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NG的工作 急診科醫師

王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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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雯

199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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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NG的工作 急診科醫師
 

本文出自 1999 / 3月號雜誌 第153期遠見雜誌

凌晨四點,一位父親抱著發高燒、不斷抽筋的小病人,高喊:「救救我的小孩!」衝進急診室後,醫師馬上為小孩打抗痙攣藥物,送往加護病房。過沒多久,一位因中風而躁動不止的病患被送進來,四、五位醫護人員好不容易才壓住他,在十五分鐘內施打鎮定劑、插管、做腦斷層檢查,照會神經內科醫師。清晨五點,一一九緊急通報又起,醫師迅速穿上急救制服、跳上救護車,與護理師趕赴車禍現場支援。

這是一位急診科醫師的工作實況。影集「急診室的春天」中的生命悲喜劇,每天在他們周遭反覆上演;不同的是,現實中急診醫師不能NG,否則垂危的性命隨時可能從指尖消逝。

去年台灣地區求助急診人次超過五百二十五萬,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經有過急診的經驗;歷年的十大死因中,分居第二、三、四的意外事故傷害、腦血管疾病與心臟病,莫不與急診醫療息息相關。身為急診室首腦的急診醫師,背負著生死賽局的成敗使命;他們所遭遇的問題,具體而微地彰顯出台灣緊急醫療體系的困境。

勤練救命武藝,在死神前奪回生命 

直到十年前,台灣還沒有所謂的急診科醫師。相較於內科、外科等具有悠久歷史的醫學領域,急診科猶如一片待墾的荒地,既無法提供嚴謹的訓練,也看不到光明的遠景,除非有相當大的興趣與決心,走急診科的醫師無異是傻子。

台大醫院急診科主治醫師馬惠明當年決定投身這一科時,科裡醫師用一隻手就數得出來,「大家都不敢來,不知道未來在哪裡,」凡事要靠自己摸索、百廢待舉的態勢,反而激發他放手一搏的決心。新光醫院急診科主治醫師哈多吉從擔任實習醫師起,便對急診科留下深刻印象:「看著病人瞬間起死回生,很有成就感。」新光醫院急診科主任、前急診醫學會理事長張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道德感召,也讓哈多吉捨棄骨科,在急診尚未成為專科時,心甘情願地做一個領不到專科執照的醫師。

在過去急診由各科醫師輪值的年代,「醫師們抱著過客心態,不會想改善急診的環境,」投身急診多年的長庚醫院急診科主任陳日昌觀察。不過,隨著專任急診科醫師進駐,一些不合理的現象逐漸獲得改善。例如,在輪值制度下,年輕的住院與實習醫師每年只到急診科三個月,卻身負第一線治療重任,不但急診知識無法累積傳承,也可能導致憾事發生。馬惠明回憶,曾有一位吃藥自殺獲救的病患,在昏迷多日甦醒後,大腿肌肉因長時間未活動而壞死,「只救回一半,」令人不勝唏噓。

傳統的醫學領域是內科、外科、小兒科等,急診卻集各科病患於一堂,上一秒鐘為車禍外傷者急救,下一秒鐘面對的可能是心肌梗塞的病患。因此,「急診醫師須具備橫向處理病人的能力,」張珩一針見血地指出。急診科弟子不但必須熟知各大門派急重症、勤練救命武藝,才能搶在死神之前救回一命,而且還要像馬惠明比喻的:「有Windows98多重視窗同時作業的能耐,足以因應同時上門的病患。」

馬偕醫院急診內科主任張國頌指出,八、九年前第一批投入急診的醫師,由於「前無古人」,只能以書本和病人為師;如今一些教學醫院已有急診科住院醫師訓練計畫,且多半提供雙專科訓練,讓以後不想走急診的醫師有另一條路可走。「菜鳥」除了待在急診科,多半須赴各科與其他醫院見習,例如在台北較少見到的溺水或農藥中毒急救,便送到中南部受訓。

