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命運由經濟決定，所以四十年來，我們一直走得兢兢業業。我在七○年代後期、八○年代初期回到台灣時，遇到李國鼎先生、孫運璿院長、趙耀東部長，這幾位技術官僚的愛國情操，以及對台灣無私的投入，使得我這個在台灣出生、本來不想回台灣的人，改變了主意。
當年趙耀東先生花了三天說服我，因為我不認為政府的做事方式可以讓人有所發揮。但趙部長說，他願意當我的清道夫，而且言而有信，真的都做到了。不過讓我允諾回國服務的，是他的一句話：「我三十幾歲才到台灣來，現在已經六十幾了，都一直在為台灣拚啊！你是台灣土生土長的，難道為你的出生地做點事，都沒意願？」經他這麼一說，我實在覺得汗顏，而且有感於他們的熱誠，答應回來三年。
我是因為他們的無私才回來的，今天卻也因為士大夫的無恥，而離開我長期引以為榮的中國生產力中心。台灣幾乎沒有政務官了；徒有政務官的職位，卻沒有政務官的風骨。我們並不是沒有優秀的人才，很多部會首長我都很佩服，但是沒有供人才發揮的環境；這和政治領導風格有關係。
Blaine Lee在他的著作《The Power Principle Influence with Honor》中提及，權力的運用有三種：第一種是令人恐懼的coercive power，希特勒、毛澤東都用過；第二種是以利益交換或要人絕對服從的utility power，這是台灣目前主要的領導風格；第三種是因為榮譽感而有所不同的principle-centered power，其重點在於每一個人本來就有自我的榮譽，認為所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雖千萬人吾往矣！這裡指的是自己感覺到的榮譽，不是別人給你的位置或勳章。honor 和honors不同；honor 是自發的，和動機有關；honors 是接受的，和動機與所做所為不一定有關連。
今天台灣之盛衰繫乎李登輝總統。李總統剛就任時非常有企圖心，他親口告訴我，要在總統的六年任內把台灣整治好，令我佩服得不得了。如果能多聽聽各界的意見，相信對總統治國會有不凡的價值。因此，我曾帶多位國外知名人士晉見李總統，他們和總統談後，不約而同向我表示：「蔣經國先生真是非常厲害，能夠選這麼具雄心遠見的人來承繼。」日本高階人士也說過：「我們日本就沒有這樣一位領導者。」
今天，只有李總統有權力救台灣，而最重要的就是從根本上斬除根蔓相連的政商關係，台灣才有救！唯有一次就把問題徹底解決，才能畢其功於一役，不再有政經亂象，使整體經營環境回歸常軌。如果李總統能夠在今年這樣做，將使代代的台灣子孫敬仰。
至於對台灣懷有使命感的人該怎麼做呢？
我誠懇地勸告企業家，發揮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將台灣的亂象擺一邊，堅定地擘畫遠景，帶領員工走向未來。
我也不會離開台灣，我已經在這裡投注了十六年最寶貴的黃金歲月，並創立「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希望透過網路、影音光碟，灌輸正確的經營思維，以增強華人企業家之自信心與競爭力。
（本文作者為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