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任法務部長兩年一個月，在辭職之前，是否就有一些跡象朕兆?
答：這個其實在我意料之中，我今年四月曾遞辭呈，這絕對不是偶然。
兩年多前，我到法務部，提出許多施政構想，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掃除黑金，其次是打擊犯罪、獄政革新和法治教育等。三、四年以前，大家印象很深，到處都是槍，而且亮槍、開槍，這在黑道作姦犯科的人習以為當，一般的老百姓則怒不敢言。基於此，我提出掃黑政策方向，想要大力推動，也得到李總統、連副總統兼院長的支持，以及檢察官、警察、憲兵加上調查員通力合作，推動得很順利。大家記得七十三年的「一清專案」轟轟烈烈，但是做了幾個月就停下來；這些人到監獄去變成同窗好友，出來後就組織聯誼會，又變成什麼盟。這樣的發展反而對社會不利，所以我堅持這個工作必須貫徹下去。這個工作推動到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發現有很大的變化，相關的少數部門配合得不像以前那麼好。掃黑之外其他工作的推動我也感受到不如以往順利。
很多人問我四月時為什麼要辭職，那時我是說「有個人的人生規劃，所以想離開」，當時我已經很堅定了，我覺得如果工作不能像以往預期和希望的，或者得到那麼大的支持，自己可從另外的途徑來為民眾社會服務。
問：如果當時李總統、連副總統都是強力支持，為什麼還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答：這個原因我並未深究，不過我可以很坦率地提出來，就是工作做得有點成績，難免遭致批評。我實在無法想像，各種惡毒的講法都出來了。
掃黑之初，我真的不計艱困甚至安危，我還是自己一個人進出各種公共場合做宣導與演講。不知道長官是不是還記得，總統、副總統加起來恐怕跟我講過十遍以上「一定要加派警衛」，談到我的內人小孩都應該加派警衛，甚至說「你再不派，我就直接派給你」。我想這個事情不該驚動長官，所以調查局就幫我調來五個警衛隨身護衛。我內人小孩則一直沒做任何安排。後來竟有人講話，說我廖某人講派頭，出去的車隊比長官還多，一副很了不起的樣子。五個警衛要輪班，跟在身邊的就是兩個，他們不能跟我坐一部車子，就坐另一部較小的車。這也變成我是講派頭、耍威風。很多地方都在講，甚至說我在調查局時霸占宿舍，宿舍我一天都沒住過。
反正這種不正確的話就是不斷地散布。
又說我是直接指揮各調查處站，事實上因為我要應付立法院質詢，必須知道工作狀況，不可能每樣都要經過局長。王榮周局長在的時候都沒有問題，他一離開這些話都出來了，說我直接指揮，很有野心。我一再說，我完全是為這個社會，如果社會治安好了、法治建設基礎有了，我願意回到家鄉過田園生活，這是我最大的願望。我有什麼野心？
基本上，我非常感謝總統、副總統始終支持我的工作，但是我在一些地方遭遇很大的阻力，我當然覺得沒辦法順利推動。就像我在辭呈上提到的，今年以來覺得在工作上非常困頓；程泉事件再發展下去，我更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做更大的改變。
今年四月我提辭呈，那時總統、副總統召見我並強力慰留，我也考慮到社會上許多民眾的期許，以及我當時接任法務部長開展的心情，希望經過那樣的一件事大環境會有所改變。但我可以在這裡肯定地說：沒有改變。大環境是阻力還是助力？
問：你所謂的大環境是什麼？
答：相關的支持還是不夠，這早在我意料之中……。
問：更直接地說，這裡面跟你配合的是指調查局、國安局、行政院，這三個最關鍵的相關機構？
答：我常常講，警察在第一線最辛苦，調查員也在第一線蒐集情報，另外連憲兵都來參加這個工作，當然是由各地地檢署檢察官來主導。我很堅持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不容許先抓人再找證據，一定要證據足夠，而且證據夠不夠不是我來決定，是由檢察長、檢察官決定，完全依法辦事。我講話從來沒有漏過一個機關一個人員，但是變成有人說是我一個人獨享掃黑的光環，我真的想不清楚為什麼會這樣，而來批評阻撓掃黑工作。