醫療糾紛最多的地方 

就像好萊塢的電影一樣,急診醫師的工作緊湊、迅速,永遠有突發狀況,甚至有意想不到的結局。台大醫院急診醫學科醫師黃建華觀察,喜歡刺激、能接受挑戰、耐磨耐操、抗壓性高者,比較適合這份工作。他認為,急診的優點是工作絕不枯燥、沒有住院病患,下了班便海闊天空,無需on call 或牽掛病人。「若是資深主治醫師,把班擠一擠,可以十天完全休假,」哈多吉提出這項「利多」。此外,由於工作風險高,薪水也比一般醫師來得優渥。

但縱使有這些優勢,緊張的醫病關係卻令有志者為之氣短。「急診是醫療糾紛最多的地方,」急診醫學會理事長廖訓禎指出。從長庚醫院的顧客服務滿意度調查中發現,急診科名列倒數,可窺知其「人緣」不佳。一位赴急診科就醫的民眾便不滿地表示,急診醫師態度不佳,處理速度也不夠快。 

年輕的哈多吉就有險些吃上官司的經驗。那次,一位發抖的小孩被送來急診,哈多吉感到症狀很奇怪,除了驗血、開退燒藥,也要求小兒科醫師前來會診,準備送加護病房。後來小孩開始抽筋,他見狀馬上為其注射抗痙攣藥物、插管,但小病患仍在送到病房兩小時後死亡。激動的家屬認為醫師沒有一直待在病患身旁而打算控告他,對此哈多吉甚感無奈,「當天有一百多個小孩,一直擁進來,」其他醫師也非常忙碌,力有未逮。後來家屬雖未付諸行動,仍使他倍感壓力。儘管羨慕開業醫師閒雲野鶴般的生活,但一想到「急性病人要怎麼辦?」哈多吉還是咬緊牙關,堅持下去。

除了必須承受心理壓力,急診醫師的體力也要一流。不論日班或夜班,一上就是十二小時,連「熬成婆」的主治醫師都必須守夜診,以長庚、馬偕、新光、彰化基督教醫院為例,每個月四到七班不等,令多數人大感吃不消。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觀察室主任阮祺文說,過去人手不足時,曾有連續五天在醫院睡的紀錄,太太抱怨不已,「只差沒離婚。」而年老力衰時,還得費心尋找較輕鬆的第二春,例如開業。「急診像『做功德』一樣,」阮祺文無奈地說。

工作形態特殊,醫師嚴重缺乏 

由於工作形態特殊,急診醫師嚴重缺乏。廖訓禎估計,全台灣目前至少需要七百位急診醫師;而現有的兩百多位集中在長庚、馬偕、彰基、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以及奇美等大醫院,其他中小型醫院與省市立醫院則少得可憐,有的甚至高掛免戰牌:「本院無小兒科急診醫師」。

苗栗大千醫院赴台大醫院受訓的住院醫師陳連書說,從苗栗到最近的林口長庚醫院車程要四十五分鐘,若未經急診醫護人員處理或隨車照料,許多病危急診者送到時恐怕已回天乏術。

一位曾在宜蘭出車禍的李先生心有餘悸地回憶,車禍發生後,朋友首先送他到小鎮的診所,經過二十分鐘後醫師告訴他無法處理,朋友只好將他送到宜蘭最大的醫院。年輕的實習醫師穿著拖鞋姍姍來遲,告訴他左手的傷口只需縫二十多針,不必擔心。但醫師的技術卻差得令他感覺「像縫豬一樣」,痊癒後留下難看的疤痕,花了一段時間復健才恢復。「既是全民健保,政府便有責任提供必要的醫療,」張珩強調,偏遠地區尤需急診醫師,以保障民眾基本醫療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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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醫師投入急診行列,衛生署去年首度發出一百三十位急診專科醫師執照,並讓擔任四年以上者就地合法。然而,未經任何審核考試,是否會影響急診醫師素質?「先要有足夠的量,才能論及更好的品質,」張珩採逆向思考;但他也擔心執照發了,持有雙專科的醫師還是不愛急診。

急診醫師的職責原是處理急重症,但因等床、不願轉院或無處可去的滯留病患過多,不但必須花相當多的時間照顧,急重症患者反因客滿而躺在走廊,甚至被拒。

衛生署醫政處去年規定,滯留超過四十八小時的病患與每月急診人數的比率,不應超過五%。自去年五月起,每月急診人數兩千人以上的二十一家醫院,皆已降至五%以下,例如原本滯留比率超過一○%的台大醫院,便將空床率由一○%壓到五%,加強急診住院、轉院或社工人員服務。不過,台大醫院急診科主任林芳郁認為,從根本制度面如健保給付、長期照護體系進行改革,才是治本之道。

