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末的下午，木柵捷運大安站旁，剛從國立藝術學院畢業的幾個年經畫家，正以亮麗的海藍色彩繪捷運梁柱。在捷運局與ICI得利塗料的合作下，一個名為「下班的魚」的公共藝術創作，近期將呈現在仁愛路至信義路段的十九根梁性上。
在城的西邊，以往予人破亂景象的西門町圓環附近，隨著捷運圍籬拆除，從南站到北站幾乎有兩線道寬的人行道，正在做最後的整修。開闊的視野，令每天經過中華路的人不禁期待它美化後的模樣。
「這個城市好像天天在變臉，」每隔一、兩個月從台南北上洽公的旭聯科技經埋沈麗芬說出她對台北市的感受。
變，已成為台北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想變美麗、變得舒適宜人，想變快樂、變得活潑有序，想變進步、變得更有國際架式。
民國七十八年來台待了三年，八十五年又再度來台的巴黎歐萊雅沙龍事業部總經理顧鵬飛(P. Courbon)對台北的變化感受深刻，訪談過程中不斷重複「這是個變得非常快速的城市」。住在市區、常和太太在假日出去散步的他，明顯感受這個城市「正努力改善中」。
求變是唯一生存之道
做為台灣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台北市的地位無庸置疑。她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一年一千五百多億的預算是高雄市的三倍，財政赤字狀況遠比中央政府健全。在經濟方面，每戶年均收入為二十三縣市之冠；比起其他縣市以製造業為主，台北市的就業人口，有七七%從事服務業；職業類別中，專業人員、企業主管、經理人就占了四九%；全市受大專以上教育者占三五%；而每年上千場的展演活動，更令其他縣市居民嫉妒眼紅。
占盡各種優勢的台北市，國家競爭力靠她帶頭往前衝，台灣國際地位提升更和她的國際化程度息息相關。然而，對台北市民來說，這個承載眾人欽羨目光的城市，卻載不動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和想像，居民光榮感在二十三縣市中排名不佳(見頁七八，表八)。
擁擠的環境、紊亂的交通、昂貴的物價，讓台北在十年間陸續出走了二十萬人，遷出率每年還在持續增加中。
對擁擠的台北市來說，或許可以藉著人口外移，讓疲憊的都市服務找到喘息的機會。然而，「為什麼人口會持續外流」恐怕還是台北市必須面對的問題核心。
八年前，台北市政府邀請全球聞名的國際新鎮協會(lnternational NeW Town Association)顧問團為台北市的未來發展把脈，洋洋灑灑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求變」是面對未來的唯一生存之道：「如此機會末掌握，能力末全力發揮，台北可能因而成為一個死氣沈沈之所，愈來愈被市民離棄，也愈被國際市場所忽略。」
八年後，台北市掌握了求變的契機嗎?答案見仁見智。
前年，市府再度邀集來自全球十五個城市專家為台北把脈，歷經十場圓桌會議後，提出的結論和八年前相去不遠。即使台北市近幾年的改變令許多市民與國際人士印象深刻，但透過專業的檢驗，台北市距理想的「友善之都」仍然有一大段路要走。
都市經營vs.都市計畫
從新光大樓四十六樓遠眺午後的台北市，映入眼簾的是一座被群山環抱、世界少見三條河流同時匯聚的城市。不理會灰濛的天空、壅塞的街道與造型混亂的建築，台北市的自然環境的確得天獨厚。只是不當的發展方式，讓她在幾次城市評比的賽局中，《財星》(fortune)雜誌只能以「髒」「吵」「醜」幾個字來形容她。
不缺計畫，只欠經營
許多人將台北市的髒、吵、醜歸咎於發展初期缺乏完善的都市規劃，但事實是她從來不缺都市計畫。
和亞洲其他城市相比，台北市早在一九０五年日治時期就有了第一個都市計畫，當時日本國內也只有東京一地才有。到了戰後，在聯合國專家孟森的協助下，台北市又在一九六八年完成未來的發展綱要計畫。當時計畫中就曾發出警語：一到世紀末，台灣的都市人口將達到經濟發展無法承受的地步。」
早早站在起跑點上的台北市，為何如今卻落後比她還晚起步的城市?