問：有媒體說你是歷任部長中可以結合檢、調、憲、警的第一個部長，按理來講，你執行的權力應該是滿大的，是不是因為這樣，反而變成你被人攻擊的地方？還是因為你掃黑掃得太徹底了？
答：我實在沒有時間也覺得沒有必要去深究這些，但如果是政府部門，它應該體會到，我做這個事情完全是為社會國家，不該如此打擊我、阻撓我。但媒體也報導，某人批評廖正豪不是「掃黑英雄」，我從來就沒有說我是什麼掃黑英雄，基層的才是英雄，包括警察、調查員、憲兵、檢察官都是。
黑道幫派有它既有的勢力，如果我要做，就要根據法律規定，一定有所堅持，不可以說檢察官說事證明確，到我這邊說不准他們去辦，我絕不做這樣的事，也不會因為他有什麼特殊關係就可以例外，不送綠島。要是放寬了一個，我的工作就做不下去，如果有例外，為什麼別人不能有？對不對？我非常堅持。
這其中當然會得罪很多人，我也非常瞭解。所以坊間一些雜誌每篇社論都在罵我，沒有關係，反正幾年下來我已經百毒不侵了。我可能也有些疏忽，像一些謠言陷害我都沒有當真，如果做一些說明，也可以讓人不會去相信。但我還是要說，我實在不願意花時間精神去做這種非當無聊的事。
問：你有沒有想到去職的導火線竟是調查局這個事件？
答：我認為任何一個事件都有可能成為導火線。當然這事情媒體最近報導很多，瞭解內情的人說我太仁慈，你幫助的人反而回來反咬你一口，恩將仇報。一些相信我的朋友甚至說，「從前人家就說，救蟲不要救人，這應驗在你身上」。但我還是覺得無愧無悔。
這段時間的事情，社會自有公斷。尤其是專案小組成員都是盡心盡力。我曾跟長官報告過，不必懷疑他們，也不應該懷疑。他們都是做過長期的檢察官或幾任的檢察長，人格、品性、能力都不容懷疑。
但講到程序，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後來程序還是回到原點。我還是搞不清楚，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程序上到底哪點不對？
問：這個事情到了監察院，但監察院又把它送回法務部，當時有沒有想到，這個事件要是由第三者來做專案調查，是否比較不會落人口實？另外，你是否也瞭解總統府對這件事的看法？如果瞭解，而依舊交給一個調查小組去調查，當時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
答：其實監察院接到像這樣人民陳述的案件很多，當時監察院並沒有形成一個調查案件，而是交給部會去調查。
這個案子是監察院來一個文，說有老百姓做一個這樣的陳情，「請參處」。我還滿慎重的，因為牽涉到一位副首長。我們辦了一個密件給當時的局長王榮周，上面是請查處逕復監察院及陳情人，而且要副知法務部，那個文是這樣寫。這已經是很慎重在處理這個案子。後來總統府也給我一份資料，相同的，我也密交王榮周，請他仔細去查，就是這樣的經過。
從調查局公布的資料可以看出，去年三月我交付之後，王榮周就請政風室的主任和科長與陳情人聯絡，不斷接觸，後來有處理的腹案，到今年二月還在查，三月王榮周調職，事情就有一點停頓。六月六日國大代表賴勁麟開記者會，調查局沒有回報結果，另外，程泉已代理局長，當然就變成部裡應該出面調查，監察院和總統府都要部裡去查，行政院始終沒有表示意見。而且六月七日我開了一個會議，聽取三個次長、主秘和總長大家的意見，成立了專案小組。行政院沒有說你不要查，或說你查了報給我，行政院從來沒有這樣的講法。等到專案小組要公布時，我主動向行政院報告，行政院才說你是不是要緩一緩。但這些進度都是專案小組在決定，我
完全尊重專案小組，沒有做任何的指示或修正。
專案小組這樣的決定，當時我對劉副院長說我們應該尊重他們，什麼時候要公布報告，我怎麼好去跟他講我們不要公布，尤其都跟記者朋友講過了。它只是調查的結論，並沒有談到懲處。姜豪次長講得很清楚，專案小組負的責任，是把事實還原，怎麼懲處是部長的權責。我很坦率地講，以前部裡對所屬主管的處分，也沒有報行政院，為什麼這件就變成什麼程序上不對，我想不清楚，但我很坦然，這整個經過我要替專案小組再次說明，完全沒有任何缺點。
