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開放，接受衝擊
今天，我們大家迫切地希望整個「中國」現代化。「中國」自戰後實施社會主義革命以來，除了體育進步之外，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乃至道德與精神文明，總的來說，都是失敗的。
有人說，「中國」的落後是由於人口多、底子薄，不能同日本、台灣相比。這種解釋有一部份道理，但不完全正確。拿可耕地來比較，「中國」平均七百五十人有一平方公里可耕地，而日本一千五百人才有一平方公里可耕地；日本平均每人可耕地比中國少。
如果說經濟底子薄，可以看看東德與西德。它們是同一民族，一樣的底子。戰前德國東部地區的工業還強於西部地區，但是現在西德的發展大大高於東德，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用以上兩個理由來解釋我們的落後沒有說服力。
不要用理想為現實辯解
我們應當從三十年的實踐中認真地想一想，我們總有什麼事情做錯了，因而全盤落後。我們要以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地承認自己失敗，不要老是用理想來為現實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辯解。
社會主義希望建立人人平等、沒有貧富差別的社會。這種理想是不會有人反對的，而且世界上很多人都有這種理想。問題是現在我們建立起來的是不是這樣一種社會？我們實際做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事情？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比別人做得好？這就要把眼光放遠一點，跟整個世界聯繫起來看。
社會主義的定義很多，公認的一是貧富差距不大，二是實行公有制。如果以這兩條來對照，北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決不比我們弱。他們的公有制成份一般都佔六０%以上，貧富差距相當小。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與社會福利都比我們好，平均年收入都在一萬二千美元左右，生活水平在歐洲居於高檔，失業率很低，不到三%。
北歐這些國家與我們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搞階級調和，不搞階級鬥爭。他們認為，在一個社會裡，總要有管理生產的階層，如果打倒了這批人，還得有一批人去管理生產。如果只是人身的打倒，並不能解決經濟問題。重要的是如何協調各階層，達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當然這個平衡點對各方來說都不會是十分滿意的，但對整個社會來說，它是最佳方案。
誰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我們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消毀了資產階級。北歐也承認階級矛盾的存在，經過五十年的階級調和，也消毀了一個階級，但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也就是說，現在那裡的人大部份都變成中產階級了。
北歐國家被列寧視為「叛徒」。我們堅持列寧觀點，認為叛徒做的事不值得一提，從來不去看看人家解決了什麼問題，是不是比我們接近社會主義的理想狀態？我覺得我們現在應當承認，他們是比我們更接近、更合理一點；比我們更重視社會穩定與發展。
社會主義因素即使是在最資本主義化的國家－－美國－－也是存在的。過去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壟斷的，今天這個觀點已經不對了。比如我們這裡郵政只有一家，而美國在一九八四年即已根據反壟斷法，將其最大的貝爾電話公司硬拆成八個公司進行競爭。這樣看來，到底是誰腐朽、沒落呢？
社會要發展，我們必須吸收人家經過試驗並已證明行之有效的經驗。當然事先要好好研究。比如，社會主義一是要生活穩定，二是要發展得快，但是穩定和發展又是互相矛盾的。「大鍋飯」最穩定，但發展是最慢的；完全自由競爭發展很快，但又感到不穩定，這些都需要認真研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必須把原來的框架仍掉，通過改革尋找出新路。
全面開放，全面衝擊