「政府觀念不夠，缺乏對空間的概念是主要原因，」曾在台北市政府工作長達十七年的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副處長張桂林說。
他舉了一個早期在都計部門的笑話，「只要會用一把尺，畫上豆腐格，然後塗上不同顏色，就是都市計畫了。」學的是土木、笑說自己是半路出家做都計的張桂林分析，以前只有土木等工程背景的人做都市計畫，缺乏交通、景觀規劃的人才與研究單位，加上把所有業務都「夯不瑯噹」地歸在工務單位下，一開始缺乏專業、專責的機構來守護城市發展，只好到今天才來修修補補。
然而，面對如沈痾般的都市發展，台北市也直到六年前，才將都市發展局從工務局獨立出來成為專賣機構，但竟也是二十三縣市中唯一的都市發展部門。
面對幾乎定型的都市發展，台北市要如何使力?
目前信義計畫區是市區唯一僅存大面積、可供全新開發的地區，未來將扮演台北市副都心的角色，集行政、商業、娛樂功能於一身。近幾年台北市可說是傾全力發展這個地區。但隨著發展模式逐漸清晰，許多人開始質疑它能否真正發揮被賦予的角色。
參與過台北市大大小小改造計畫與社區運動的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林正修，攤開桌面大的地圖，滔滔分析台北發展的軸線。從清朝沿河坐北朝南的開發，繁榮了大同、萬華、士林；日治時期整個城市發展軸線轉向東方，戰後歷任市長延續此軸線，由西區向東區陸續開發。五十年下來，整個軸線發展的末端恰好落在信義計畫區內。
「再過去只有去撞象山，沒地方了，」林正修對這種「往山撞」的背水發展方式深不以為然，強調台北市在延續過去計畫時，更應審慎思考調整發展軸線的問題。
先想好不要什麼，再決定要的是什麼
但最令學者擔憂的是，目前市政府傾全力的發展方式。
為了加速台北國際化，樓高一百零一層的國際金融中心正加緊趕建中。一位學者認為：「這根本是見樹不見林的做法。」他分析，這麼高的大樓一天少說也有兩、三萬人擁入工作，加上其他工作人口，一天一、二十萬人跑不掉，屆時交通、停車將為好不容易稍微舒緩的台北交通帶來更大難題，而交通問題又勢必會影響金融中心的可接近性。
「蓋大樓只強調商業機能，但基礎建設未先考慮，會不會有些本末倒置?」這位學者再度提出質疑。
「台北市現在要強調的是都市經營，而不是都市計畫，」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曾旭正認為，以目前的都計模式運作，只會徒增台北的負擔。
曾旭正強調，都市經營不在搶建大樓或只考慮商機的開發，而是以實際擁有的條件去營造城市的風格和特色。
都市計畫如果缺乏用心經營，將喪失開發的意義。從來不缺都市計畫的台北市，會輸給其他後起之秀，或許問題就出在「都市經營」的用心度上。
亟欲登上國際舞台的台北市，或許可以先想想自己不要什麼，再來想想要的是什麼。
友善宜人vs.混亂無序
友善宜人?台北市算是符合這樣資格的城市嗎?
「台北市目前正努力朝這個方向走，」擁有建築師執照的台北市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科長林崇傑回答。
檢驗一個城市的友善宜人程度，除了居住的人，不外乎從是否提供安全、方便的基礎建設來看。
友不友善，外國人感受最明顯
三年前，《商務旅遊》(Business Traveller)雜誌對世界四十四個城市做評估，台北總排名第三十六，在空氣乾淨、道路交通、友善程度等分項評比上，排名都在三十名以後，顯見外人眼中的台北市亟待努力。
不過，若檢視這三年的交通狀況，台北市的確試著朝一個更友善的城市在走，這一點住在台北市的外國人感受最明顯。
《時代》雜誌駐台特派員沙蕩(D. Shapiro)家住天母，辦公室在市區，就是因為覺得交通比以前好些，而較常開車。
過去常在尖峰時刻為乘客「殺出一條血路」的計程車司機王順吉也說，有時碰見趕時間的客人，自己又沒把握準時送到，「好幾次我都直接把他們載到捷運站，叫他們坐捷運比較快。」
帶頭的公車專用道，讓台北市使用公共運輸的人口，由八十四年跌至谷底的每日一百七十五萬人，逐漸增加至今年上半年的一百八十六萬人次；後來加入的捷運每日也約有十七萬人次搭乘，讓擁擠的交通得到舒緩。
