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豐十一年二月初一（西元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恭親王奕訢上了一道奏摺。咸豐皇帝閱畢，大筆一揮「知道了」三個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焉誕生，為中國外交現代化拉開序幕。
一百三十八年後，外交部在台北舉辦了一場部慶紀念史料展。在中共今年熱烈慶祝建軍五十年周年之際，外交部煞費苦心地考據史料，為自己慶生，不無「以彰正統」的意味。在部慶酒會中，外交部長胡志強邀來歷任外交部長，包括副總統連戰、監察院長錢復、總統府資政丁懋時，以及國民黨秘書長章孝嚴，一起回娘家慶祝，形成一幅「五代同堂」的難得畫面。尤其，在總統大選政治新聞發燒熱中，歷任五位外長中，就有四位是政壇傳聞的正、副總統候選人，似乎可以說明做過外交部長的人，前途都還不錯。
不過，與會的老外交人員卻說，論才幹、眼光、謀略和風度，在場的諸位首長都不及前人。在他們的心目中，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最值得欽佩的兩位外長，一位是參與聯合國憲章起草的顧維鈞；另一位是葉公超，他在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間，在中華民國最風雨飄搖的時候，出掌外交事務，安定民心。
顧維鈞：半部近代外交史
出生於一八八八年的顧維鈞，一生的經歷就是中華民國半部近代外交史。顧維鈞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在一九一二年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便返國服務；先是擔任大總統英文秘書；民國四年，奉派出使墨西哥，開啟他的外交生涯。往後不論是北洋政府或是國民政府，都必須倚重他的長才 ，處理涉外事務。在顧維鈞的工作履歷上，一連串的駐美公使、巴黎和會全權代表、外交總長、國務總理、駐法、駐英、駐美大使、舊金山會議代表團團長 、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等，外交事業屢創高峰，無人能出其右。他在談判桌上，盡其所能維護國家最大的權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三十二個國家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談。顧維鈞以三十一歲的英年，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他在和會中義正辭嚴地發表演說，要求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直接交還中國，反對讓與日本。顧維鈞在這場國際會議上展露的滔滔辯才與折衝手腕，令國際領袖留下深刻印象。
其後，日本又提出二十一條和約，要求中華民國給與貸款，並將山東、東北的鐵路權交由日本開發，以換取日本自山東撤兵的行動。當時的總統袁世凱懾於日本威脅，原本已經準備接受，但顧維鈞巧妙地將日本人的要求洩露給《紐約時報》駐華記者董顯光（董顯光後來也投身外交，曾任駐美大使）。《紐約時報》披露之後，引起國內外軒然大波，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日本的陰謀未能得逞。
葉公超：看法遠超過當代人
相較於顧維鈞的多彩多姿，政府遷台後第一任外長葉公超卻顯得抑鬱以終。政府遷台後，外交部曾一度設於延平北路「小春園」酒家樓之上；當時國際間對中華民國還能撐多久，都抱著懷疑的態度。葉公超在主持外交部的八年十個月期間，對內，重建外交部的人事、組織和制度，使部務工作上軌道；對外，在民國四十一年和日本簽訂中日和約，四十三年和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台灣海峽的緊張局面轉危為安。
在老外交人員眼中，葉公超是一位個性直爽、不拘小節、豁達大度的人，至今仍有許多趣聞流傳。他在中日和約談判時，強忍牙痛與日方代表河田烈相互作詩唱和；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私交甚篤，互以約翰、喬治稱呼。當時政府財力有限，葉公超做外長時十分窮困，曾被下屬看見典當古表維生。葉公超訪問沙烏地阿拉伯時，沒有經費準備禮物 ，只得在外交部尋了件古一點的花瓶攜出送禮，後因旅沙僑領實在看不下去，回家拿出一件「像樣」的禮物代替。
葉公超常是外交部第一個上班的人，隨身備有外交部的大門鑰匙，自己開門上班。他偶爾在外交部提筆作書，並請為他卷紙的工友李錦河評論，褒貶均不以為意。外交部至今掛在門口的招牌，上面「外交部」三個字就是葉公超的墨寶。他一天只看七、八件公文，謝絕瑣事，訪賓接見或事務層面的公事都交由次長代勞。他說，要留多點時間做政務方面的思考。事實上，早在民國四十六年，他就在立法院主張務實外交；在那個漢賊不兩立的時代裡，葉公超的看法遠超過當代人許多。
葉公超不受用於當道，起因於民國五十年外蒙古加入聯合國一案。蔣中正的立場是堅決反對外蒙加入聯合國，甚至不惜動用否決權，而當時外蒙古申請案是與七個非洲國家的申請案併成包裹表決。中華民國若因反對外蒙古而投下反對票，也將一併得罪非洲國家，不利在聯合國中的席位保衛戰。擔任駐美大使的葉公超，在務實的考慮下建議蔣中正放棄否決權，未料因此得罪蔣中正，被連夜電召返國述職，並告之，「留在台北，不必回美國去了。」從此，雄才大略的葉公超形同軟禁在台北，報國無門，抑鬱以終。在民國七十年，以七十八歲病逝於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