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八０年代羅大佑的一首歌，唱出這個城市中許多人的心聲。
「台北市民光榮感在二十三縣市屬倒數之列，」九０年代末《遠見》雜誌的民情調查顯示，這個城市依舊讓人難以產生情感。
「我們提出台北新故鄉，就是要讓民眾認同這個城市，進而改變這個城市，」前台北市新聞處長羅文嘉說明政策提出的用意。
台北市，這個將近七０%居民是由外縣市人口移入組成的都市，在目前積極打造的世界都會夢想中，如何才能成為異鄉人的「美麗新故鄉」?
居民光榮感，低得有道理
兩年前，《遠見》雜誌在每年的民情報告中，首次將二十三縣市居民的家園光榮感列入調查，結果僅有三三%的台北市民對自己居住的城市感到光榮，在所有縣市中名列倒數第五。
台北市民普遍低落的家園光榮感，除了外來人口因素，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長期生活環境品質不佳。陳水扁競選辦公室執行總幹事羅文嘉說得直接：「台北市民光榮感不低才怪，因為這個城市的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日治時期，原來僅供四、五十萬人居住的都市規劃，如今卻擠進兩百六十萬人口，日間流動人口估計更超過三百萬人。除了擁擠的居住空間，交通、公園綠地、污染處理等基礎建設，幾乎都是在人口到達飽和之際才開始規劃建設。
做為台灣「首善」之都的台北市，擁有的資源、條件比其他縣市優越許多，但在龐大人口的稀釋下，居民卻未必能感受到首善的待遇，反而因城市的超負載，降低了居民的認同感。「過去台北市民等於是以自力救濟的方式在這個都市叢林中求生存，」羅文嘉說。
相較於低落的家園光榮感，台北市長陳水扁的施政滿意度卻在二十三縣市中表現突出，兩者間的落差幾乎是最大的。
會有這樣的落差，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郭正亮分析，在媒體政治與民粹政治的交互運用下，陳水扁超人氣的個人魅力得以發散出來，久而久之台北市民自然有「認同陳水扁施政做為」與「厭惡台北市整體環境」不相矛盾的微妙心理產生，但主政者卻不能以此自滿，反而更應深省警惕。
在這種落差下，若說台北市是個市長一．個人魅力」高過「城市魅力一的地方，恐怕也不為過。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曾旭正則認為，這未必是壞現象，「因為施政滿意度對居民光榮感也有正面的加強效果。」
將時序拉長為三年來看，似乎印證了這樣的看法。
在《遠見》連續三年的二十三縣市民情調查中，陳水扁的施政滿意度都在領先群內。而居民光榮感在第一次調查時雖只有三三%，但去年提高到四四．六%，今年再以一０%的成長率，提高到五四．九%。兩者間的差距似乎正逐漸縮小(見頁八三，表十五)。
「第一次效應」的激情過後
自稱常常扮演「黑烏鴉一角色的曾旭正分析，台北市民光榮感的逐年提高，和台北市「被談論」的機會愈來愈多，以及市政府地理位置凸顯有關。加上台北市常舉辦大規模的城市活動，讓市民和城市空間產生關連，在凸顯的台北形象中居民得以逐漸找回失去的光榮感。
然而，建立居民光榮絕非只靠市府廣場前辦大型活動、仁愛路辦燈會、西門町辦電影節就可達成，更重要的還是得透過文化與歷史的扎根工作，喚起居民對這個城市的情感。
一位文化界人士擔心，節慶式的活動有助於城市歡樂氣氛的營造，吸引居民注意力，但效果往往比較短暫。台北市過去因為缺乏城市活動，居民在新鮮感加上首任市長民選的「第一次效應」下，回應較為熱烈，「但以後呢?還是這樣下去嗎?」這位文化工作者質疑。
去年剛成為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的政大廣電系副教授盧非易也憂心：「過多的嘉年華式活動，到頭來可能只是徒增城市的喧鬧混亂而已。」
發展絕對不是唯一的道德
長期以來，「如何提高施政滿意度」幾乎是各個縣市長在擘畫施政方針時的終極目標。為了讓日後檢驗有所依憑，縣市長大多傾向以有形的建設與發展來求表現，類似居民光榮感這種無形的情感性的東西，自然很容易被忽略掉。一位學者就提出批評：一台北市目前還是無法擺脫這種意識形態。」盧非易則對台北市提出「發展絕對不是唯一道德一的建議。
面對外界質疑，身為陳水扁核心幕僚的羅文嘉氣定神閒地說，台北市推出系列的「走尋台北」活動，其實就是在試著以歷史、文化來喚起台北人對台北城的記憶與情感，「這過程不是四年或八年，它可能是十八年的時間，目前只是剛起步的熱身階段。」他相信配合其他施政與生活品質的陸續改善，台北市終有一天能成為所有市民的「美麗新故鄉」。
今年建城滿一百一十四周年的台北市，正努力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尋一個出口。如果國際化是下一世紀台北市與世界接軌的橋梁，那麼提高居民光榮感、打造美麗新家園，無疑就是永續台北生命力、迎向未來的窗口。
(劉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