配合嚴厲的執法，也讓交通變得比較井然有序。例如路口淨空大執法，以及平均一天一千八百輛的違規拖吊等，讓許多人在停車時不敢心存僥倖、掉以輕心。以上班族聚集的松江路、南京東路一帶為例，附近的伊通公園過去常被違規停車團團圍住，現在情況改善許多。
「我們只是慢慢把愉快的生活經驗找回來，一在交通局長賀陳旦眼中，這個「具有政治外貌的交通問題」，仍有進一步的改善空間，包括轉乘，以及改善夏天如烤箱、雨天被水濺、冬天被風刮的公車專用道候車環境等。
專攻交通運輸的台灣大學土木系交通組教授許添本認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交通系統必有兩個條件：陌生人與全家外出時可用。從這點看，台北市交通只是初露改善的曙光，離友善標準還差一大截。
以外國人最常抱怨的路牌為例，光是市府正門口的仁愛路就有兩種拼音法。在基隆路上的指引牌寫的是「Jenai Rd.」，但兩百公尺後到了市府大門的仁愛路則變成「Ren-Ai Rd.」。在附近外商公司擔任總經理助理的林珊玄，面對老闆的質疑常尷尬地不知如何回答。
愛美，不能只是遮醜
對台北市來說，想做為一個宜人城市的另一個迫切問題是都市景觀的改善。在《商務旅遊》雜誌的城市「視覺印象」評比中，台北市在全球四十四個城市裡名列倒數第五。
不到四十歲、卻走過四十幾個國外城市的林崇傑也同意，如果說景觀建築是城市給人的第一印象，台北市混亂的都市景觀、無序的建築，的確很難讓人留下美好記憶。
目前，都發局嘗試從公共藝術、造街，以及人行環境改善等多方面著手。以往碰到下雨，行人走在坑坑疤疤的人行道上就像「踩地雷一的惱人經驗，隨著人行道的陸續翻修正逐步改善中。愛散步的作家蔡詩萍在一次公開場合中便說：「台北市的人行環境變得比較適合散步了。」
為了不讓市容繼續惡化，負責都市風貌經營的都市設計科，對於特殊地區與重大工程的開發也擁有審議權，以審議的同意過程，加強開發者承擔社會責任。
為了增加都市夜間的美感，設計科鼓勵市內大型建築外觀增加夜間照明，位於世貿附近的震旦行原擬用一般的燈光照明。但為增加美觀，在都市設計科建議下改採較現代的燈柱照明。「我們以審議的操作和開發者談判，讓更多美化景觀的idea可以實現，」林崇傑說。
然而，急於想變美麗的台北市，有時也讓人覺得妝畫錯了地方。
為了讓景觀活潑，都發局大力在台北市推動公共藝術，卻惹來許多市民不領情的批評。較早的仁愛圓環即是一例。
九月中，都發局與捷運局在木柵線大安站為即將呈現的捷運梁柱彩繪召開記者會，會場上陳列了十九根彩繪圖案的模型，梁柱上書著各種或抽象、或造型奇特的魚，希望以此紓解來往上班族的壓力。台上講得滿心期待，台下記者與出席貴賓卻不時傳出「好奇怪」「一點都無法讓人產生共鳴一「不會又是一個視覺污染吧?」的批評。
身為都市計畫委員的電影人盧非易直指，市政府有責任讓城市維持基本美格，但缺乏與環境關係的公共藝術，就像是不適當的家庭裝潢。「根本的問題是，應該先設法將醜的東西拿掉，而不是用公共藝術來遮醜，」盧非易說。
都市與河川漸行漸遠
然而，在整體都市景觀中，最令歷次來台北市的城市專家感到匪夷所思的還是整個城市與河川間的關係。
由於發展軸線的東移、早期「背山面水一的發展模式漸被「背水面山」所取代．。雖然台北市擁有世界少見的三條河(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同時流穿，但河港對台北人來說早已變成失落的夢。沿著河邊紛紛架起的快速道路與防洪牆，將台北市團團圍住，整個圍牆徹底隔離了都市與河川，也剝奪河川可能帶給台北市的意象，以及市民親水、欣賞的娛樂。
在經建會都住處負責水利工作的彭紹博認為，在不影響防洪安全下，現在應該重新以景觀管理的角度來看待河川與城市間的關係。
從混亂無序、缺乏意象到友善宜人、建立風格，新的觀念、新的事物在台北市從來不缺乏市場。嘗試跨出第一步的台北市，接下來應該想想怎麼做才是最適合自己。
市民主義vs.市長主義
像是被烙印一樣，談到市民主義，幾乎所有人都會想到台北市。強調結合民間力量和社區參與來推動都市改革的市民主義，四年下來，在台北市的實踐空間如何?
