角色。
問：您當年在史丹福大學與柏克萊加大主修經濟，曾為西部勞資糾紛的仲裁專家，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促使您關心美國高等教育？且畢生致力改革高等教育？
答：我一生從未計畫要成為教育家，只是時代需要而轉變我的機運。首先經濟大恐慌讓我的興趣轉移至經濟，其後在柏克萊加大教書時，巧遇教授為了效忠誓約與校董爭戰，所以柏克萊加大教授會推舉我這個既沒做過系主任又沒做過院長的教授為該校校長，自此我的事業由經濟學的工業關係(industrial relations)轉至教育行政。
每週工作九十小時
問：您當初好像很有為人民服務的使命感，對不對？
答：我和每一個人一樣總會看到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帶給我一些困擾，我總設法去解決問題。
問：您在加大總較長任內事務如此繁重，怎麼想到要著手撰述影響美國大學的巨著「大學的功能」？
答：當時哈佛大學與柏克萊加大是競爭密友，哈佛大學請我去演講，我看到許多人在談「大學的理念」(the ideas of the University)這種哲學高調，心想由實際觀點來談大學，因此偏重「大學功能」。
問：您如何在身兼要職時抽空著書立說？
答：我一天工作時間相當長，而且習於每週工作九十小時，即使是重大壓力下也不例外。因為我總認為自己是個教授，在行政職務上，總想發掘問題、研究問題，所以經常寫點東西。當然不像有些人能在五分鐘之內就洋洋灑灑寫一大段文章，我必須空出一段時間來專心思考寫作。為此，我特別嘗試一週內有兩三天能靜心思考，過了這兩三天，就發現自己能以新的心境來體認事務。這兩三天也算是繁忙中的休息，如此試過一星期後，我就每週如法炮製，我的「工業主義與工業時代的人」一書，就是這樣子寫出來的。我的「大學功能」一書是每星期趕寫一章而完成的。
問：那麼一定是寫作訓練有素，才能如期完成囉？
答：我發現一件事做了一半就停下來去做另一件事，或是由一個主題轉至另一個主題，中間會浪費不少時間，所以最省時的寫作是找一段時間，全心寫完一個主題。
讓世界共享知識成果
近年來，美國人民已漸體會：「世界各國彼此關係緊密，且面對許多共同的問題。」
經濟上，自一九六０年至一九七四年，美國進口石油比例漸增，玉米出口提高。在五０年代僅有五%美國貨品外銷，現達一０%，再加上美國人民在外置產超過三千五百億美元，而外國人在美置產也達二千七百五十億美元。足證美國和世界其他各國的經濟關係愈加密切。
另一方面，對未來抱悲觀看法人士認為，地球資源有限，國與國之間交換貨物與資源日益迫切。許多問題如通貨膨脹、環境污染、能源短缺、人口壓力、貧窮及核武威脅等，均非閉門造車或老式雙邊外交所可解決的。因此美國國民必須體認，在這相互依賴的世界中，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所需的知識與技術及必須以世界整體性的眼光，來剖析舊的與新的現象。這意味著，在教育上不只教導學生成為一國的公民，還要能成為世界的公民。
教育美國人成為世界公民
欲教育美國人成為全球性的公民，在教學上需加強以下三方面：(一)特種思維技能，(二)特殊國際知識，以及(三)超文化的認識。而其中只有國際知識可由更改教學課程做起，其他方面有賴教育過程中加強訓練某種思維的運作。
(一)特種思維技能：生活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最重要的是要具備可連串思考各相關事務及其間運作關係的觸類旁通能力(Stephen Bailey's "syndetic" concept)。到現在為止，人們還是習於考慮單一問題，而忽略系統中的各環節正隱約纏繞相連在一起。因此，教育人員的責任，是要培養學生系統或綜合性思維，不只在生物或物理學上，而且要在社會及人文學上；同時學生必須意識到，不論是在公私場合，任一決定及行動將帶來整體性的後果。
另一種必須具備的思維技能，是學習做個通識人才。今日人們注重專業訓練，培養各種專業人員，但更重要的是應培育一批能科技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通才，雖然如克利夫蘭(Harlan Cleveland)所說：「我們沒有訓練通識人才的博士學位。」但一國決策的領導者必須懂得如何整合政治專業知識及道德判斷。我們現雖已從公共政策和行政學院著手培育通識人才，然而社會需要更多這種通才。