筆錄是真是假？
問：在政界一直有一個說法，非禮案剛起時，程代局長常跑總統府，報上說法為一天一次，實際上是一天好幾次，這個說法你知道嗎？
答：我不知道。
問：對於總統府方面已有定見，認為非禮案不是事實……？
答：我沒有聽說耶，我沒有聽說。這個，我只知道有陳情，但沒有聽說總統府有……。
問：有沒有聽說總統府有任何對這件事的說法與看法，新聞界有不少人都聽說。
答：我沒有聽說總統府有怎麼講，但是七月八日調查小組報告出來，九日就有一家晚報報導某情治首長說，調查小組到法國沒有看到楊育真本人，筆錄是偽造的。我說如果情報做到這樣，這個國家真的完蛋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當然，專案小組在法國那邊也有人在注意他們的行蹤，專案小組想盡辦法脫跟，想盡辦法進了醫院、問了筆錄，還有楊小姐和她媽媽的簽名。
八日我們公布結論，楊小姐的父親大表不滿，還說前幾天去訪問這個女孩，讓她二度受傷。他說專案小組偏袒程泉，犧牲了這個女孩，她被訪問後還遭醫院抗議，不准再住院。他不滿地說，必要時會全盤公布訪問內容。我說這些人到底怎麼了？是聾子還是瞎子？至少也要看看這些事實，竟然可以說都沒有訪問到、這個筆錄是假的。
問：整個事件演變成這樣，合理的懷疑會是什麼？
答：我完全尊重專案小組的意見。當然楊家非常非常地不滿，說我們有所偏袒。
問：為什麼這件事情會拖這麼久，將近兩年？
答：其實不是兩年前，是去年三月的事。我也覺得為什麼所有人，還有各相關單位都說是兩年前。事情在八十五年九月十三日發生，十五日這個女孩就去警察局備案。
陳情書上寫的是去年一月，但我接到時是三月。牽涉到一個副首長，我當然就交給首長去密查。大家現在都是事後諸葛亮，說我那時為什麼沒有去查。我那時要是大張旗鼓，如果沒有的話不是犧牲這個副首長了？那時如果真的這樣做，可能現在又是另一種批評，說我為什麼把這麼小的事情大張旗鼓去查？而且這種事情大體就是交給主管去做瞭解調查，是很正常的事。
調查局的報告是到今年二月都在查。所以怎麼會變成兩年來都沒在查，或是去年查清楚，查無此據，誰
說去年查清楚了？
問：是有人放話嗎？
答：當然有。
問：哪邊的人放？
答：啊？有他自己、也有高人。所以這事情就變得很複雜。
間：有很多新聞界的人拿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胡佛的例子來看，情治單位裡就會有人要玉石俱焚，使得有些相關人士在處理事情上有所忌諱，你覺得呢？
答：我覺得不應該有所忌諱，所以就會變成情治機關定位和職權的問題。第二個就是，相關的人自己是不是健全？如果這兩方面都沒問題的話，哪會有這樣的問題？否則就變成為所欲為、為非做歹。
問：這也是一般人滿憂慮的地方。
答：對啊，我覺得不應該做到這樣的地步。
違反「行政倫理」為哪樁？
問：調查局常常自許是台灣的FBI。但是在美國，因為沒有所謂的聯邦警察，所以跨州的事就交給FBI。台灣則是已經有警政署，你認為調查局的角色應該如何定位？應該隸屬於法務部嗎？
答：我現在不做這方面的分析。最近討論這方面的事很多，相關的部門、相關的人也已經表達他們的意見。
問：但是你可能是最有資格談這個問題的人。
答：(笑)沒有。但我只是想不應該把國家的資源當做個人鬥爭或是保有權位的工具，這很重要。事實上要把很多秘密講出來會造成很大的傷害或震撼，但是我絕不做這樣的事，這是公務員應有的分寸。雖然我已經不在位了，但是我很清楚不該把掌握的資料，在記者會或其他場合公開，或者發黑函，不要說違法，也是非常不道德的事。做人坦坦蕩蕩，為什麼要鬼鬼祟祟？要批評別人就站出來。
問：這個案件後來牽出調查局定位的問題，一般老百姓對調查局偵查監聽或AB檔事件會覺得很惶恐，做為安全首長，怎樣讓老百姓安心？
答：當然是有人有意地在那裡導演操縱，所以就變成原來的問題大家就忽略掉了。原來的事就是程泉到底做了什麼？就這麼簡單。但是因為他們經過很縝密的研究，背後當然也有所謂的高人，所以一開始就把它變成政治鬥爭、抹黑。
