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台灣某位知名企業家語出驚人地說：「把公賣局員工裁掉一半，生產力可以提高兩倍。」我恰好有位朋友的父親在公賣局做事，朋友說他問過父親，老人家的回答竟然是：「把公賣局裁減到十分之一，生產力還會再增加好幾倍！」前面這幾句話，跟在行政院經建會主辦的「政府再造種籽營」中，說出「如果濁水溪以南歸我管，稅金減一半，還會賺死」的奇美實業董事長許文龍的想法，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近，台灣許多企業家與專家又提出有關政府再造的各項意見。例如，許文龍認為，政府應該「小而美」，權力應該下放，並充分授權。他甚至提出應該廢除考試院、監察院，立法委員只要三十個、縣市議員只要七到十一個就夠了等等令人側目的意見。
許文龍以他經營事業的經驗，提出這些政府改造的見解，的確令人欽佩；以我從事生產力運動多年的經驗來說，也認為當今的政府再造，應朝「簡單政府（Single Government）」的觀念進行。要建構簡單政府，必須先認清一個重要的理念：所謂的生產力，就是要把人拿掉才是生產力。不適度地精簡人事，想要提高生產力、建立簡單政府，就像俗話說的「寡婦死了兒子——沒指望」。
以精省的例子來說，精省原本屬於一種結構變革，利用組織架構的重整，達到提高生產力、競爭力的目的。但若架構的重整並未考慮到新的結構該有多少合理的人力，那麼架構雖然改變了，人力結構卻未改變，只是將「人」移轉 ，讓更少的單位養更多的人而已。在許多追求變革的公營單位與民營事業中，都可以看到這種現象，變革成功的少之又少，大部分是「出師未捷身先死」。
要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利用工作方式與工作量的改變，讓人事包袱真正消失。要改變工作方式與工作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讓整個政府能夠網路化，利用網路便捷快速的特性提升運作效能，建構一個簡單的政府。
舉例來說，目前申請護照大約要花七到十天左右，其中大部分時間是浪費在相關申請資料的「旅行」——從申請人到旅行社、從旅行社到外交部發護照的單位，然後外交部又必須花很多時間跟其他政府單位，如內政部等，查詢個人的相關身分資料（例如是否為通緝犯）。這樣的工作方法必須「養」多少人來維持它的順暢，不難想像。若能將護照申請網路化，申請者只要經由電腦網路填寫資料、繳費，核發護照的單位則透過網路到相關單位查詢資料、再發照。工作過程簡單快速，其中許多需要人加以維護的動作都可精簡，雖然不免牽涉到資料的隱私與安全性等問題，但是只要防護得宜，設定授權保護，技術性問題就可排除。除了申請護照之外，其他如機車、汽車換照申請，以及戶政申請與變更等原本占去相當多行政人力的服務，都可以經由網路化而產生工作方法與工作量的改變。
網路化造成的工作方法改變，可以讓多餘人力無所遁形，讓只負責蓋章的人不再有藉口留下；政府的人力可以急速精簡，服務效率大幅提升，節省下來的資源可以運用在其他更迫切、更有用的需求上面。網路化的簡單政府，才能小而美；只剩合理的人力做服務內容（content）的提供與維護，不再有尸位素餐的高成本與疊床架屋的低效率，一切講究便民、快速與彈性。
日本著名的經濟學者>屋太一在談到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的成敗時，曾有如下的評語：豐臣秀吉在面對龐大的人事包袱時，採取了類似多角化的攻打朝鮮策略，這項策略的失敗讓他失去日本的統治權；相反的，德川家康在面對相同包袱時，採用了類似組織變革的策略，追求內部的安定，並強力整肅功臣，改變了當時日本的從政晉官方法，建立管理數百年的德川幕府。
用現代的角度看這段日本歷史，最大的差異就是在面對人事包袱時，失敗的做法是進行「人力的移轉」，成功的做法是「將多餘而不當的人力排除」。
當前的中國大陸也在進行政府再造。朱鎔基的強硬做法是，在四天內裁掉五二％的人力，離職的官員帶薪、帶獎金，但不要再來上班，鼓勵他們去讀書或學習其他工作技能。在進行人力精簡之前，是以同事互評及主管評選的方式決定誰該留下、誰該被精簡。這種方式可達到某種程度的「多餘人力盤點」，讓人才留下，而非齊頭式的假平等，和德川家康採用的強勢整頓作為類似。
除了中國大陸，許多幅員廣大的國家如美國，早已推動政府再造。綜觀這些經驗，對於台灣我認為，落實網路化、利用工作方法與工作量的改變去解決人事問題，才是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