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中華民國八十年減刑條例生效。那天傍晚，各媒體的司法記者相當忙碌，因為這次減刑，江南案的軍法及司法受刑人出獄了。身為︽聯合報︾記者，我也是東奔西跑，目標則是服刑以來從未曝光的前情報局長汪希苓。
我先是自個兒在軍事情報學校門前等候，隨後轉移陣地改赴環亞飯店，終於見到已是西裝筆挺的汪希苓。歡迎他出獄的餐會氣氛很好，但是出席的都是情報局已退休的老幹部及民間友人，一些耳語告訴我，現職情報局官員「奉命」不准來。雖然人人把笑容掛在臉上，但是我找到空檔訪問餐會主角時，他的微笑顯然藏不住內心的失意。
主角出獄，謎團欲解
很難形容汪希苓這輩子的際遇。他從海軍基層逐漸晉升到政府核心，並做出貢獻，卻因江南事件丟掉了公職生涯裡的一切累積。事件發生之後，社會譁然，他則是一肩承受了懲罰，然後是長時間的沈默。
他確實出了狀況，而且為當時各界不諒解，認為他思慮未周的舉措壞了國家形象，也使得中華民國在國際間更為艱困。但整個事件的戲劇性卻是無庸置疑，由於主角的不欲多言，使得江南案還有太多的謎團未解。
從那時起，我就希望深入探索他的一生，進而解開江南案之謎。
在出事前，汪希苓對台灣社會而言是陌生的，因為他幾乎不曾出現在大眾面前；事實上，他長年以來擔當的職務確實得避開媒體、遠離群眾。然而，他在軍中的名氣卻是不小。高階軍官大都知道他是「出身官邸」、極為優秀的將官 ，而且為層峰所信賴，前途不可限量。
他能夠被選為老總統身邊的海軍侍從武官，以後又派到美國擔任情治單位最高負責人達十年之久，到最後接掌情報局，當然有過人之處。卻在位居要職且看來前途大好之際，以繫獄收場，不要說如此的際遇是如何地扣人心弦，他的內心又是如何熬過如此打擊，更是我期待知曉的。
五年後，他終於同意接受我的訪談。
訪談開始。雖曾長期沈默，也多次拒訪，一旦有所承諾，我卻感受到他的謙虛及客氣，往年外交界傳言的傲氣，我是感受不到的。
他風度翩然，舉止合宜而熱誠，但也顯得謹慎而不多言。起初他告訴我，他樂意談的是過去他在軍職上的經歷，至於江南案，那就「隨便」我寫了。偶爾觸及關鍵或敏感話題，就輕輕閃過。他說，他有保留的權利。
那是起初。
隨著訪談時日的拉長，他開放了許多，我可以感受到他對我的信任——或者說，那是一種氣度。對他而言是正面的情節，他談我寫固然沒問題；他自己坦言或我查出的負面狀況，要載之於書，他也不干涉。連我訪問了誰、話是誰講的，他都不問。
不過，他依然有所堅持，特別是在情報方面，他不欲讓當年提供情報的美國友人受到傷害，所以在美國負責情報的經歷，只談個大概；接下來他最後一年的軍職——情報局長，更是小心謹慎，深怕影響到情報局的任務。雖說如此，他還是盡可能地敘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情報作為。
談到江南案，他哽咽了
訪談裡，汪希苓見證了時代的轉變，他不單參加作戰，也眼見中華民國由攻勢轉為守勢。以軍購為例，他提到購買潛艇，起初是雙人艇，雖然迷你，卻是攻擊性的；以後他終於首開紀錄為中華民國爭取到潛艦，海獅、海豹兩艦雖然是必須有百名官兵合力操作的現代化軍艦，卻是無武裝、只能用做防潛訓練的防禦性軍備。
他也眼見外交從相對的豐盈轉為艱困。他特別提到了中美斷交，因為在斷交前後 ，他是中華民國派美所有情治單位的總負責人。由他的證言裡，我得知事實上蔣經國總統早在斷交一年多前就經由我方情報，獲悉美方準備與中共建交而擬定的「總統備忘錄第24號」全部內容 ，心理上已有所準備；情治單位甚至在斷交之前就已實際預做安排，希望在斷交後 ，無論如何使情報網能夠繼續運作。
他的特殊際遇是擔任老總統的海軍侍從武官。這使得他得以近身觀察一位時代的領導者，也使得他與蔣經國之間建立了密切關係，蔣經國因此瞭解他的才幹及忠誠 ，也就頻頻賦予重任，到後來終於走上情報路子。而這也就成為日後他的生涯走入巨變的遠因。