急診是沒有掌聲的舞台 

「理論上,病人應在三十分鐘內送入加護病房或開刀房,」但因各科「塞車」或部門聯繫不良,即使病患命在旦夕,仍可能一位難求。哈多吉便曾有類似的慘痛經驗。有一次,一位大腿被輾掉一半的病患一直出血、血壓很低,他與同事拚命輸血急救,將血壓拉回來,但開刀房一直空不出來,沒辦法動手術,病患就這麼走了。「面對病患痛苦的臉孔卻無能為力,會有很深的挫折感,」張珩有感而發地說。

除了為病患爭取病房、開刀房,只要急診醫師研判必須其他科會診,各種拉鋸、爭執、衝突都可能產生,多數同僚視急診為「黑五類」。一位神經內科醫師便批評急診醫師診斷有待加強。他回憶,有一次急診醫師以為病人手無力是中風而照會他的同事,「結果竟然是骨折,」令他的同事哭笑不得。 

身兼台大醫學院急診醫學科助理教授的馬惠明指出,急診與其他專科的訓練恰恰相反,其他專科是先做出診斷再治療,但急診是「症狀導向」,即使尚未診斷出病因,仍須搶時間選擇如何處置,因此應以後續追蹤提升處置的正確度。

馬惠明進一步指出,早期美國急診室的情況與台灣相似,經過二十多年的錘煉,如今急診醫師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成為醫學院學生熱門志願之一。由急診醫學帶動的災難醫學、毒物學、野外醫學等研究,使美國在如奧克拉荷馬州爆炸案的災難處理,遠較他國先進。相較之下,台灣的急診醫師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急診是沒有掌聲的舞台,」阮祺文無奈地說。然而,即便沒有花籃謝語,這群急診先鋒仍將繼續以其精華歲月,換取死神一嘆。

急診醫療前哨站:到院前救護 

急診醫療環環相扣,面對腦死或失血過多的病患,就算是華陀再世,也無力回天。

據消防署統計,去年救護出勤總計達三十五萬多次,急救人數超過二十一萬三千人,且每年平均以一○%成長中。如同急診醫學,台灣的「到院前救護」系統仍在學步階段。

美國發展到院前救護系統已有三十多年歷史,從推廣心肺復甦術(CPR)、通過「緊急醫療救護法」、積極訓練各級救護技術員、改良通訊系統到普遍設立救護站、加強民眾教育、急診部門軟硬體規劃等,整合各環節並逐步推動,卓然有成。

反觀台灣,負責救護的消防隊限於人力,除了台北市每次出動都有兩名隊員外,其餘地區多為一人,只能肩負載運之責,無法照料病患。而且,還有一半的人員只受過初階急救訓練,對救護車的醫護用品也不夠熟悉。

以猝死病患而言,心跳呼吸停止的四、五分鐘內,及時施以心肺復甦術存活率較高。然而,據主持台大「到院前救護計畫」的馬惠明指出,「猝死救活比率在美國西雅圖、密西根等大都市可達一八%至二○%,台灣至今僅一.四%。」同時,相較於美國民眾會CPR的比率為五○%到六○%,台灣民眾現場能施以CPR的比率只有六%,差距之大由此可見 。

為了找出適合台灣的救護體系,台大醫院在衛生署支援下,自今年起開辦實驗性到院前救護計畫;採雙重派遣模式,在台大救護車八分鐘內可達的區域,由一一九獲報後通知台大,若情況嚴重便同時派救護車前往,剛開始施行並由急診總醫師隨行指導。

曾隨行的總醫師黃建華發現,一些民眾會拒絕救護員施以急救,甚至捨近求遠,非要到自己信賴的大醫院不可,延誤了搶救時機。他建議,民眾應聽從一一九人員的指示,在救護車尚未抵達前先做處理,並讓救護員急救,才是正確的做法。

「擁有良好的緊急醫療,是先進國家人民的基本權利,」馬惠明的觀察,相信也是國人的心聲。

(王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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