造成一個社會進步或落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並不是發現某一點落後了，把這一點改革一下就行了。我深信，要想改變「中國」社會，還是「全盤西化」的觀點更為符合實際。我說的「全盤西化」，就是全面的開放，全方位地吸收人類先進的文化，讓先進的文化衝擊我們落後的東西。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幾千年的文化沒有一點好的東西。問題是好與不好，不能事先規定框框，一定要自由地進行比較。通過比較，好的東西自然會保留下來，不好的東西自然會被衝擊掉。
中國文化裡至少有一樣東西是絕對高於其他民族的，這就是「吃」。「吃」是一種文化，是一種文明。中國餐館遍佈世界各地，外國人都承認中國的烹調技術是一種藝術。
人類文明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在一定的時期內總有先進和落後的地區。在歷史上中國也曾經有過先進的文化，曾經衝擊過別人，例如日本、朝鮮、越南，甚至歐洲。今天我們落後了，就應該讓別人來衝擊我們。從總的方面說，這對我們不會有壞處，只會有好處。
開放無罪
有人說目前年輕人缺乏理想、缺乏紀律，是開放造成的結果。我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們應當先問，究竟理想、紀律是外面好，還是裡面好？凡是去過國外的人，只要不違心，不能不承認外面的紀律、秩序、道德、文明比「中國」高。微觀的人會舉一些事例，如殺人、吸毒等等來說明國外自私成災。但從宏觀角度看一個社會，相對來講外邊的確比這裡文明點。我有很多日常的感受。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我們的公共汽車那有排隊？一擠就擠上去了。外面公共汽車也有擠的時候，但擠的時候一定是婦女先上或小孩先上，特別是英國更為明顯。很多中國人去了感受特別深，人家如此文明，不像在「中國」有人喊叫「「排隊！排隊！」這件事到底誰文明？怎麼不說人家污染進來了？怎麼老進不來？
關於理想、抱負，很多人說西方人都很空虛，但是不是整個社會都是空虛的？是不是整個西方的知識份子都是空虛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他們的社會中，許多知識份子非常富有責任感，不管是對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社會、自己的民族都有強烈的責任感。
我看見他們經常討論知識份子應當有什麼責任、什麼道德、應當做什麼事。那是很嚴肅的，決不比我們現在過組織生活差。只有閉眼說：「人家空虛得很。」這樣的人才是太空虛了。
我認為造成目前抓不到理想，紀律又混亂的主要原因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不是開放造成的結果。引用一條辯證法的原理：「外因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據。」我們說風氣不好，根源在「黨」風不正。「黨」風不正，社會風氣很難正。
在世界事務廣泛交流的今天，各個國家的文化應該互相碰撞，不要先設禁區。在世界範圍內碰撞的結果，別人好的東西我們學到了，我們好的東西也被別人吸收了。所以，應該徹底開放，加入國際化的潮流中去，這是大勢所趨。
心胸狹窄，文化貧血
「中國」、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所以落後，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把馬克思主義自我封閉起來。在我們的理論體系中，談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最大的毛病是把共產主義宣傳得太有排他性，實質上也就是比較狹隘，比較淺薄。
什麼是狹隘？我長期在學校生活，受到的宣傳很多，老是感覺到，雖然我們也說馬克思主義是吸收人類文明發展到現在，但在實際的宣傳中，總是認為只有馬克思一來，人類才真正認識了真理；甚至說得更窄，把馬克思也拋掉，只有一九四九年以來所做的事情才是最高、最好的，把人類歷史上一切文明，以及現代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發展的文明都加以否定。
比如凡是說到歷史上的英雄，總要加一句：「雖有貢獻，但他有他的歷史局限性。」這就比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矮一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若說歷史局限，今天的人同樣有歷史局限性。誰沒有歷史局限性？馬克思也有歷史局限性！歷史局限性到處都可用，因而也可以到處都不用。
玄奘取經不輸萬里長征
我們經常講長征如何艱苦，如何可歌可泣。這本來是件好事，但宣傳中加一句：這是史無前例的。把這事情說得誰也不能做，只有特殊材料的人才能做到。其實中國歷史上，就沒有可與之相比擬的嗎？就只有這麼一件事？決不是這樣！