我的訪談逐漸觸及他的軍職最後階段。
不可諱言，這是汪希苓此生最受爭議、既敏感又晦暗不明的短暫時期。十五年前發生的大案，仍然是個謎；接著出現的一清專案又過於巧合。
我的訪談，是他長時沈默以來，首度談到江南案。我以為時間會沖淡一切情緒，卻沒料到仍然是他心頭的極痛。
猶記得那也是每星期一次的促膝之談。我提出問題後，突然見到他的眼裡泛出淚光，話也哽咽了。我不由得低下頭，靜默。等著他回復平靜。
我曉得我撕裂了他表面看來已然癒合的創口 ，但卻不得不然。
我必須瞭解，情報局為何要執行江南案，又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導致那麼大的紕漏。我慢慢發現，這麼多年來，他沒有試圖去瞭解一清專案究竟怎麼回事。簡單地說，汪希苓對於江南案給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至今仍然自責。一反當年軍法審判時的答辯，如今他沒想推卸責任，他毫無閃避地說，就是他下令制裁劉宜良的，陳啟禮只是奉命而已。
江南案是國事還是私怨？
訪談進行時，他對當年下令發動一清專案的安全局長汪敬煦一直沒有怨懟，幾年來兩汪還打過照面。「我們在幾個婚禮場合見過面，他還滿熱絡呢，」汪希苓這麼說。
在我的詢問下，他形容汪敬煦的動作是——一手橫過他的背拍拍摟摟，沒什麼話，好似盡在不言中。我猜，汪敬煦可能意謂自己對汪希苓的過去表示諒解；也可能顯示自己雖然處理了江南案，以後又出書談過江南案，嚴厲指責過汪希苓，但純粹公事公辦、就事論事，對同宗兼老鄉的汪希苓並無私怨。或者，當然有可能只是單純打個沒話好講的招呼。
汪希苓對安全局如何發動一清專案把陳啟禮掃入大牢一無所知，以後汪敬煦在偵審期間的態度及動作也毫不知情；但是，在一清專案執行前的情節，他是清楚的。由他的敘述裡，汪敬煦在江南事件裡的角色是很關鍵的——因為在陳啟禮被捕之前，汪希苓曾經做過一個和安全局長有關的動作。
由他敘述劉宜良被殺後曾經做過什麼動作可以見得，他是以為國家執行任務的心思，下令進行那件案子的。所以他後來完全無法接受，軍法審判把他的動機定位在與劉宜良之間的個人私怨上，他認為那是誣衊了他。
然而，當我深入查訪，卻發現在這個關鍵的動作上，汪敬煦的說法和汪希苓的敘述完全矛盾。由於當時沒有其他人在場，這就正如汪敬煦所言，是「死無對證」的事了。是非真偽究竟如何 ，我在書裡把兩位當時都是國家高層決策官員的說法一併寫出，由讀者自行去判斷。
由於江南案的敏感性，我幾度向汪希苓強調我應有的態度——客觀公正以發現真實，不論訪談及寫作 。汪希苓則認同我的態度 ，在這件案子上，完全不干預我的查證及撰文內容 ，乃至於全書的架構及呈現。
我再說，他並非所有一切江南案的秘密均願意公諸於世。江南案仍然有一絲源頭上的秘密被他堅持埋藏著。有生之年，他是不會曝光在讀者面前了。
那就是他和蔣經國總統之間，究竟有什麼事前的意見交換。也是他在訪談裡，最主要的堅持。
他堅決地說，他要承擔所有責任，而且策畫整個行動並下達命令的，事實上也是他。
基於多年前對江南案的內疚，外界也不明瞭究竟怎麼回事的情況下 ，他對外的往來處於被動。即便如此，他的退休生活看來是充實而忙碌的。和他往來的友人不少，包括一些退休的高層官員在內，許多退役的海軍將領及情治官員都和他有交情。他常打高爾夫球，球伴就是那些將領們。然而官場是現實的，往年曾在海內外情治、外交並肩「作戰」、目前已升上高位的官員，就很少和他聯繫了。
每個人的生命，多少都有戲劇性的一幕，或悲或喜，在扭轉乾坤的一霎；只是很難有如汪希苓，來得如此強烈 。在蔣經國的政府團隊陣容裡，他很優秀，大半生將自己的才智奉獻給國家；江南事件後，他的智慧則在參悟自己生命裡的時運及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