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南斯拉夫的經濟正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它不是一個自由市場型態的國家，卻患了市場經濟下常發生的病症：高失業率、高物價率以及沉重的外債。
失業
南國目前的失業人口已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失業率約一五%。失業人口中以年輕的高中及大學畢業生為主。正如南國的經濟學者所指出：當前的失業，部份是結構性的，部份是總需要不足。因此要解決失業有二個主要辦法：一是透過訓練使找工作的人具有社會需要的技能。目前在機械、電腦、電機等方面缺人才，但文法科系則過剩。另一是刺激經濟成長，水漲船高之下，使更多的人受雇。可是第一種辦法緩不濟急，第二種辦法在物價節節上漲情況下，政府不敢放手去做。
緩和國內失業的另一個方法是去國外工作。目前已有近八十萬南斯拉夫人在國外工作，以德、奧為主。他們每年匯回的金額據估計約為四十億美元，亦即每年每人平均匯入五千美元。這一可觀的僑匯對南國經濟有極大的幫助。
在外工作的人中，五分之四擁有專業技能。好在這一人才外流的現象，還沒有嚴重影響到本國發展。
物價
在過去六年中物價上漲一直很高，在三○～五七%之間（參閱後表）。今年更有上漲到一○○%的趨勢。
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自一九七九年取消全國物價管制後的調整。另一個原因是工資上漲太快，一九八五年在國營事業中，一般的工資平均上升了八二%，這是對過去五年沒有適當調整勞工工資的安撫措施。但是由於生產力並沒有上升，政府部門也知道這勢必會引起另一回工資與物價同時上漲的惡性循環。
為了對付這樣的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預測，南斯拉夫可能又會再度採取全面物價凍結政策。
一九八五年四月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史篤耶奴維克（N. Stjanovic）教授曾提出一個「反物價膨脹方案」，他率直地說：「要對付物價上漲，根本的辦法是提高各種國營事業的組織效率，提高資本與設備的運用，減少投資浪費：。到今天政府還在興建那些工廠，而這些工廠生產的產品，既不受國內消費者歡迎，更無法在國際上競爭。更令人氣憤的是，我們黨內領導階層不僅不阻止，還為了地區利益而大力鼓勵。」
外債
由於過去幾年努力拓展外銷及減少輸入，南斯拉夫近三年來的經常帳上已出現順差，可是近二百億美元的外債仍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政府估計到一九九○年，外債可減少到一六○億美元，但看來希望渺茫。日前債務償還率（外債償還金額佔可賺外匯比率）已超過四○%，高過二五%的安全比率甚多。
在尋求延期償付國際貸款的過程中，當時的女總理潘來妮克（Planinc）曾坦白指出，過去十餘年由於政府支出的浪費與個人消費的膨脹，因此她要求大家束緊腰帶。事實上，過去三年來人民的實質生活水準已經下降了三○%，並且還要再忍受幾年。
賽撫恩（Davo Savin）是一位年輕而知名的經濟學家，也是國會議長的首席經濟顧問。在他國會辦公室中，他表示了對外債的看法：「外債是我們經濟缺乏競爭力的結果，不是經濟問題的根源。減少外債又有兩個辦法：一是束緊腰帶，減少輸入，我們已經採取了不少措施，也已有成效；另一是改善生產力，增加輸出，但是十分困難。外銷美國的Yugo牌汽車是我們一項考驗。」
經濟革新
另一個增加外匯收入的辦法，就是觀光與來自國外工作者的匯款。近三年來(一九八三～八五）觀光方面的收入每年均在二十億美元左右。