和其他縣市相較，台北市是個「多的地方比人家多，少的地方比人家好」的城市。資源多，但沒有地方派系或家族政治瓜分把持，相對使社區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較其他縣市多元且直接。
另一方面，做為政經重心，拜媒體發達所賜，當許多縣市還停留在「派系間彼此點頭同意就好」的公共決策模式，台北市的大小公共議題幾乎都可以找到辯論的對話空間。
因此，當四年前陳水扁揮舞著市民主義的大纛入主台北市政府時，許多人都對台北市的地方自治抱著不同期待。但四年下來、市民主義所引起的爭議卻超過原來要達到的目的。
只能以一人意志貫徹政策
以做為實踐市民主義試金石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為例，三年來爭議末斷。
從八十四年開始的計畫一共號召了五十五個社區參與，但三年執行下，工程流標的流標、延宕的延宕，「搞得社區工作者信用折損、熱度降低，」林正修說。後來近四十個參與社區在今年二月組成「社區改造聯盟」向市長陳情，表達不滿。「當時陳水扁自己也嚇一跳，當場承諾部分工程八月前限期完成。但時間過去了，問題依舊，」身兼永康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理事的林正修不滿地說、有幾位里長去年還因此落選，一些社區發展協會乾脆不再碰此計畫。
部分社區工作者認為，關鍵還是出在整個執行機器上，主導的都發局在權力結構上僅有規劃能力，執行時往往須仰賴工務、建設單位配合，「協調背後的權力關係很複雜，到最後還是要靠陳水扁一人意志來貫徹。」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推動社區服務的民間團體上。在五常、萬芳等推動社區治安頗有成效的彭婉如基金會，為了學童課後的安全著想，九月間打算進一步結合社區媽媽，在社區小學辦安親班。但台北市教育局長郭生玉卻以「會影響民間安親班業者利益」的理由，拒絕提供場地。在基金會以公聽會的方式對市民主義提出批判後，陳水扁才出面澄清，同意辦理。
基金會執行長張雅惠皺著眉、加重了語氣說：「真搞不懂，社區做得好好的，給你政府收割和credit，你還不
要?」
標舉居民參與城市運作的市民主義，社區居民參與熱烈，但碰到執行機器時，市民主義卻馬上變成市長主義，對強調團隊精神的現任市長而言或許覺得難堪，但卻清楚凸顯了當前市民主義運作的盲點－－社區參與仍未進入地方政府的公共決策體系，居民還是要仰賴市政府的「善意回應」與「效率配合」。
國際化vs.本土化
台北市究竟是什麼樣的城市?
在城鄉差距的年代裡，台北市在許多人的成長記憶中，象徵著現代化、高水準、什麼都有的好所在。
「小時候跟人家講要去台北，那是一件好光榮的事，覺得台北太美太棒了，前一晚還會睡不著，就像是要去朝聖一樣，」四十出頭、在苗栗長大的北投區公所區長陳壽寶回憶著。
走過經濟因陋就簡的年代，其他縣市和台北市的差距逐漸縮小。台北市的現代化依舊，商機活力仍然蓬勃，但生活品質卻逐漸惡化，居民對家園的認同感一點一滴流失，高物價更令外縣市居民咋舌，不管是知識分子或升斗小民都一同抱怨這個城市的種種不是。
國際化和我有什麼關係？
近幾年，台北市政府嘗試以各種大動作來改善城市的運作，從捷運、掃黑掃黃、社會福利、城市嘉年華等，連民間的社區團體也加速活躍來參與。各種跡象顯示，台北市的發展似乎開始進入一個轉機。
但台北市未來要成為什麼樣的城市？
「國際化」在各種場合喊得震天價響，「但國際化和我有什麼關係」卻常是台北市民對這個「世紀願景」的共
同反應。
「居民對自己都市的末來發展如果沒有任何熱情期待，不是這個願景太爛，就是這個城市爛到被她的子民遺棄了，」一位台大學者直截了當地說。
做為一個城市願景，台北市除了要國際化，更要本土化。「這個本土化是從市民生活中建立他們對台北市的認同感與光榮感，不是選舉時爭相說要蓋客家會館，或是把新公園、介壽路改成較有土味的名字就好，」這位台大學者說。
對台北市來說，國際化可以敦促她朝更友善宜人的方向發展，而居民參與的種子也才開始在社區萌芽。
以「躍升的亞太之星，舞動的市民之城-自許的台北市，在策略上或許應該將兩者顛倒：因為唯有居民充份的家園認同與光榮，城市的躍升才會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