舉例來說，玄芙西天取經也是一種長征。這長征一點也不比兩萬五千里短。說到艱苦性，雖說沒有追兵，但土匪是有的。當時也是為了追求真理來豐富我們的文化與精神生活。這些追求今天看來仍然是非常有價值的。玄奘在國際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我們這裡卻已經變成一個不怎麼樣的人物，好像很窩囊似的。
今天我們心胸狹窄，唯我獨尊。許多民族遺產在宣傳中受到貶低，使我們失去了歷史的精神財富，造成文化貧血，也使得這些年來我們理想抓不到邊。大家都以為理想是往前看的，實際上理想更多是由歷史造成的。由於感受到我們民族有這麼多文化，這麼多精神遺產，造成你有責任感，要繼承這些文化，要使我們民族精神發揚光大。
否定歷史，理想空虛
但是我們把過去都割了，一切都從一九四九年算起，當然很淺了，再有文化大革命一來，就什麼都沒有了。
從橫向來看，我們一樣地心胸狹窄，自設框架。
每一種對社會發展作出過貢獻的思想文化，總是融匯了當時人類所有進步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也是這樣。他們吸取了當時最先進的德國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也吸收了當時的物理學、生物學等方面的先進自然科學知識，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學說。
可是我們卻把他們的學說封閉起來了，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高於一切的東西，把資本主義世界所有的發展都當作一錢不值，這是非常可悲的。世界上的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你拒絕發展，當然要落後。
關於社會主義學說，它早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就產生了。事實上，自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以來，出現了許多流派，到最後分裂成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即第二國際。北歐五國戰後大多數時間是由社會民主黨執政，做出的結果就比我們更合理、更接近社會主義的理想。北歐人說，他們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則是共產主義者。
今天我們講「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實際上並不清楚，對於什麼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也沒有人回答。因此我覺得，與其盲目熱愛社會主義，不如好好研究社會主義，探索如何實現，如何建立更合理的制度，不要有任何框框。
以前我們是有框框，凡是毛澤東說的那些東西都是鐵的東西，誰也不能更改。現在我們心胸應該開闊一點，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多元化。不要以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堅持我們前三十年的那一套東西。
重新認識資本主義
另外，作為一個正視事實的人，我們應當承認，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的確不如所謂「資本主義陣營」。我們否定資本主義，但對資本主義並沒有實質的理解。過去我們說帝國主義是腐朽的、沒落的。但現在到了美國，親眼看了之後，就說不清究竟是誰腐朽，是誰沒落了。
而且，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與以前也大不相同。現在有自由市場的，也有西歐式的資本主義。西歐式的資本主義有相當多的國家影響成份，有很多福利與救濟，這與所謂古典的認識完全不同。我只能說古典的資本主義與古典的社會主義大概都已不存在，而我們必須去探索現在世界的潮流。
在人類思想的領域中，沒有一個特別的思想具有特殊的地位；沒有任何思想可以作為正統而不能突破。我們應當有包容的胸懷，吸收各種各樣的思想，特別是其精華部份，讓它們在我們這裡起作用，形成一個充滿創造性的環境。
民主是爭取來的
要保證「中國」改革成功，實現民主化是關鍵所在。現在許多好的政策出了壞的結果，根本原因也是沒有民主造成的。然而，「中國」對民主的理解很差，甚至連觀念都談不上，因此實際推行起來很困難，現在我們談民主化，就要從觀念上著手。