面對這些經濟問題，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具有影響力的葛來格爾（Sevgej Kraigher）擔任主席。這個委員會花了二年的時間提出改革報告。報告的主要精神，是耍減少政府干預，增加市場競爭，並且建議南國的中央銀行不要受行政部門控制，可以有自主能力來控制貨幣的發行及流量。
參與此一委員會的一位政府首長指出：「我們要加速建立一個有新社會主義思想的社會，同時還要有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為了達到那個目的，必須要有自由經濟與金融制度化。」
另一位輪值過總統的葛立格羅夫（Kivo Gigorov）也坦率地說：「我們必須改進生產方法，那些沒有效率的，應當去掉。這樣做會帶來一些痛苦及政治上的麻煩。」
新總理米高立克（B. Mikulic）於今年五月中接事後，正企圖逐步解決這些問題。這位五十七歲的總理以注重效率自豪，也因主辦一九八四年在南國舉行的冬季奧運受到國際重視。
新總理一方面努力設法改善國營事業的效率，一方面對私人企業的態度也稍有改變。在東歐國家，一些為數極少的私人企業為共黨政府所容忍，但不受鼓勵。新總理對私人企業的限制會放寬些，因為他曾指出地下經濟猖獗就是因為私人企業受到限制的結果。
另一個逼使他採取一些較開明的經濟措施的原因是，共產黨黨員人數下降。一九八四年有七萬五千名黨員退黨，一九八五年退黨的人數也接近這個數字，其中一半是勞工。退黨的主要原因是不滿政府的經濟措施，以及他們生活水準下降。
在所有經濟革新建議中，最重要的建議也許還是經濟問題需要靠經濟方法來解決。在今年一月出版的「社會主義者的思潮與實踐」月刊中，南斯拉夫科學院與文學院的院士索斯克（Branislav Soskic）在「克服經濟危機」一文中，一再強調：「必須要依據科學與專家的分析，而不要讓政治力量來決定全國的經濟發展策略。」
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統治下，人民的言論自由此東歐國家要多，但也得要時刻當心不要跨越那無形的界線。據在貝爾格勒的西方外交界估計，目前的政治犯約在七百至一千人之間。其中最著名的反抗者就是「新階級」的作者吉拉斯。他最近向西方記者說：「我們對政府的反抗將繼續，最後鹿死誰手，還難逆料！」
曾一九八四年獲得諾貝爾經濟獎提名的何維特（Branko Horvat）教授公開地說：「政府做得太槽了，必須要換一批人來做才行。」
消費示範作用
南斯拉夫人民對外來的客人是友善而熱心的。但是，如果在談話中，把南國稱為共產主義國家，把南國列入東歐，他們一定會立刻告訴你：「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屬於東歐，我們是位居南歐，我們更是屬於地中海地區。」正因為這些觀念上的重要區別，南斯拉夫人民不會因為比東歐好而沾沾自喜，而要與西歐比，與西歐比時終覺得事事不如。
南斯拉夫人民一談到能夠隨時到國外去工作或旅行，就眉飛色舞。一位年輕的工程師說：「不要忘記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專政。世界上沒有一個共產黨國家的人民，有我們這麼多的自由。」
「自由出入」是狄托在世時的決定，已經行之有二十年。這個勇敢的決定，一方面使南斯拉夫的人民可以到國外工作，減少失業的壓力，同時增加了外匯的收入；可是，另一方面也由於到國外的見聞，引起了人民更高的物質慾望－－所謂國際間的消費示範作用，造成了國內的低儲蓄率與低投資率。
年輕人模仿西方
儘管每人所得只有二千五百美元，但是人民普遍想到國外度假。如果不能去昂貴的西歐，就去便宜的土耳其西部，或者義大利北部；每個人也認為自己要有汽車，儘管最便宜的國產汽車也要二十六個月的平均工資；年輕人當然也模仿西方社會的酗酒、跳舞等。街頭上有英文書刊，也有黃色書刊。（在其他共產國家二者都看不到。）