到七月九日，程泉開記者會。但是部裡並不是為這個事情開記者會，尤其我個人從那時到今天為止都沒有開過記者會。只是他五點多開記者會，我差不多七點多拿到記者會的稿子，我看了，根本沒有一件事是事實。
一開頭他說我用王榮周是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王榮周是我從人事行政局名冊中一百多個有資格擔任局長的人的名單，一個一個去看、去瞭解，才決定請他來做。我和他的熟悉度可以說遠不及程泉和他的熟悉度。但是我覺得這個人堂堂正正、規規矩矩，一定可以讓調查局更加透明、更加正確地發展，所以才推薦他。
包括我競選中央委員，動用職權下令調查局去拉票、請客、送禮，沒有一句話是真的。我很有分際。我本來也不想選中央委員，後來連先生告訴我：「我已經幫你提名了」。那時距離選舉大概只有十天。我瞭解了一下，前部長馬英九也選，我就接受。是有同仁主動幫我去拉票，但我沒有要求同仁幫我拉票，可以問程泉，我有沒有跟他拉票、拜託過他？完全沒有！更沒有任何的請客或送禮，我這個人守得非常地清楚。
當選之後我應該要謝謝大家，所以我就寫了謝函，都是清清楚楚的：郵票兩千一百張，每張五塊錢，每毛錢都是自己付。結果他在那邊批判，說廖部長動用職權，下令調查局，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七月九日當天晚上我是發了一個新聞說明，這也變成什麼違反「行政倫理」，我真的無法想像。好像人家把刀子插在你身上，還不能拔下來。而且我真的很懷疑為什麼程泉的記者會六點多結束，行政院那邊七點多就發布新聞要相關人員不得對媒體發言，九點多電話就來，說不可以開記者會、不可以講話。時間上配合得那麼好，然後就變成一個名詞說什麼互鬥、互控、互批。他批評我，我做說明，也叫做互鬥嗎？是不是他愛怎麼講就怎麼講，我什麼話都不能說？我沒有超越他所污衊的任何一件事說話，做這樣的說明也不可以？大概我的學問太差，實在不會歪曲污衊，到現在我還想不通。但我強調，我真的心安埋得，很坦然。
政治偵防VS.犯罪偵防
問：所謂的AB檔案，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答：我沒有接觸到，也沒有看過。
問：根據你的瞭解，是不是有這個東西？甚至於對某些人而言，這些AB檔案就構成潛意識的恐懼？
答：我沒有接觸，真的沒辦法做說明。我也是十日那天才第一次看到什麼AB檔案。
問：調查局的角色，你覺得應該如何定位？
答：我從調查局到法務部，從來沒有忽略過所謂「反制中共滲透」，就是「政治偵防」的工作。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工作。我常常講，國家沒有安全，就沒有一切。事實上政治偵防工作確實非常重要，也一直在加強，但我的觀念是，政治偵防與犯罪偵防不能偏廢，絕不是說完全顧那邊或顧這邊。我到現在沒有改變這種觀念。
基本上，政治偵防裡有很多都是辦犯罪時發現的。像黑道，為什麼八十五年八月一掃黑，近百名都跑到大陸去，變成他們的上賓、座上客？我們很多次跟大陸談，小角色他願意幫忙，大的就不願意，他們在那邊還是很威風。這就必須瞭解，到底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他們做的壞事當中有沒有政治上的？這些人到大陸之初被奉為上賓，他們認為我的掃黑也是跟以前一漾、幾個月後就放掉了，又可以回來。後來我不斷地掃下去，他們覺得沒有希望，那批人到最後就跑到別的國家去。
還有毒品。大陸嘴上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是在害中國人，他們把毒品弄到台灣來。調查局以前辦得非常好。四七%的海洛英從大陸來、七四%的安非他命從大陸來；你不能把它單純地叫做一般的犯罪。另外，像槍枝，以前發現大陸出來的批號都相連，全新的槍枝就像從兵工廠出來的。