我想，理解民主的關鍵，首先要承認每個人自已的權利，即人權。我們這裡不大敢談人權，以為是洪水猛獸，其實，人權是非常基本、非常普通的東西，每個人生下來就有生存權、有思想的權利、受教育的擴利、婚姻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與生俱有的，而不是靠任何人賜予的。
中國人沒有民主觀念，往往把應享受的權利當成恩賜。比如我們給學生做思想工作，經常說：「我們國家、我們黨給你的機會，你為什麼不好好學習呢？」好好學習是對的，但說這是「黨」和「國家」給你的機會，就不對了。因為按民主的說法，人有受教育的權利；我們憲法上也寫著：人有受教育的權利。 現在政治上講「寬鬆」，這也是不準確的。這個詞多少含有「賜予」的意思，過去捆得太緊了，本來二尺，現在放寬到三尺。但直徑再大始終有個繩頭在牽著你，圍繞著一個圓心。那麼這個圓心是誰呢？「寬鬆」的觀點仍然是從上到下的給予。
再來，我們要認清楚，政有與公民之間，到底是誰養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概念是；政府是公民繳稅維持的，因此政府要為公民服務，納稅人有權制約政府。
我曾在美國新澤西州住過一段時間，那裡就有州議員給我寄資料，因為我在那兒住著，我也繳稅，也算那個州的居民，這個議員也應該代表我的利益。寄來的資料中列舉他這段時間在國會裡做了什麼事，表決了什麼議案，投了贊成票還是反對票，還是棄權。還談到他的政策，他怎麼表態等等。這樣的資料，該州的每個公民都會收到，這樣大家就知道了議員做的事，如果你做得不對，下次就不選你了。
政治到底為誰服務
在理論上我「國」也是這樣，實質上卻非如此。我們的人民代表遠遠不能代表我們的意見。我們現在把人民代表當成了一種榮譽性的職務，你當了什麼模範，就給你一個人民代表當當。事實上，我們根本不知道人民代表在開會時做了什麼，說了什麼，更不要說誰給我們寄什麼資料了。
政治到底為誰服務？我們有些觀點自相矛盾。比如「國際歌」裡講「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而「東方紅」又唱「他是人民大救星」；一邊在說「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一邊又在賜予式地說「黨培養你唸了大學……」，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此外，實現民主首在實現輿論自由，容許不同意見的存在。有了輿論自由，我們才能在自由的辯論中明白什麼是正確、合理的，什麼是不正確、不合理的。「全國人大」一位副委員長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說，「中國人代會」表決議案，差不多每次都是三千比零，是一種好現象，比國外四十九比五十一好。這是不懂得起碼的民主概念。
意見不一才是好現象
民主就是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民族、不同職業的人，根據不同的利益要求，依靠民主的方式，尋找一個平衡點。表決不一致才是一種好現象。如果不出現不同意見，反而表明某些意見被壓制下去了。
西方國家的議會表決常常是四十九比五十一，這樣迫使他們小心翼翼地工作，力求不把事情做錯，同時透過民主的方式，可以讓政治家們看到某件事情有多少人贊成或反對，然後再根據不同利益要求進行調整，在多種要求中盡可能地實現平衡。三千比零，皆大歡喜，都是理想的方案，這是不可能的。這完全是形式主義。我管理過學校。除了對「吃飯」全舉手外，其他事情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在民主社會，沒有人是不許被批評地處在絕對權威的地位。雷根也受批評，尼克森甚至因水門醜聞被揭發而給轟下去。我們說他們是假民主，我們是真民主，可是大家知道，在這裡批評領導人是件非常危險的事。
「中國」要爭取民主、自由，這個總趨勢是無庸置疑的。然而「中國」的封建時期太長了，從上到下都還沒有培養出民主的心理和全體意識，因此不可能像烙餅一樣，從非民主狀態一下翻個個兒。 當我們在提倡民主自由時，一定要特別注意，要以民主的方式來推進民主，儘管表面看起來慢些。所謂用民主方式推進民主，就是說我自己要爭取民主，也要幫助別人爭取民主；我要自由，也要尊重別人的自由。
以民主方式爭取民主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句名言：儘管我反對你所說的話，但我仍拚命寫你爭取說話的自由。」這是一種有風格的民主，的確比我們理解的民主要深刻得多。
我們有些人受階級鬥爭為綱時期的觀念影響，對於不同的意見就要批，就要打倒，這就不是民主的方式。有些人一想到改變，就想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其實這也不一定對。西方很多改革成功，不一定走的是激烈的、暴力的道路，也是走慢慢改革的漸進路線。這在「中國」也不是絕對不可能。