從旁觀者看來，在模仿西方世界消費水準的同時，如果政府與人民也建立了西方世界產生這一高消費水準的制度，該多好！這個制度就是能夠提供生產者與消費者強烈的投資意願、工作意願、與儲蓄意願。缺乏這些意願正是今天南斯拉夫的大瓶頸。政府讓人民自由旅行，因此助長了人民物質的慾望，但是本身並沒有一套靈活的市場經濟制度，可以來誘導人民增加投資、生產與儲蓄。事實上，近幾年來，南國經濟的投資率是負數！
在「勞工自治」的制度下，有關投資、生產、價格、盈虧分配等，全由「勞工委員會」決定。如果委員會中有人認為投資會帶來風險，生產會帶來滯銷等等，任何革新就無從產生。「勞工自治」這一深具吸引力的觀念，在實際的運作中，並沒有產生如想像中的結果，因此，社會主義的理想永遠要等到下一代。
葛必克的勇敢建議
發展私人企業正是很多經濟學者認為救治南斯拉夫經濟的一帖藥方。但是沒有想到引起南斯拉夫政府震怒的「社會主義與私人企業」的作者不是經濟學者，而是剛於去年夏天退休的一位法官葛必克（Edo Grbic）。正如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新階級」一書中，強烈批評南國共產制度的不是別人，而是擔任過南國副總統，並且被認為是狄托接班人的吉拉斯（M. Djilas）。
吉拉斯在「新階級」一書中曾寫下這樣重要的觀察：「一個共產國家的領袖，從來不會因為做過為人的浪費而遭遇困難。但若干領袖卻由於『思想上的偏差』而被黜免。」
在「社會主義與私人企業」這本新書中，這位法官全力要求共產黨放寬對私人企業的限制，讓更多的私人企業來減少失業，並且不要限制農民只可擁有十公頃土地（目前五分之四的土地是私有的），這樣既容易增加產量，也能提供就業機會。共產黨報立刻展開批判，指責「這是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的復活」，並且召開座談會批評他及他的主張。但是葛必克並不膽怯，他再在一本「我們的法律」雜誌上反駁。他說反對他的人只信奉僵硬的教條，長此以往，受到損失的不僅是人民的生活，也是黨的生存。
在共產黨統治下，可惜這種週期性出現的勇敢的聲音，很快又同歸沉默。
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經驗
狄托在世時，政府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在實驗，人民似乎也有用不完的耐心在等待。現在狄托已經逝世六年，在一波又一波的經濟打擊之下，南斯拉夫人民的精力已經耗竭，耐心也已經喪失。這正是南斯拉夫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一刻。
一位西方記者問一位南斯拉夫的部長：「如果蘇俄來攻擊你們，你們會怎麼樣？」
部長答：「我們全國一定會立刻團結起來，全面抵抗，就如同對抗納粹一樣。」
西方記者再問：「如果蘇俄不來攻擊你們，你們會怎麼樣？」
部長答：「那我就不知道了。」
這正是南斯拉夫所面臨的問題：沒有「兵臨城下」的外患，也就沒有強烈的團結意識來克服重重的內憂。內憂來自集體領導制度下所產生的運作癱瘓，來自各地區的利益衝突，來自三大經濟難題，更來自共產制度下政治教條與私人誘因的矛盾。
一位駐南國美國大使館的高級官員私下表示：「如果南斯拉夫人民的生活能過得去，人民是可以忍受政府的軟弱領導。」可是，在軟弱的領導之下，怎能對付當前的重大困難呢？
即便是在共產主義已經修正的南斯拉夫，近年的掙扎又再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經驗：在共產世界中，要解決民生經濟問題，必先要解決政治體制問題。
三點鐘以後的成長
一位通識世界經濟發展的南國學者形容：「以前巴西政府官員腐敗的時侯，巴西經濟是在他們出國度假的時候成長；我們的經濟則是在下午三點鐘以後成長的。」
南國人民的工作時間是一週四十二小時，大都從清晨七點開始，下午三點結束，通常禮拜六不上班，延長禮拜三的工作時間為十小時，補足四十二小時。由於下班很早，很多人可以利用下午的時間從事自己的「地下經濟」活動。