(二)特殊國際知識：一九七七年史丹福大學國際研究所所長驚嘆道：「僅有三%的美國大學生修習過國際事務。」我們現在有九０%的美國公立學校教師尚未深入接觸任何非西方文化，而只有三０%美國大學生學過外國語。顯然地，美國人需要加強學習外國語文、國際事務及研究世界性科技問題，諸如控制污染、農業生產、氣象預報及深入明瞭其他國家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系統。
(三)超文化的認識：超文化認識不只是表面交換藝術、科技與訊息，而應深入瞭解一個與我們不同、卻同樣值得尊敬的文化，以促進全球真誠合作。
事實上，不論在家或在學校，我們常被灌輸以自己的國家、文化為傲的觀念，反而忽略了尊重其他種族、國家和文化。
以他人的觀點看世界
美國學校教育應認清，現在教導學生成為世界性公民，並不表示全世界要成為單一的文化或政府，而是幫助人民學習、接受及瞭解文化的差異，也就是教導人民以他人的信仰、態度和立場來看這個世界。惟有如此站在他人的觀點，才能流露人性的關懷，並且互助合作。
究竟如何才能達到上述三方面的改進理想呢？目前有許多機構可提供教材來源，協助學校將整體性觀點併入課程中。如「整體觀點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Perspectices)出版資料供中小學使用，強調系統、衝突、變化、溝通等觀念與方法，便於各個人在自然世界及社會世界架構中，整理、傳遞訊息並作明智的決定。
同時，「社會研究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也協助中小學學童學習世界觀的思維與方法。
在政治層次上，「美國教育處」(the U.S. Office of Education)已設立「世界觀教育特殊工作團」，探討這方面的政策發展。
此外，直屬總統的「外語研究與國際研究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最近被指派詳細檢視國際教育的未來，而一九七八年中眾議院國際事務委員會，也著手密切注意政府支援的一連串國際化教育計畫。這些努力的效果雖有待評估，但顯示政府加強「世界觀教育」之決心。
知識為各國所共有
另方面，不少高等教育協會正設立方案，以爭取經費資助世界觀教育，並鼓勵各會員大學設立此等課程。「美國州立大學暨學院國際事務處」(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Universities)也舉辦各項研討會，邀請教授、教育行政主管、政府官員及其他有志改進世界觀教育人士共同商討。
「美國國際教育計畫委員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也經由期刊及特別報導，傳播各項訊息給會員機構，包括政策決定、國會會議資料及專家見解記實等。
高等教育一向有其國際化的功能。自中古時代，西歐大學即由各個國家組成，教授和學生分別來自各區，因此採用共同語文(拉丁文)，並以希臘、羅馬及天主教文化為經緯，發展一套歐洲大學教育制度，成為全球其他大學參考的模式。
然而一方面由於文化有其潛移默化、交流綿延的效果(如中國文化、回教文化)；另方面如物理定律、化學反應及許多知識技術並無國界之分，所以就知識本身向外散佈之特性而言，知識既屬各國學者的共同資產，在此基石上，國與國間的教育合作就愈充滿希望。
(譯者就讀於洛杉磯加大教育研究所)
人人上大學利弊互見
第一種入學方式，是像英國牛津、劍橋及美國一些私立大學所採用的傳統做法－－由各系教授決定(guild approach)。第二種方式是像蘇聯的辦法－－就社會人力需求來決定學生入學人數，第三種方式是美國南北戰爭後採行的選擇性入學(Selective access)－－由校方規定所有入學標準。第四種方式是普及入學機會－－凡高中畢業生，或年滿十八歲者，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第五種方式是義務普及大學教育(universal attendance)，理論上可藉立法手段達成，事實上很難辦到。
普及性入學方式
一九六０年，加州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推行普及性入學方式的地方。凡高中畢業生或年滿十八歲願入大學的加州青年，均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此後紐約市立大學、華府聯邦市立大學及紐澤西州立大學等也逐漸朝此方向邁進。希望到西元二千年，全美五十州均已採用此種入學方式。
普及性入學方式至少包括以下四點趨向：(一)學生人數激增。(二)高等教育所需經費大幅提升。(三)政府必須增加與各公私立大學之協調聯繫管道，如加州設有協調委員會。(四)需有更多不同類型的大學，或在同一大學內有多項教學計畫，以包容更多的學生。
