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汪先生的贈書
今年四月在杭州參加了《遠見》雜誌主辦的一項學術討論會後，前往上海會晤汪道涵先生。一年未見，汪先生風采依舊，他的談吐使人想起台北久未與他見面的儒商辜振甫，以及不久前見過面的儒將許歷農。
餐敘中正在暢談「科教與國」時，他的秘書遞給他一包書。汪先生很高興地向客人說：「我要送每位一本書，這本書目前非常受到重視，書名是《交鋒》，討論二十年來我們的三次思想大轉變，很值得您們帶回去看一看。」
稍一翻閱，我立刻被其鬥爭性的主題與可讀性的文字所吸引。對我這個一向關心大陸經濟改革，但又末特別研判意識形態的人來說，這本書正提供了一個共產黨思想交鋒的縮影。它使我進一步瞭解；在那個「左」或「右」的思想可以主宰一切的年代，「路線」與「立場」真是左右了同志的政治前途、歷史的軌跡與十二億人民的命運。
是晚，從旅館遙望外灘的夜色，與匯海中路的街景，想起半世紀以前，我曾在上海讀過小學與初中的情景，輾轉難眠。一九四九年三月，隨著雙親，從上海坐了海張輪遠渡台灣。如果當時沒有離開上海，一直生活在那個環境，那麼對《交鋒》這本書，一定更會有刻骨銘心或恍如隔世的感受。
(二)三次思想解放
次日去北京與「台灣作家訪問團」會聚。在北京停留的四天中，多位文化界朋友都主動談起《交鋒》是當前最熱的一本書，值得向大陸地區以外的中文讀者推薦。他們告訴我，一個月內人交鋒》就銷售了二十萬冊，並有近千種報章雜誌的評論及報導。經過北京朋友的熱心協助，我們十分高興《交鋒》已於六月下旬由台北「天下文化」獨家出版。
這本書被形容為大陸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來，第一本擁有第一手資料、公開共產黨黨內思想路線鬥爭的書。而且，由於作者馬立誠與凌志軍目前分別是《人民日報》的社論撰述與主任記者，更增加了官方的色彩及重要性。
這本書的主軸是討論改革開放中的三次思想衝突與突破：
(1)一九七八年：第一次思想解放，衝破了「個人崇拜」，戰勝「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2)一九九二年：第二次思想解放，衝破了「計畫經濟崇拜」，破除姓「社」姓「資」。
(3)一九九七年：第三次思想解放，衝破了「所有制崇拜」，釐清姓「公」姓「私」。
兩岸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問題，還不僅是揭露過去，更在熱切地等待下一次的思想解放－－應當是最難、卻無法避免的政治體制的解放－－會在什麼時候出現？作者含蓄地寫著：「我們沒有預估未來的智慧，只是猜測，可能出現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大報告中所說的「政治體制的改革要繼續深入」的時候。」
(三)歷史的偶然或必然
在台灣今天這樣一個言論自由而又多元的社會，讀者對書中的論點，自會有他們自主、獨立、成熟的判斷。只有當人民真正生活在開放社會時，大陸上五十年來這種「你死我活」「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意識形態論戰，才會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事實上，多元社會所爭的不是左右，而是對錯與是非。讓我們祈禱這一天的早日來臨。
斷流了一百三十二天的黃河下游河道，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初恢復了大河東去。大陸與台灣的關係正如滾滾黃河之水，將是斷流還是合流？何者是歷史的偶然，何者是歷史的必然？這正考驗著兩岸領導人的智慧。
在當前兩岸關係依然撲朔迷離之際，這本書的結論提供了一個較樂觀的前景。台灣與大陸最需要的不是「交鋒」，更不是交戰；而是交流與交心。
(本文作者與林祖嘉教授合著的《經濟學的世界》上、中、下三冊已由「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