南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之所以較大多數的東歐國家好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允許部份私人企業存在。今天全國約有二十萬家私人企業，但是規模奇小，只雇了十萬名工人，平均二個企業才雇用一個外人，大都在服務業，如餐館、理髮廳、咖啡店、汽車、電器等的修理店。
對一個典型的南斯拉夫工人，上班不是真正的在辛苦工作。上班時間中真正工作的時間不會超過四小時，其餘的時間在聊天、在開會、在做私人的事情。一位政府的中級公務員很坦率地說：「我們給他們的工資低（一月平均工資不到美金一百五十元），他們的工作效率低，這是相當公平的。如果真要增加效率，就必須先裁減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員。但在這樣的高失業率情況下，這是絕不可能的！」
在共產社會不能解聘工人的教條下，鐵飯碗的保障必定產生低效率，低效率又必定帶來低工資。
但是，人總是有追求較好生活的意志及方法。有一位銀行職員說：「在我們社會中，很少人靠一分正薪過日子，他總有辦法來增加收入。地下經濟的活動在這裏是非常活躍的。」他列舉了一些例子：中小學教員私下授課、大學教授兼差、有技能的工人自己設立修理站、懂得營建的人在鄉間造私人公寓、有些懂外語的人兼做導遊、有些下班後做計程車司機‥‥。
一位在牛津受過教育的年輕社會學家分析南斯拉夫時說：「我們的社會有四種人：第一種是像我們這些專門人員，熱切的希望改革。第二種人是他們也看清了改革不可避免，但為了自身利益，保持沉默。第三種人受了教條的束縛，看不清改革的方向與改革的迫切，還堅持自以為是的主張。第四種人只想自己過得舒服，精力全用在賺錢。
汽車銷美的嘗試
南斯拉夫的外債高達二○○億美元，為了償還本息，政府在過去幾年中已不斷採取措施來應對。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增加輸出、減少輸入。在增加輸出的策略中，汽車外銷美國就是其中的一張王牌。
離貝爾格勒南部八十多哩的一個工業區中，「紅旗汽車公司」變成了全國矚目的焦點。贊成經濟革新的人，希罕它更能變成創造外銷奇蹟的中心。
一進工廠，來訪者就立刻可以看到搶眼的大標語：「YUGO－－世紀之計畫－－我國經濟之最大轉機」。這個公司正是製造YUGO牌的汽車廠。去年已經順利地外銷了一萬輛到美國，由於價格比任何一類的車型都便宜（僅美金三、九九○元），很受美國消費者歡迎。今年的外銷希望能增到六萬輛，二年以後更希望能增加到十五萬輛。
紅旗廠在沒有推出YUGO計畫前，就像其他的工廠一樣：生產設備陳舊，產品品質低劣，工人士氣低落，工廠虧本。
對那些重視管理的學者來說，他們希望藉這一經驗來證明：印使是一個國營企業，如果強調品質、創新、效率與較高的工資，這個產品還是可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
針對美國市場，YUGO根據飛雅特一二八的引擎與技術，做了一百五十多項的修正與改進。為了配合這些改進，紅旗廠特准超越了「勞工自治」制度中的一些規定，例如給某些工人較高的工資來換取品質的保證。可是，廠裏工人的平均工資每小時也只有美金八角左右。
雖然，汽車銷美的計畫已經達到初步的目標，但每一輛的成本還需要減少，以增加實際的利潤，而且美國的一些同業及消費者，也對汽車的設計頗多批評。
密切注意此一計畫成敗的一位美國大使館官員憂慮地說：「我擔心如果YUGO成功，南國共產黨中的死硬派認為這是一個例外，不值得其他產業模仿；如果失敗，則又給了他們一個新例子來證明，學習西方生產方式是錯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