正面影響
實施這種入學方式可造成三種正面影響：(一)保證人人機會均等。美國宣稱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惟有站在每個人都有同樣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立足點上，平等的真諦才能實現。目前美國南方年輕人進大學的機會，只有美國西海岸年輕人入大學機會的一半，而各種族求學機會也未盡相同。
(二)均等教育機會能促進經濟成長。許多研究證實，一個人所受教育愈多，收入也愈高。根據布魯金研究院(the Bookings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美國國民所得增加的一半原因是受到科技的影響。」而更好的科技主要是奠基在高等教育上。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也說明「一國的財富完全建立在如何教育國民」。
(三)提高人民生活素質。受了更多教育，人們就有較多機會瞭解自己及周遭社會，並且可拓伸其在音樂、藝術、政治等不同領域的興趣。
因此，為了追求人人教育機會均等，促進經濟繁榮成長，以及提升生活品質，我們必須全力朝此種入學方式邁進。
負面影響
如果負面影響太大時，往往抵消掉正面效果，在此特別提出普及入學所導致的八個問題：(一)如何爭取經費來應付所增加的人事費用，將是場持續不斷的苦戰－－換言之，今後國民所得用在教育上的花費，州政府及聯邦政有在教育上的投資勢必增加。
(二)各大學將喪失若干程度的自治權－－因為一套居各大學之上的全盤高等教育策畫將更趨重要。這套策畫必須具前瞻性，如此大眾將更關心教育，校園也不再是象牙之塔。當然，各大學之間將有更多紛爭，每所大學都想像哈佛大學一樣，許多專科、學院都想升格，但這些學校升格後是否足以勝任研究大學的使命，仍是個問題。儘管各大學內教授治校、學生參與校務的呼聲漸高，但普及入學將使大學外的權力遠高過校內的自主權力。
(三)我們將進入一場影響整個社會的激烈競爭－－就像日本以小學成績決定入那所中學；大學聯考成績決定人那所好大學，而大學教育又連帶關係看未來的就業機會。因此給分數的標準、入學辦法、考試政策等將影響一個人未來的社會地位、權勢、財富，民主的結果造成受高等教育的人有權有勢，反而忽略了大群敗在考試戰場上的人的福祉。這種由小到大取決於「績優」的做法，是我在加大校長任內常被問及的問題，它對我們的下一代影響為何？它對我們整個社會的影響又是如何？
(四)高等教育與周遭社會之衝突－－因為高等教育與改革觀念密不可分，這種改革不只是科技進步，更包括社會改革，而總有許多人厭倦「改革」，大學與社會的衝突油然而生。
(五)我們可能超過普及入學而進入義務普及入學的時代。義務普及入學的硬性規定可能是來自父母或雇主的壓力，但並非明智之舉。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研究所的一篇報告曾指出：每六個美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是不想入大學的，而且社會中愈多大學畢業生，對不願人大學的人就造成愈多壓力。比如說只有二%的人進大學時，父母不會要求子女上大學，但當三個人中有二個人具大學學歷時，情況就不同了，且沒大學學歷者也將有謀職的困難。因此要注意普及入大學可能導致每個人都不得不進大學的不可逆單軌趨向。
(六)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將超過社會需求量－－往後教育差別所導致的大量薪資差距也將消除，沒有人要做的工作將提高薪水(一個垃圾工年薪可能較教授為高)，社會上有更多的人參與決策，雇主也更得考慮員工需要。
(七)有更多的人加入凱尼斯頓(Keniston)所謂的年輕時代(the period of youth)－－這批人將建立薪文化、新政治觀及面臨更激烈的「績優」競爭。
(八)各校園將不斷成長－－尤其是研究生增加，教授陣容也得加強，各個系變得愈來愈大。但學校不能無止盡增大，因此我當柏克萊加大校長時，反對校董會擴增學生的做法，主張限制學生人數至二萬五千人，但現在看來此數仍太龐大。
結論
普及性入學將是提高教育勢在必行的趨向，其影響所及將使社會出現嶄新面貌。在它成為全國性策略之前，我們應正視此策略可能導致的問題，並努力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做法。
(譯者就讀於洛杉磯加大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