「中國」改革能不能成功，要看整個社會。當然，如果領導人是好的，那更好。如果領導人不好，但群眾慢慢吸收西方先進文化，受西方先進文化的影響，那麼不改也得改。只要我們每個人都覺悟到，民主不是由上到下給予的，而是靠自己爭取來的，爭取來的才是牢靠的，中國就會改變封建的意識，逐步接近現代水平。
社會要有知識的人來影響
什麼叫知識份子？在「中國」有很多人說，知識份子的定義很簡單，只要有一張文憑，不管別的。你是小學畢業就是小知識份子；中學畢業是中等知識份子；大學畢業當然是大知識份子；到博士當然是超級知識份子了。
在西方，intellectual與上面說的不一樣，若只關在書房裡，只做自己的業務，或僅僅關心自己的業務，這種人不叫intellectual，而叫technician，意即技術人員。這裡，技術是廣義的，不像我們一講技術就不包括純科學。
0知識份子關心全局
那麼什麼叫intellectual呢？這種人除了有自己的事業，應當同時想到社會，關心社會全局的問題，甚至形成一股影響社會全局的力量。
社會發達的標誌之一是知識份子對社會發展產生影響。畢竟知識份子掌握知識較多，對社會發展有更多發言權。同時，你具有知識，就應對整個社會負責，對人類負責，包括感知危機、提出警告。
戰後這幾十年，每次社會危機的出現，差不多總是自然科學家最先意識到的。比如六十年代提請政府注意環境污染；七十年代指出能源上的潛在危機；再就是八十年代的裁軍。這種情形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然科學家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科技所佔比重非常大；重大社會問題，沒有科學方面的背景和素養往往看不清。
在大機器生產時代，根據馬克思的階級論，工人掌握最先進的生產力，因此是社會中最先進的部份。但在現代社會中，隨著高技術與軟科學的發展，知識與訊息已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這一變化，最終必然涉及到政治、經濟領域中誰佔主導的概念轉變。知識份子佔有訊息、掌握知識、創造訊息、創造知識，是生產力中最積極的成份，這一本質決定了他們在現代社會中的主導地位。
整個來說，「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佔領導地位的階層，也還沒有形成影響全局、影響整個社會的力量。從前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現在升級了，升到了「老三」；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但還不是主導的地位。
毛澤東的錯誤理論
具體的說，在西方，包括我們這些訪問學者，經常會有記者來問：你對社會盡什麼責任？你的科學道德是怎樣的？在「中國」很少有人會問這種問題，最多是問你對科學有什麼貢獻就完了，很少問到社會問題。再有，在西方電視中經常看到知識份子對全局發表看法，而在「中國」很少看到一個純粹的教授講這類問題，總是部長或副部長來講講。當然部長的講話也需要，但僅有這是不行的，社會一定要有知識的人來影響。
「中國」知識份子地位低落與毛澤東晚年那套仇視知識、企圖消毀知識的錯誤理論有關。我列舉幾點：一個是一九五八年開始就說「知識份子勞動化」，這個觀點的實質是錯誤的。再進一步他又發表了所謂「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理論，意思是：有知識的人最愚蠢，沒有知識的人最聰明。再往後說得就更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說「理工科學還是要辦的」，「還是要」，即可以辦，也可以不辦。這些東西對我們現在還有一定的影響。
知識份子不僅政治地位倒掛，經濟地位也跟著倒掛。這類例子很多，俯拾皆是。上海一位同志講到一個腦外科醫生，他的工資收入還不如一個理髮師。也就是說，修理腦子裡頭的還不如修理外頭的。有知識、做複雜勞動的人拿的報酬反而少，這完全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
知識份子明碼降價
知識份子在「中國」幹了三十年實際上是明碼降價。很多同志算了帳。最高的教授在解放初一個月拿三四五元人民幣，當時雞蛋每個二分錢；現在最高的教授只拿二五０～二六０元，至少少了三分之一，而雞蛋卻漲到一角錢一個，所以是明碼降價。實際上，現在的知識份子是吃草擠血。
三十年來生活的滄桑與社會現實已將中年教師的精神耗盡。最近有人對中年教師的死亡率進行過統計，其值之高令人心酸。「四十七八，累死白搭」這句新諺，強充詼諧，可是怎麼能讓人笑得出來呢？中年教師已慣於三緘其口。他們在沉默中工作，在沉默中期待。也許只有微弱得幾乎聽不見的嘆息，卻沒有叫喊，就像耕耘著的牛從來不呼叫一樣。
「中國」知識份子地位低落，除了與毛澤東的錯誤理論有關之外，與我們傳統培養人才的方式也有關。「中國」封建教育的典型辦法是「述而不作」，學生只要能重覆或者照做就行了，而不是往前走、去創造、去開拓。在這傳統之下，學習就是充當統治者的馴服工具，只管拉車，而不是做個能獨立思考、獨立工作的人。
