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族的歷史，真的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台灣的主軸。我的外公、祖父就是兩種不同的類型。
我的外公何集璧誕生在十九世紀結束的前兩年，所以到二十世紀他才三歲。他受日本教育長大，覺得自己是漢人。然後去日本讀醫學博士，沒讀成，所以去了中國大陸，從Saint Johns學校開始讀起，後來就到北大去。在北大，他覺得中國人好窮、好可憐，就加入共產黨，參加五四運動，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
從中國帶回來的夢想、感情與懷舊
他經歷過台灣的殖民歷史，看過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日本的崛起，受了現代化教育，也接受社會主義。他又去了上海，看到中國和西方現代化接觸，看到上海的風華。然後到了象徵中國中心的北京，當時北大充滿中國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氛圍，看到那一代知識分子在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裡頭錯綜、徬徨、分裂的心情，並在其中找尋他心中的場域。他每種活動都參加，五四、加入共產黨，民族主義的口號他也跟。
很有趣的是，他從中國帶回來很多東西；帶回他對社會主義一生都沒有忘記的夢想，帶回對中國強烈根深柢固的感情，更帶回上海的懷舊。他帶回來的東西，屬於精神層次的都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屬於物質層次的都是上海；他帶回很多上海的古董、布、字畫，他還喜歡講上海的普通話。
十九世紀末期跟二十世紀末期有個很大的差異。十九世紀末期是人類對自己的價值、尊嚴都崩潰的時期，資本主義崛起、機器出現，農民眼看大大的機器取代了人，科技把人完全踩在腳底下。到了二十世紀末期，internet崛起，人們還發明會思考的軟體，對科技不再有恐懼。十九世紀末我們看到的是蒼涼，二十世紀末則多了很多瘋狂嘉年華的想像。
在這樣的環境下，外公回到台中，參加文化協會。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有個特色，就是蒼白、話講很多。文化協會的活動他每次都參加，在醉月樓裡寫隨筆、吟詩，反抗日本殖民統治。那堆朋友裡有個女人叫謝雪紅，後來外公最小的弟弟當了謝雪紅的秘書，跟她去了大陸，再也沒有踏回台灣的土地。他唯一留下的一句話，就是和同伴相約，誰後死，就把先死的人骨灰帶回台灣。他的墓碑上只寫著「台灣台中何集淮」。
一生相信的「母親」背叛了他
到了二二八事件時，外公的民族主義就崩潰了。他一生相信的「母親」背叛了他，這個恨讓他變成很典型的本省人，恨到連四、五歲的外省小孩到我們家來，他都會把人家趕出去；恨到我小時候最常聽家人講的一句話是：「誰敢嫁給外省人，就把她剁來餵豬吃。」
外公其實代表從十九跨到二十世紀裡，人類對於各種意識形態的困惑和挫折；先是夢幻，然後是完全的破滅。十八、十九世紀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最盛行的階段，在北大，所有的概念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都統合在民族主義之下。從十六世紀到現在，中國唯一活著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族主義，其他都是假的。自由主義從來不是中國人的基本想法，中國一直都是民族主義，即使共產主義崩解，飄盪在中國上空的還是老套的nationalism。
外公就是這樣。他看見血從兄弟的胸膛流出，看到街上的屠殺，他恨透國民黨政權，也恨透了中國。意識形態的挫折，是意識形態給一個人的懲罰；它攫取了這群人，也懲罰了這群人。我外公就非常典型。
我的祖父就不一樣。他也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期，念的是日本最有名的武藏音樂學院，和我的祖母是同學，我的祖母是日本人。我的曾祖父陳純精是當時的羅東街長，也就是羅東鎮長。曾祖父對羅東貢獻很大，使羅東從一個破落的村落變成宜蘭的經濟中心，到今天羅東公園還有他的銅像，公園內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他們家族捐出來的。
和統治者時而合作時而衝突
祖父家是另一種台灣仕紳，他們位居台灣東北部，和外公位居西部台中、繁華、接受上海文化不同。所以我媽媽結婚以後，我爸爸家批評她們太時髦。我阿姨在伸展台上做服裝模特兒，這對他們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我外公是很國際化、世界性的知識分子。相對的，祖父的家族是保守的台灣仕紳，對政治有距離，但做為地方精英，和統治者是時而合作，時而衝突。他們的政治意識很少，對於如何維護家族利益的意識卻很強。
