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法務部長廖正豪和前調查局代局長程泉的鬥爭，帶給社會一項「意外的收穫」：使大家知道，調查局有一種「AB檔案」。
立委蕭裕珍七月十七日舉行聽證會，調查局有關官員在會上都否認調查局有AB檔案。可是話是程泉說的，他怎麼會造自己的謠？而且七月十三日《聯合晚報》連建檔「資料卡」第一頁都照相登出來了，似乎不假。
前任法務部長馬英九說，調查局有沒有AB檔案，他不清楚。如果有，也很正常；若是沒有，反而是失職了。問題的關鍵是，這種資料要依法使用，要用在公務上。
馬英九沒有否認，等於間接證實了這件事。他擔任過法務部長，是調查局的頂頭上司，若真的連調查局是否有AB檔案都不清楚，那不是失職了嗎？
什麼是AB檔案？有兩種說法。一說按人來分，A代表執政黨的人，B是非執政黨的人。一說按性質來分，A檔是記載某人的一般資料，如姓名、年齡、籍貫、學歷、經歷、專長等等；B檔則記錄此人的思想言行、政治傾向、交往人物以及其他官方認為「有用」的材料。不論是怎麼分，這份資料肯定是用來考核和控制存檔當事人的。當然，必要時，也可用這份資料來打擊他、左右他。
AB檔案有如背上芒刺
人類之組成政府，首要在維護國家安全。全世界國家的情治機關，無不蒐集某些個人資料，以防止其犯罪和危害國家利益。但是，蒐集對象為誰？蒐集手段為何？以及如何運用這些資料？則不僅關係國民個人人權的保護，也影響國家民主法治制度之建立。
提到調查機關，就使人想到美國的聯邦調查局(FBI)，更使人想到它的長期領導者局長胡佛(E. J. Hoover)。
胡佛於一九二四年出任斯職，做到一九七二年，死於任上，前後做了四十八年，歷任柯立芝、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和福特八任總統。他之能成為一位「八朝元老」的不倒翁，就在他手中握有大量政界人物的個人資料，尤其有關私生活方面的資料。據說甘迺迪進入白宮時，胡佛還送了一份甘氏的AB檔案給他留做紀念。
政治人物的言行若不清不楚，固然可議，但資料盈筐，則總統既不敢調動他，國會也不能批評、監督他；有這樣的局長撐腰、壯膽，聯調局就可為所欲為。譬如他們偵查與政府意見不合之人，打擊民權分子，尤其監視、甚至迫害反越戰人士。這些對於美國的政治民主和社會和諧，都曾造成重大傷害。
台灣在解嚴之前，警備總部有偵防之權。對一般人出國、就業甚至就學等等，都可根據資料一言九鼎。有一次，新聞界某君申請出國，被警總批駁，且向來不說明理由。某君自忖，不出國沒有關係，但「不良紀錄」背在身上，令他寢食難安。乃請執政黨中常委郭驥代向警總打聽。
數日後，郭問某君，怎可挑動台灣同胞反抗政府，且要「三日一小反，五日一大反」？某君一時摸不著頭腦，思索再三，始恍然大悟。原來他署名發表訪問本省耆宿楊肇嘉的回憶文章，楊先生形容當年台胞抵抗日人統治，有「三日一小反，五日一大反」之說。想不到「忠貞」變成了「叛逆」，豈非天大冤枉？這個千真萬確的故事，說明有些情治人員對資料蒐集之馬虎，記錄之散漫，以及應用之隨心所欲。
人是可以被分類的嗎？
現在調查局有了AB檔案，不免又平添我們一些疑慮，我們要問： 第一，哪些人有資格上檔？除了政治人物之外，偶爾寫寫文章批評政府的文化、新聞界人士會不會列入？環保、工運人士會不會列入？台商會不會列入？常去大陸旅行的人士是否也有機會榮登金榜？
第二，資料是從哪裡來的？蒐集的手段都合法嗎？若監聽電話和檢查信件都有檢察官的許可嗎？要是發生像「三日一小反，五日一大反」的冤、假、錯案，當事人有核正、平反的機會嗎？
第三，檔案的資料應用到什麼地方？除了涉及到國家安全事項之外，是否可用來打擊政敵，或懲罰「不聽話」「不歡喜」的人？人是否可以分類，非A即B？
上面這些疑問，預料是得不到答案的。老百姓要過安居樂業的日子，社會的安定、國家的安全當然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也要有情治機構，而且國民也必須容忍的道理。但是容忍並不表示可毫無制衡，立法院正在催生「情治監督條例」，並計畫在立院設「情報委員會」，以監督各情治單位，這都是很必要、而且應該早日實現的。
新任法務部長城仲模和調查局長王光宇都曾保證：以後絕不會再有「白色恐怖」之事。好吧，那就立此存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