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年代開始，國際政治中有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這股力量還在持續，可望對下一世紀的世界秩序產生深遠影響；在政治上將是個無戰爭的和平時代，在經濟上會形成無國界的自由市場，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不再以武力為方式，而是被經濟競爭所取代。
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就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將過去幾世紀累積的問題爆發出來。我想之後在這個新秩序中，不會再有戰爭，因為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在共同市場擴大下，願意用集體的力量來維持世界秩序。例如WTO宛如世界性的經濟政府，嚴格規範參與國家的經濟政策；去年的金融危機讓大家瞭解金融管理機制的重要性，以及此一議題的全球性。
新秩序的出現其實是對主權的一種限制，過去被視為支配國際政治主要因素的民族主義，也變成強弩之末了。十七世紀歐洲國家的建立和民族主義息息相關，二次大戰時，民族主義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建立而達到高峰，但之後，特別是在新秩序形成下，它漸漸失去正當性。目前民族主義比較高張的地區如阿拉伯國家、中國等，他們的民族主義應該算是「遲來的民族主義」，但我認為在國際上已失去影響力，對他們國內的影響力也漸漸式微。一些還未發展出民族主義的國家，因此而受到限制。台灣的民族主義尚未形成，要像過去一些國家一樣波瀾壯闊已經不可能，因為國際大環境改變，歷史的機會已經消失，未來想成為國內主要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也在降低。
凡是地理或政治上具有特殊性的地區，愈容易受到國際新秩序的影響。台灣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受到的影響更大，如何回應此一要求是台灣近幾年最大的課題。
對下一世紀的政治領袖來說，必須能洞悉這樣的問題核心，否則不可能成為引導台灣前進的領袖。另外，台灣人自我角色的認知也很重要，我用「新興民族」的概念來詮釋台灣人未來的世界角色，我相信台灣會是個新興民族。
以獨立後的美國為例，她至今還在發展，影響力籠罩全世界。美國在新興過程中，領袖一直認真思考自己的使命，將國家的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不斷改造自己、甚至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在文化或是人權維護上。
未來台灣如何成為一個新興民族，進而對世界產生貢獻？不談別的，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改變中國就是我們的使命，能做到是相當了不起的事。事實上，也只有台灣最有可能與條件做到。
從反對黨的角度來看，我曾用「危機社會理論」來說明民進黨執政之路必須做的調整。日本剛戰敗時，恰好碰到東西方冷戰，日本夾在對抗的中間，處於一個危機社會的狀態。而當時唯一的反對黨社會黨反對美日安保條約，使日本民眾對國家安全產生疑慮，選舉時不放心將票投給社會黨。所以四十幾年來自民黨一黨獨大；即使它再腐敗、貪污。由日本的經驗證實，一個危機社會不利於反對黨的執政，尤其是反對黨的主張讓社會大眾產生疑慮、卻又不調整時，更無法執政。這種情形如果只有一個反對黨，還有存在的空間，若有新的反對黨且提供不同選擇時，一定會危及它的生存。
德國戰敗後分成東、西德，也算是危機社會。西德的社民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有些歷史淵源，引起人民對國家安全產生疑慮，而在戰後無法取得執政權。為了取得人民信任，社民黨在六○年代開始調整路線，向人民保證執政後會繼續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七○年代，還曾和執政的基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之後漸漸成為第一大反對黨。
所以我認為，在野黨提出聯合政府的主張，可以去除民眾對反對黨執政的疑慮，以及讓反對黨從執政經驗中學習。可惜的是，這個想法並未成為民進黨的政策有些可惜，因為它可以當做競選訴求，告訴人民你有降低疑慮的做法。最近民進黨內部有修改黨綱之舉，在我看來，黨綱是反映民進黨的歷史性問題，我不覺得非改不可，民進黨可以用很多方式來補充、為台獨黨綱做新的詮釋，特別是對國家安全的問題。
我這一生將自己當做使命的使徒，過去可能不很清楚這個使命到底是什麼，但現在愈來愈清楚，就是帶領台灣這個新興民族走向二十一世紀，完成新興民族的歷史使命，因為她還有太多尚未發展出來的潛力。像我一生抱此志向的人，不太在乎個人得失。目前這個使命尚未完成，過去二十幾年我們所做的只是讓台灣民主化，但還不夠。
（劉鳳珍整理）
21世紀全球語摘
「第三波」政府的首要原則，是少數權力。我們正快速邁向高度分眾化的社會，
要想成為多數黨，或取得多黨聯合政府所需的多數民意，不但日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
社會裡有數不清的少數團體，重大議題很難形成共識；即使貧窮階級
也成為少數派。多數統治不但法理行不通，也不合乎人道與民主。
——未來學家托佛勒（A. Toffler），《再造新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