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台灣四位新銳導演，合拍了「光陰的故事」，不再完全走商業電影的路線，從此揭開台灣電影新的一章。
稍早時，在一九八○、八一年間，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批年輕導演，他們不論在技巧上或題材上，都期望擺脫四人幫時期的束縛。他們的作品，如「櫻」（韓小磊．詹相持導演）、「生活的顫音」（騰文驥．吳天明導演）和「春雨瀟瀟」（丁蔭南導演）也使中共電影呈現出新的面貌。
引起矚目
一九八三年，「小畢的故事」 （陳坤厚導演）和「城南舊事」（吳貽方導演）分別代表了海峽兩岸進軍奧斯卡影展，角逐最佳外語片獎。雖然雙雙落選，但中國的電影已然引起世人矚目。
隨後幾年，在海外上映的大陸片，像「茶館」、「如意」、「黃土地」等就成了許多中國人的話題，也引起一些疑問：「中共的電影真的這麼好嗎？」、「怎麼可能？」、「他們是不是藉著電影在搞海外統戰？」
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受經濟體制政革的影響，大陸電影界有幾個重大的轉變：
一、電影尺度仍然時鬆時緊，但隨著自由化的進展，大體上比文革期間放寬許多。
二、大陸電影藉「文化交流」之名，向自由地區廣為輸出，並在許多國家舉辦中國電影節。廣泛地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
三、電影界開始依據市場供需的法則來經營片廠和發行影片，迎合大眾的口味。
「中國大陸電影輸出並不是從現在開始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影理論碩士王菲林說：「從前他們只在意識型態相近的共產集團國家放映，所以很少人知道。」直到三中全會提出「四化」新方針之後，才積極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交流。他們輸出的電影大致分成商業性和參展性兩大類。
商業性電影只局限於海外華人聚集的地區，如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和加拿大等地，由於其市場與台灣電影市場重疊，對台灣造成不小的威脅。
威脅之一是票房。以香港為例，一九八三年，大陸在港上映兩部片子，總票房四百六十五萬餘港幣。台灣雖上映了三部電影，但票房只有二百六十六萬港幣。八四年大陸電影在港的總票房是一千萬港幣，台灣電影是六百九十餘萬港幣。
破眾層次有別
除了影片數量外，另一個威脅是質的好壞。影評人焦雄屏以美國舊金山為例，非常感慨的分析 「看台灣片子的人大多是低階層的勞動人口，餐廳打工下班之後到電影院裏尋找刺激發洩的。而觀看大陸片的人則多是真正的電影愛好者，或知識份子。」兩者在層次上相差極大。
「大陸電影非常重視影片傳遞給觀眾的意義和訊息。時代感以及國家民族的色彩非常濃烈，」另一位剛從紐約學廣播電視回國的留學生也說，許多海外觀眾不滿台灣電影「言之無物」。
當然，能夠到大陸以外地區放映的電影，大部份都是已具口碑的嚴謹之作，也去掉了口號式的八股教條。影評人饒曉明在看完「人生」之後，不免詫異，「片中處理人的感情是淡淡的，很傳統，非常純樸。而批判中共走後門的歪風，真實性也非常高。」
中共電影的這種轉變，事實上是和他們對文藝功能的界定和大陸的政治風向有關。
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一向是中共影片的作風。三○年代的電影工作者（包括共產黨在內）就認定電影和戲劇、文藝是改革舊社會的利器。一九三三年，共產黨內部已成立「電影小組」，統一協調反帝、反封建、反神怪武俠、反才子佳人的電影批評步調。在三○年代電影的軟（讓眼睛吃冰淇淋、讓心靈坐沙發椅）、硬（揭露現實、暴露黑暗）路線之爭中，共產黨選擇了後者。
大陸電影在五○年代末期與六○年代整個被政治運動鎮壓住了，凡不替政策宣傳的人都被點名批判、下放、勞改，但是與現實緊密連結的創作理念卻並未消失。
「只要政策一放鬆，立刻冒出芽來。」世橋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的負責人顧卓雄是個喜歡看電影的人，也是國內第一個收集有聲資料（音樂、電影）來研判市場策略的人。他以市場運作的理性觀點強調，從電影確實能看出大陸由於經濟政策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變化。
有「愚民」的意味
他舉例說，「巴山夜雨」以台灣的尺度看，簡直就是警察幫助罪犯（無辜者被判刑）；「血，總是熱的」描述工廠現代化時所遭遇的挫折；「如意」則直斥高級知識份子無是非觀念。「中共非常聰明的，把電影視為人民發洩不滿的媒體，減低了人民在實際生活的抗議行動，」顧卓堆分析說。