在我們的概念裡，「訓練」(training)與「教育」(education)是不大分的，在西方則分得很清楚。training是指教你學會某種技能，比如開車，不要求你有什麼創造性，只要跟著學，repeat就行了。而education則是開啟智力，開發人的創造精神和獨立精神。
此外，learning和study的概念也不一樣。用learning English是因為學習語言必須按一定的文法，不能隨便。而study的英語定義是既有學習，又有研究，因此絕對不能說learning physics而要說study physics。用法很微妙，中國人不大能體會。
統治者的工具
我「國」的學生到國外，發現在learning方面都較好，但是study較別人差，或不一定比別人好。考試時前幾名往往都是中國人，但到了研究階段，需要創造性、自己想問題，要拿出新東西來時，原來的好學生就不見得比外國學生好了。
由於缺乏獨立與創造精神，我「國」的知識份子只能充當統治者的工具，以他們的判斷標準為標準，頂多當當諍友，無法形成主導社會的力量，這是亟待我們突破的一點。
但有幾點是所有知識份子都應該要做的。例如，知識份子要勇於表示自己的態度。特別是當社會上出現了不合理、錯誤以至罪惡的情況時，更應該表示態度。如果不表態，就無異於幫凶。知識份子應該意識到，自己有權發表意見。不僅有權，而且應該發表。有了知識，就要對社會干預、介入。有的人想從政介入，這是一種渠道，但不從政也同樣可以介入。發表輿論產生的影響也很大。
比如說，黨內一些腐敗的事情，有些領導同志本身不守紀律，我們都看到了，知道了，就要把它抖露出來。有的人說他不敢說，其實如果我們大家都說，他就沒有辦法了。比如北京副市長張百發不守紀律，我就要到處說。
理想就是責任感
此外，知識份子應該要有理想。理想可以多樣化，並不一定要每個人都具備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理想有時候還是很空洞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每個人要有社會責任感、歷史責任感。
「中國」有理想的人似乎是越來越少了。不僅是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減少了，更重要的是社會責任感的衰退。其實不光是年輕人，中年人中也有類似的現象。這種例子很多，下面一段「儒林外史」－－中國人到外國的歷史，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義大利國際理論物理中心的委員，經常每年去一、兩次。這個中心由聯合國和義大利政府資助，提供經費給第三世界的人到那裡進行國際交流，包括學術交往與個人接觸，「中國」人去的不少。像這樣的國際場合，是打開自己工作局面的好地方，但有相當一部份中國人到那裡去，單純就是為了掙錢。
省美金，短見識
國際交往有多種渠道，除了會議廳之外，食堂也是交往的重要場合。但有的中國人從來不去食堂吃飯，頓頓回家煮方便麵。有一次有個外國人悄悄地問我：「一到吃飯時間，中國人怎麼就沒有了，中國人怎麼不吃飯？」中國人肯定是遵守能量守恆，要吃飯的。我支支吾吾地說：「中國人可能出去玩了。」其實他們也知道，中國人都在煮麵條。中國人去的時候，帶一箱子方便麵，這樣一個錢也不花，把人家給的美金省下來買東西帶回家。
另外會議安排客房，希望大家住一起，可以經常交流。中國人卻要求住到外面，因為外面便宜。至於進城參觀活動，有些中國人也為了省車費，寧願用兩條腿走，或者乾脆不參加，不去看看人家的文化傳統、藝術、生活、文明。
不要盲目服從
因為我們很窮，掙點錢也是自然的。但不接觸外國人，去了之後在各方面如何能有增長？我想這就是一個責任感的問題。這些人的確缺乏一點理想，沒有一種抱負。
再者，知識份子應當有求知、求真理的科學精神，不要盲從。比如說我們談「兩熱愛」－－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黨，不是盲目的服從黨，不是說那個「黨委書記」說了就得做 而是要先探索真理，追求正確的態度。中國雖然沒有宗教，但是長期以來對封建君主和皇帝，以及後來對「毛主席」那種感情就是宗教式的，而不是理性的態度。
至於熱愛社會主義，我們也要先問：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其實，社會主義本身現在並沒有一個很確定的理解。因此，與其熱愛社會主義，不如說我們要研究社會主義，探索社會主義如何實現，更合理的制度如何實現。
學術不須「指導」
在民主社會裡，學術是獨立的，有它自己的判斷標準與存在價值，不應當依附於政治；大學也不應當依附於政府。
官大不一定學問大
大學獨立於政府的意思是，政府只管給錢，至於辦學的內容、學術的標準、培養何種人才、研究什麼問題、研究結果正不正確，則應當完全由學校自己來判斷，而不是由政府來判斷。
