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女郎李可珍(J. Rickards)，兩年前踏上台灣擔任《英文中國日報》記者時，立刻對這裡澎湃多變的新聞驚艷。緝捕白曉燕案嫌犯陳進興、立法院前大大小小陳情示威，還有幾乎「每週一檔」的政治醜聞弊案，「每一天都過得很興奮，」主跑黨政新聞的李可珍說。
但是，不要和她討論本地的新聞品質。李可珍根據中文報導，追查採訪新聞，卻發現很多訊息根本子虛烏有或疑點重重。騎機車跑新聞的她，常有「無法向報社交代」的苦惱。
李可珍的觀察，其實也是很多民眾，甚至媒體工作者的困惑。一位媒體新兵就發現，「很多政治新聞像團漿糊，媒體又是造成這團漿糊的關鍵。」
今年以來，政爭、弊案、醜聞占滿新聞版面和播報時間。號稱民主社會「第四權」的媒體如斷了線的風箏，在滿天飛舞的記者會或突發新聞中搖擺震盪，把自己和觀眾都弄得精疲力竭，事實真相卻仍在撲朔迷離的雲霧中。
「合理的懷疑是，政治人物利用媒體造勢放話，」一位《中國時報》資深主管觀察。
誰在呼風喚雨
像程泉性騷擾案中，程泉反擊前法務部長廖正豪「政治迫害」，書面資料限定記者一人抄一頁，記者再集合彙整成篇。如此一來，記者反而成為消息來源。
同樣的，海基會秘書長出缺時，同一報系的兩家報紙為許惠祐與許柯生誰會出線「打對台」。瞭解內情的黨政記者指出，原因是總統府、行政院各自對外放話，「許惠祐最後出線，因為大陸政策是由李總統主導。」
民進黨立委、民視董事長蔡同榮發布中共軍事演習新聞，更是看準星期天、新聞淡季時機。這則新聞震動全台，甚至經外國通訊社傳到國際間，事後則被證實是個假消息。
李可珍當時拒發這則新聞，因為經驗告訴她，美國中央情報局不可能將如此重要訊息透露給一個外國在野黨、或者媒體經營者。她搖頭說，「這是常識判斷問題。」
政治人物利用媒體呼風喚雨，原因很多。第一線記者的專業素養、經驗資歷不足，媒體本身有特定立場外，更重要的是，整個新聞圈正處於風起雲湧的戰國時代。
近年來，政府釋放廣電頻道，一年五、六十億的廣告市場，讓設有新聞部的電視頻道突然由三家增為十家，戰場也由定點新聞延伸到二十四小時新聞和網際網路新聞。整個新聞傳播界，維持競爭秩序的舊規範雖然退位，新規範卻未建立。
激烈的競爭，讓媒體陷入搶新聞的瘋狂競賽，專業原則退居其次。像一家晚報的黨政新聞召集人坦承，晚報截稿時間是中午、很多上午十點發生的新聞，記者根本無從查證。所謂的平衡報導只是點到為止，問問當事人的反應。
「這種平衡其實是假平衡，是為了報社安全、法律責任，而非考慮讀者，」這位不願具名的資深記者批評。
而戰場延伸到衛星實況轉播的電視新聞，更把鏡頭畫面放在第一優先。華航大園空難發生時，一家新聞頻道的衛星轉播車搶先到達現場，對準天線、開機，散落四處的罹難者屍體立刻傳到收視戶眼中。
「他們只想搶第一立功，挨罵總比畫面最後傳回去好，」一位電視台資深記者既同情又遺憾地說。
同樣的，新竹市「夜歸人pub」縱火案次日，一家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中午就開始現場「預告」市長與罹難者家屬的協調會。但是協調會直到下午二時才展開，這中間就變成現場記者與棚內主播的對話。一位看不過去的記者忍不住批評，「這種現場實況，簡直走火入魔。」
《新新聞周報》副總編輯林文政，想起電視新聞工作「被時間推著跑」的滋味，更是心有餘悸。在電視台工作兩年多，白了不少頭髮後，他轉到以週為單位的平面新聞媒體。談起這樣的轉變，林文政形容，「是從六十六轉的唱盤，調整為四十五轉。」
瘋狂競爭演成惡性循環
媒體之間瘋狂競賽的背後，更重要的是現實的壓力。
瞭解電視生態的人士指出，電視新聞看似蓬勃發展，真正賺錢的連五隻手指都數不到，轉虧為盈的壓力中，「你搶快，就有人想看；有人看，收視率就提高，廣告就進來。」
一位報社記者也感慨，主管經常要求，自己做判斷，不重要的就不要發(稿)，但是一旦漏新聞，馬上怪罪下來，輕則指責兩句，重則寫報告。
幾番思考自己的角色後，她輕輕地說，「沒有錯，我們不是記者，我們是訊息的傳達器(transmitter)。」
政大新聞系教授翁秀琪分析，這些現象與政府的放任態度不無關係。她觀察近年來的媒體發展，政府不斷開放，但是對規範媒體誠信表現的各種工具，如報業統計法、反托辣斯法等，卻是付之闕如，自然導致媒體偏離常軌，走上惡性競爭一途。
「政府該管的不是媒體內容，而是市場結構，」本身也是公共電視董事的翁秀琪急切地說。
從大環境著眼，新聞媒體的處境的確尷尬。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子儀觀察，今天的媒體，正處於專業水準待建立、社會民主素養未成熟，資訊卻已氾濫開來的矛盾階段。但是，媒體也應該自問，當網際網路、電子郵件的資訊繼續氾濫下去，新聞媒體如果捨棄傳統「把關人」的角色，一昧比快，又剩下多少優勢？
當此之際，林子儀嚴肅地說，「愈是有遠見的媒體，愈該強調報導的可信度(credibility)，建立口碑。」
道理無庸置疑，剩下的問題是，做與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