是不是要去瞭解，這邊走私進來的人跟那邊有什麼關連？像經濟犯罪，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些中資進來，進來做什麼？也許用個公司的幌子進行更多活動。
如果把這些切斷，說這些叫犯罪，不去管他，我們專門抓匪諜，我到現在……真的是……還是學問太淺了，還是想不通。我想如果政治偵防人力或工作不夠，應該是大力加強人力和工作內容，不是說把這邊都切掉，全力來抓那邊。
當然現在我不在工作崗位上，將來怎麼做我也不便有意見。但是也有人用這麼一個大帽子說我不重視政治偵防，只做讓自己出名的工作，我覺得完全是誤解我。
是誰說「黑道又要回來了」？
問：你曾提到「黑道又要回來了」，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
答：我要說明一下，這個話不是我自己講的。是我聽到很多鄉親朋友他們的感受，以及相關訊息。當然我還是希望黑道不要回來，我們的掃黑工作還是繼續加強。
問：外界對「黑道要回來了」，有種說法是有特定的指涉，比如說羅福助？
答：我聽到的是朋友與中南部大家的看法。是不是指特定的人，倒沒有特別說明。我也不方便深入探討。
問：對於外界說法，第三屆立法院的第二次會期，羅福助委員擔任司法委員會召集人的角色，那個會期司法委員會你沒有開過會，因為你不希望到會時必須向主席敬禮。這個說法你怎麼看？
答：那次會期羅委員是擔任召集人，事實是他有主持司法委員會的會議，但與法務部業務無關，所以我不必列席。至於其他委員做召集人，所主持的司法委員會，我到過會。
問：你跟羅福助有個人或立場上的不合嗎？好像有點扞格現象？
答：我想基本上互相尊重都是應該的，尤其在職權的行使上都應有分寸。這個我想不是問題。
這幾年我很感謝立法院對我大力的支持，像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是專門對付黑道的法律。八十五年九月九日送進去，十一日就借立法院的會場開公聽會。之後六次審查會我都到場，一分鐘都不缺席；完成一讀，很快三讀通過。我到部裡這兩年，法務部的預算沒有被刪過一毛錢，他們幫了很多忙。
問：經過一番爭戰後，馬英九先生決定出來選台北市長。你的生涯規劃又是怎樣的呢？
答：我長期以來全心全力在工作上，以前也沒有去想，天天工作。這幾天稍微輕鬆一點，當然還是非常憂心整個社會的發展。我覺得我們要做的事很多。社會近幾年的發展，功利主義盛行，價值觀念扭曲。這個社會是我們成長、生存、發展的土地，所以我在去年的各場演講都談到，我們實在要努力振作，沒有失望悲觀消極的權利，因為放棄了這地方就是放棄了自己。
四月要辭職的時候，我倒是做了比較周詳的準備。那時找了一些朋友，想成立基金會，幫助社會，推動法制教育，改善社會治安，甚至到基層幫助老人、或是孤苦無依的孩子。尤其那段時間看到許多老人死在家裡沒有人照顧。
我們辦黑道幫派的案子當然覺得黑道幫派很壞，但是也發現社會品質變得很糟。看到鄉下老人家教訓小孩子說，「你們讀書做什麼？做地下錢莊，賺的比公務員多」。有的說，「讀書做什麼？去做小混混變成大尾的，就可以做議長、副議長」。老人家的觀念怎麼會轉變成這樣？還有買票，老人家說錢來了我就投給你。我說很奇怪，每次民意調查都說反對特權、反對黑金，但是老百姓一票一票把特權、黑金選出來。
社會存在這種矛盾的現象，大家覺得社會沒有公平正義，但是又不斷地製造黑金、不公不義的事。這些基礎的工作，做公務員時反而不容易做到，現在做老百姓了就可以做。
「蕭內閣的壞小孩」？
問：你的性格裡面有哪些成份在公務員的生涯裡屬於正數？哪些是負數？
答：我想大概很多又是正數又是負數。像我這個人在鄉下成長，家父常講我很憨、很直，要我大公無私。這在工作上應是正數，但也因為這樣，不去結黨營私，又變成負數。我跟很多社會上有地位的人都是淡如水的關係。因為我實在太忙，沒時間和人套交情，打球，我一次都沒打過，講排場、請客更不用講了，除非是工作需要。我覺得公務員就應該這樣，但是這也變成很大的缺點。
問：民意一直對你有很高的期望，你沒有考慮過競選民意代表或是民選公職嗎？