日據時代他們和統治者合作，二二八事件時像地方精英一樣遭受迫害，付出點小代價後，又跟統治者合作。他們和世界隔絕，也代表台灣另外一大群人如何從殖民政府過渡到外來政權，以及如何維持自己利益的過程。
白色恐怖下的悲劇與陰影
這裡面也有很多悲劇。祖父很早就過世，他是坐船到龜山島玩，船上太多人，結果船就沈了，他不幸過世。二次大戰後，整個社會對日本人仇視，祖母根本活不下去，留下小孩走了。父親形同孤兒，由最小的姑婆招贅，照顧兄嫂留下的小孩。
姑丈是東京大學經濟學學士，他的書裡面有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二二八的時候，他在家裡打麻將，以聚眾開會的罪名被抓去坐牢。後來他們連日本天皇送的銀盤都拿去典當，才把人救出來。
之後，姑婆慘澹地經營一個沒落的家族。她是個很有才氣的女人，全家的女人都學音樂，她就教鋼琴、舞蹈。姑丈發瘋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把自己關起來，完全沒辦法超越他受過的白色恐怖。
我和父親的家族不親，受他們影響很少，在我身上完全沒有我們家的保守傳統。我的姑婆後來當上國民黨的國大代表，但她告訴我絕對不要加入國民黨。他們的下一代中，女孩子都學音樂、念師大音樂系，男孩子統統都出國，女孩子想辦法和當地的貴族結姻親，在後代留下貴族的血液。
我媽媽的家族也是如此。他們離開台灣到美國，永遠不回來，想辦法成為美國公民，當醫生或正教授。我們家族這三代，不管是接受國際化影響的，還是很本土的家族，到我這一代的共同之處就是離開台灣，遠離他們的土地，遠離上兩代的掙扎。這些掙扎是仕紳家族在不同統治者間求生存的卑微，想要在世界找尋夢想，在各種不同意識形態中困頓、挫折、背叛和破滅，最後都選擇遠離家園。
政治是不能碰的
但是，我們家留在台灣的人都很反對國民黨，沒有人一生中曾經投票給國民黨，而且很痛恨統治者，反對到底，全家沒有一個人例外。
我們家是高度的政治化；祖父家一直和統治者合作，外公家一直是反對者，政治的符號在我們家的上空飄過來飄過去，就像在台灣上空。他們在私人生活中，對政治都有個共通的答案：政治是不能碰的；我是唯一的特例。他們對我的情感是很浮動的，我說要參選，他們徹底支持；我說不選了，他們就說對、對，不要選，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他們對政治有強烈的熱情，也有很大的虛無，這其實非常像台灣。
我們家族對政治這兩個字，困惑了一百年。要活下來，好像不得不跟政治有關；但一與政治有關，二二八馬上就被捲進去。所以他們學會要和新的統治者合作。外公這邊認為，人一旦踏上這條路，根本不容許一絲絲正義感，當你的生命開始有些名利以外的價值時，就注定有太多的不幸。
像我叔公，他當時二十一歲，還只是個孩子。參加了二七部隊、當謝雪紅的秘書，離開父母，再也沒有回來過。他在中國大陸當過政治犯，被勞改，第一次被宣布死亡，送到太平間後半夜醒來，爬出窗外。送到黑龍江勞改後，連飯都沒得吃，只想把糧票偷偷存起來給他黑五類的小孩，他的小孩沒有一個念到大學畢業。第二次才比較尊嚴地死了，唯一的願望就是讓骨灰回台灣。
他們跟政治的關係太痛苦，也太難忘了。台灣這次選舉就是這樣的處境。我們對政治很瘋狂，投票率八成，這不是強迫動員，可是在碰觸政治的同時，對政治又有點害怕，這種是非常辯證的關係。
悲情也是如此。我們很怕真的揮別悲情，難道悲情就這樣沒了嗎？就像我說的，統治者沒有叫別人揮別悲情的權利，沒有錯，受壓迫者也要給與寬恕的種子。世紀末最後一張月曆，對台灣社會來講，其實要有比告別悲情更複雜的答案才能跨越過去。族群的問題也是，要提出比族群融合更複雜的答案才能撕下這張月曆，或是寫下完美的句點。
台灣大部分的人都和我祖父那邊的人相像，他們可能不願意，但是為了生存，只好選擇和執政者合作。我不能說這樣的行為是不對的，只能說這是一種卑微的生存態度。卑微的生存態度是這一百多年來的台灣殖民史，做為中國政治的邊陲、受帝國主義統治，這樣卑微地活著。到最近這十年來，大家勇敢說出自己要什麼，才開始不卑微。
瞭解歷史，才明白為什麼痛苦
台灣一方面很世界，另一方面又很不世界；二十世紀各種意識形態的概念都能接受，但是保存下來的能力都很低。有點悲情又不太悲情，就像個萬花筒，但它的好處就是輕。仇恨也輕，放下去也很輕，二十世紀的台灣經歷過屠殺、戰爭，那麼重的烙印到最後都變得很輕。
二十世紀殘留在我身上的東西，就是皺紋、歲月啊，還有使用電腦的能力輸給年輕人。我的家族留給我這些過程，所以我的歷史性非常強。
二十世紀是需要知道歷史的世紀，才會知道自己為什麼痛苦。如果不知道，你就會亂恨人，看到外省人恨，看到男人也恨，亂恨一通。二十世紀的人需要瞭解歷史，不管是歷史裡的國家結構、族群關係、男女關係、性別，哪怕是愛情、個人事務，都需要詳細瞭解，才能掌握個人。二十世紀留給我很大的影響是從大結構的歷史發展來看自己。
（陳文茜口述，蕭富元、李宛澍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