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另類「三不」
把兩岸關係看成零和遊戲時，柯林頓的「三不支持」已向北京傾斜。如果台北真也想要打破當前兩岸的僵持關係，那麼其中「不支持台灣獨立」或許真如塞翁失馬，有助於平息台獨爭論，為今後兩岸的對話鋪路。
讓我們假想中南海的另一個場景。
充滿自信的總書記江澤民自問：「我都可以放心柯林頓三次講話的現場直播，為什麼在台灣問題處理上總是步步為營？」接著，他想：「凡是台北所要的、過去北京所反對的，現在我一概遷就，直到二０００年五月再做評估。」
於是，北京對外宣布兩年內：
(1)不反對台北與「小國」建交。
(2)不反對台北的「戒急用忍」。
(3)不反對台北向美國採購防禦性武器。
讓我們稱它為北京的「另類三不」。
當台北當局還在研判大陸「葫蘆裡賣什麼膏藥」時，世界各地立刻引起熱烈回響。
第三世界的小國要求與台北建(復)交的函電雪片般飛來。希望建交的條件，從幾千萬美元貸款到幾百元「台援」不一而足。
因為北京要支持台北的「戒急用忍」，本由台商占領的一片大陸市場突然出現真空，使歐、美、日、韓及東協各國大受鼓舞，日幣止貶回升，各國企業加快擁向大陸。
美國製造軍火工業的大企業聽到這個意外喜訊後，」立刻透過各種管道遊說國會與白宮：「為了對付中共這個軍事大國，趕快趁這個時候批准大量高性能武器賣給台灣。」
(二)高興？憂慮？
北京的「另類三不」不正是我們政府天天力爭的嗎？當這些變成「可能」時，台灣兩千兩百萬人民應當真正地高興？還是真正地憂慮？
我首先要指出：自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台灣經濟「成長率」從未與小國「建交數」發生過關聯。在當前二十七個邦交國中，從人口最多一千萬人的布吉納法索(她在哪裡？)，到人口最少的一萬人的諾魯；每人所得從最高五千美元的聖克里斯多福(又在哪裡？)，到兩百三十美元的海地。其中五個國家人口不到十萬；至少有十一個國家的每人所得低於一千美元。
如果是為了人道理由給他們援助、與他們建交，也許沒有人會反對；如果是為了務實外交、爭取國際空間，以及想要進聯合國而與他們建交，是否緣木求魚？
自戒急用忍以來，兩岸的投資與經貿往來沒有巨幅變化的兩個主要原因是，北京無視於「戒急」，台商也對「用忍」陽奉陰違。在最近四年中(一九九四－九七)，台灣對大陸(包括香港)的貿易總順差高達七百八十二億美元，同期台灣與世界各地的貿易總順差則只有三百六十九億美元，兩者的差距為四百一十三億美元；亦即今天台灣八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中，有一半來自台商對大陸經貿所帶來的貢獻。
如果北京全面配合台北的戒急用忍，斷絕兩岸經貿往來，其結果當然是兩敗俱傷，但台灣所受的傷害尤大於大陸。
(三)沿著老路走
當美國可以出售更多防禦性武器給台灣時，我們真面臨了兩難。為了國家安全，誰會反對？但是，要買多少武器才能提供足夠的防禦嚇阻？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公布：在一九九七年，台灣對傳統武器的採購已高達四十億四千九百萬美元，高居全球第一(沙烏地阿拉伯第二，約二十四億美元：中共第三，約十八億)。當北京不反對時，如果台灣再購買五十架F-16，據估計每架至少約為四千萬美元，即又高達二十億美元(或接近七百億新台幣)。
七百億新台幣用在教育投資是一個天文數字。教育部長林清江向參加「科技政策座談」的中研院院士們宣布：政府打算編列一百億新台幣教改研究基金，吸引國際頂尖人才返國工作，為台灣打造諾貝爾級的研究環境。我們要增購七架戰鬥機(約為一百億新台幣)？還是要支持教改研究基金？艾森豪將軍說得多沈痛：「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
這個假想中的「三不」，雖然符合政府一再公開宣示所追求的，但帶給台灣的似乎「利」不一定多於「弊」。最大的後果是把國家有限的資源，用於武器採購，產生嚴重的排擠效果；同時民間的經濟活力無法施展於大陸市場，造成巨額的順差損失。
但是我們不用擔心，大陸怎麼可能宣布「另類三不」？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岸仍會在外交上互挖牆腳；在經貿上，台灣仍可賺取對方兩百多億美元的順差；然後透過各種遊說，心甘情願與迫不及待地要花比兩百億美元更多的錢，去向美、法等國購買防禦性武器。
兩岸領導階層如果仍然沿著老路走，怎麼可能為中國人開創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