答：我下來之後也有很多鄉親或台北市、高雄市的民眾跟我提過，包括相當高階的民意代表，到這裡來談到半夜兩點多。我暫時不做這種考量。
問：有人說你是「蕭內閣的壞小孩」？
答：留給社會去評論。我自己不必 要評論。
問：你的作風一直是毀譽參半，你怎麼看待這種兩極化的評價？
答：這個道理很簡單，我自己也考慮過。我要聽聽大家對我的批評，如果是善意的建言，我可以接受。但我也認定自己是天生喜歡打抱不平、對付為非做歹的人，所以會遭受批評也是宿命。例如我去掃黑，黑道還感激我？我想不會有這樣的事。所以黑道到處批評我，軟硬兼施，這種事太多了，來示威的也都有。我覺得再困難、遭受再多批評，還是要做。
問：你怎麼看檢察官司法改革委員會？是善意的嗎？
答：我覺得很好，只是感到溝通不夠。他們並不瞭解我在部裡做這些事情，其實他們講的有很多我以前都在做。有一些還要再充分地溝通，說不定他們也會再做一些修正。
媒體把它變成有點對立，事實上不是。我到每個地區聽取他們的建議。我覺得他們是為了檢察制度的建立與功能的發揮，這也是我的目標。在這樣的大前提下，沒有太大的差異。
問：三月至今，你在媒體上的形象起伏不定，你對媒體處理你的部分有什麼看法？
答：我想絕大部分我真的是敬佩和感謝，但是有小部分，比如說沒有經過查證、或是被利用，這種情形不能說沒有。我深深感受到，有時候媒體報導和事實有一些差距。像這陣子，有些媒體用互鬥、互控、互批等字眼，我到現在都不能接受。事實上沒有什麼鬥、控、批，完全是被污衊，我做一些說明，就是這麼一回事。
單純就行政上而言，做這樣的說明之後，應該也可以用上級機關的立場做嚴正的處理。但是沒有給我這樣的時間跟空間，很短的時間內我就離開了。我們媒體在這方面的處理，確實是有被利用的可能存在。
問：你認為是記者的判斷力不夠，還是媒體的決策部分受到影響？
答：我不方便就這件事做太多說明。但是這件事發展過程當中，是有些不尋常的跡象。
五任院長的垂愛
問：你的公務生涯裡，有沒有哪些政治人物，你覺得很佩服？你覺得在現今的台灣，應該要有怎樣的領導方式?怎樣的條件氣質可以帶動台灣？
答：這是個大難題。我自己覺得我很幸運，在所有的工作崗位上，可以說都是追隨重要的長官。除了第一站做省地政處主任秘書，當時是林洋港先生做省主席，也有一些接觸。我從第二站開始，就是追隨歷任的院長，孫運璿先生、俞國華先生、李煥先生、郝柏忖先生、連戰先生，到現在的蕭萬長先生。六任的院長，都很接近。我非常感念前五任院長對我在工作上都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到他們離開院長的位子，也還一直關心、愛護、支持我。
俞國華先生任內有很多政治改革，我真的很幸運，就是那時他要我來做行政院第一組的組長，剛好碰到七十五年的六大革新。除了第六大黨務革新是中央黨部，其他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中央民意代表的退職、地方自治的法治化，以及治安風氣的改善，都在第一組。工作非當忙碌，學到很多。
七十七年我離開行政院到新聞局。那時因為新聞局跟院是在一起的，跟院長有很多接觸，包括李煥院長、郝柏村院長，隨時指示，我也隨時做報告、建議。在郝先生離職的前二十七天，指派我做行政院副秘書長；二十七天後，連先生就來了。我非常佩服連先生的雍容大度、氣度恢弘，以及對部屬的信賴授權。
後來，他要我接任調查局局長，工作上沒有那麼接近，但是真的看到他很穩健地做好很多建設。亞洲金融風暴台灣沒有受太大影響，連先生主政期間做好很多基礎建設，他的貢獻很大。
能夠追隨這幾位長官的氣度、魄力與施政，實在是很難能可買的機會和經驗。
問：你認為末來的領導者需要哪些條件？
答：現在台灣真的是在最關鍵的時刻；帶好了可以長治久安，帶壞了對不起後代、對不起自己。如果治安壞了，不要說後代子孫，我們自己都深受其害。所以我才會說，我們真的沒有消極、悲觀、失望的權利，再困難，都要積極、有信心、勇敢地把事情做好。未來的領袖要有這樣的胸襟、氣度與能力。
(王力行、李明軒採訪，張惠菁、王淑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