儘管中共主管部門的管制較文革期間為寬，但仍然不忘電影乃「國之利器」，在在要求電影內容，多揭露四人幫極左專政的罪惡，多鼓舞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教化味」不改。
「大陸片子在我們看來多少有點『愚民』的意味。但他們既不像南斯拉夫採用色情的方式，也不像好萊塢訴諸於幻想，他們以『小批評』來整合不同的聲音，引起多數的共鳴，達成『大幫忙』的目的，」顧卓雄指出。
就走這種正面指向生活的電影內容，使海外華僑以及不少台灣去的留學生感到詫異。王非林表示，大陸電影的批判程度以中國人不輕易外顯悲喜的傳統性格來說，其激烈度，絕不下於英國在「如果」片中以暴力竭盡所能地衝破社會壓抑所引起的震撼，甚且超過了它。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大陸電影工作者對電影語言的瞭解和運用，電影雜誌「四百擊」中作者胡深表示，「凌子的『駱駝祥子』和謝添的『茶館』，除了技巧純熟，對中國文化掌故的瞭解和人物塑造的精妙，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學術意味極濃
除了商業性電影外，中共更把電影以參展方式輸出，加速建立了國際人士對大陸電影的好感。
根據中共出版的「中國電影年鑑」，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間，世界各地舉辦的「中國電影節」和「中國電影週」共有四十七次。會中放映了六十餘年來的中共電影，內容多樣化，不一而足，帶給西方影界不小的刺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次影展。
八○年的倫敦影展，題名為「中國電影四十五年」。這次影展是中國電影在世界上第一次全面的歷史性回顧。主辦者東尼．雷恩表示：「這次回顧展足以證明：中國電影所擁有的國際水準，早已存在了四十五年。」
八二年三月義大利杜林的「中國電影回顧展」，放映了一九二五｜八一年間的一四○部片子。影評人黃建業在一篇報導中指出，這是一次門華彩紛陳，學術意味極濃」的展出。法國電影史家尚．米堤感慨地說：「『中國』電影對我來說是一種發現，我自認是看電影最多的一個，但直到今天，我們不知道有這樣的電影。我真為此感到慚愧。」
八四年的巴黎「中國電影展」，選了近二百部片子，使素來對電影狂熱又對中國文化深具好感的法國人，享受了一次豐富的盛宴。一位旅居法國多年的年輕華僑，事後追憶說，影展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使他得以透過銀幕清楚地瞭解到，中國人民在不同時代與環境相搏的苦難：「彷彿是幾十年後重又復活的聲音、眼神向你訴說他們的心聲與堅持。」
不論是輸出商業性或者參展性電影，中共對拓展海外市場是有計畫的。
一九七九年設立的「中國電影輸出輸入公司」，就是包辦協助外國籌畫電影節的總指揮。香港的「南方影業公司」則是它的海外代理處。
一九七九年，中共為了應付國外電影工作者要求赴大陸拍實景，又設立了「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李翰祥的「火燒圓明園」和「火龍」就是利用大陸的壯觀景色來達到商業目的。一九八五年日本投資三十五億日圓去大陸拍攝「敦煌」，共軍動員了臨時演員兩萬、馬兩千匹、駱駝三百匹，甚至在敦煌附近建了兩座城池，來討好外國製片商。
有計畫的參展
「今日電影」總編輯梁良表示：「把海峽兩岸頂尖的作品拿來比較，雙方不分軒輊。『黃土地』懾人的視覺映像絕不輸於得到亞太影展最佳攝影獎的『海灘的一天』。但是台灣畸形的商業壓力－－赤裸裸的票房走向和被壟斷的發行制度－－使導演、編劇疲於奔命，前途非常黯淡。」
而由於大陸擁有龐大的電影人口（一九八五年售出了二百九十億張電影票），創作者堅持現實主義的人文傳統，以及新一批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工作者的加入，使王菲林擔心，「未來數年，他們將會在世界影展中獲得更大的榮譽。」
大陸電影不是沒有危機，低俗的商業片數量與年俱增，而政治框框的限制也構成創作上的瓶頸，像「黃土地」、「如意」已被禁止參展。
問題是未來中國電影海外市場上，台灣的腳步要更快一點。台製廠廠長饒曉明呼額國家多以實際行動獎勵優秀的年輕電影工作者；施行電影器材進口免稅；多拍富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好片；甚至推動大財團來投資電影，集民間和政府的力量，合力發展中國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