「中國」的知識份子由於長期封建式的培養，具有相當的工具性，沒有一個自己獨立的判斷標準。那個領導人說你好、有學問，就特別高興。政府中那個人說這篇文章好、有價值，就特別紅；說這個人可以當教授，馬上就提升，完全沒有科學價值的標準。如果政府中的這個人是個學者專家，例如說物理學家，他講的話才有價值，但那也只是作為一個物理學家來發表意見，而沒有更多的含義。
自然科學還好一些，社會科學出現更多這種問題。特別是過去的一些文章，往往都要引用某某領導人的話，作為論據來說明問題。如果領導人是某方面的專家，引用他的意見當然可以；如果不是，引用他的論點有什麼意思？只不過是拿他來壯膽而已。當然，領導人是政治家、黨的工作者，在這方面他有他的經驗，但在學術上則不見得。
這種關係在發達國家的民主社會是倒過來的。他們的總統反而要引用教授的文章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因為雖然總統在行政權威上大，但在學問上卻不如教授。雷根是演員，沒有研究過經濟，耍制訂經濟政策時，當然要找經濟專家作諮詢。
我想，「中國」要建設民主社會，在學術上要有獨立性。我研究的是學問，你採取與否是另外一回事。有學術上的獨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獨立精神。
此外，科學裡面沒有一個絕對的權威，包括牛頓、愛因斯坦。我們可以討論他們的問題，而且的確可以發現他們有些看法是不對的，必須加以發展(編者按：意即改正錯誤、補充不足)。所以，我認為在科學發展中，沒有一個外在的指導者，甚至在社會科學中也是沒有的。
學術不需政府干擾
我在研究物理時，就沒有感到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馬克思寫的那些東西以及後來被人們解釋的那些意見，其中關於自然科學的部份，有許多都是錯的。它頂多就是同牛頓、愛因斯坦相同地位，而不是君臨一切之上的指導地位。說得更具體一點，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馬克思主義也只是一家而已，絕對沒有超然在上的地位。
更進一步講，對我「國」來說，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更多的涵義就是領導的指導；實質上就是政府的指導，或當政者的指導，或者是黨委的指導。我覺得這更不需要。在學術範圍中，我們是在研究學問，需要真正的真理以及獨立的價值標準，決不需要外加一個政府的干擾。
庸俗的政治敏感症
我們知道，解放以來所有學術批判百分之百都是錯的。現在這種學術批判實際上還是有的，我是「科學」雜誌的副主編之一，一九八五年在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介紹量子宇宙學。結果文章發表之後編輯部就收到一封來自非常上級的信，說我的文章是客觀唯心主義。又來了！當然對一個科學家可以批評，贊成不贊成都沒有關係，但是用哲學的帽子或上級的帽子來壓，在科學界已經沒有市場了。他如果是用科學的文章、科學的方式表示不同意見，當然可以發表，但是用馬克思主義君臨一切之上的指導方式來寫東西，我們不予發表。儘管對方來頭很大，是當時我們「國家」的意識型態總司令－－胡喬木同志，我們還是不予理睬。
我們有我們獨立的判斷標準。如果你懂物理，你可以和我們爭論，我們很願意。如果你不懂物理，也不懂宇宙學，那麼請你靠邊站。
有人總是有庸俗的政治敏感症。一九八六年九月，報上報導我的一個意見，即大學應當具有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的精神。這篇報導是我的談話，記者寫好了稿給我來了一封信說，這樣寫讓人感覺與「四項基本原則」有些關係，你這是四個，那也是四個，這樣是不是有點危險？他希望我補充兩句，讓人家明白我的意思。
知識不受權力左右
有些人只要一聽到什麼就看它是否與「四個堅持」有矛盾。其實很多事都是四個，一看到這四個就想是不是對著那四個而來的？這四個是不是與那四個相矛盾？所以我說，我可以加一段：「科學、民主、創造、獨立難道是和「四個堅持」矛盾嗎？如果說是矛盾，那就是說「四個堅持」主張科學的反面，那就是迷信；民主的反面，那就是專制；創造的反面，那就是保守；獨立的反面，那就是依附。」我加了這一段，那位記者說，這樣一加就更加尖銳了。我覺得我們應該充份地發展這些東西。誰要問你，你就反問：難道「四個堅持」主張迷信、專制、保守、依附嗎？看他怎麼答。
我想，我們學術界有自己的知識系統，有我們正確與不正確的判斷，對真、善、美的判斷，而不受權力所左右。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有知識份子意識的知識份子階層。我們也才能走到現代化，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