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杜克大學校長柯南茹
問：最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調查中，杜克大學在全美大學排行榜名列第三，請問是什麼因素，使得貴校有如此優異的表現？
答：排行榜引人興趣之處就在於有上有下；我們很高興杜克大學的排行總在前五、六名。至於領先的首要原因在於杜克的師資非常優秀，能吸引好學生前來就讀，而好學生又吸引好老師前來任教，形成良性循環。其次，杜克擁有美麗的校園、注重居住的經驗，不僅景色、環境優美宜人，而且令置身其中的人感到非常舒適。
另外，杜克是一個相當有朝氣、活潑的地方。我們有傲人的籃球隊，籃球使大家聚在一起，彼此認同、關心。但這只是人們尋找樂趣的方式之一，杜克的同學也經常在戶外上課、研究討論或從事其他活動，我們暱稱為「閒遊」。我想，這些因素說明了杜克大學傑出的原因。
問：在五年校長任內，哪些是你迄今最主要的建樹？
答：任何建樹都是團隊努力的成果，非我一人之功。我在過去五年投入許多時間將一些優秀的人才組織在一起，其次是大力推動醫學中心的功能。杜克的醫療救援系統是全美最大、最傑出的醫療組織；它的特色是醫學中心、醫院以及醫學院之間沒有真正的區隔，因此在財務、人力資源上，都能做最有效的支援及流通。目前美國其他大學的醫療體系普遍遭遇極大的干擾及困難，杜克可說是相當成功的範例。我們不僅在癌症、老人失憶症、愛滋病、心臟病等重要的研究領域上有所突破，也設計了一套成功的教學及財務運作模式。
我也改變了大學生的宿舍生活，使大學生涯更加多彩多姿。我最重要的決定是將一千六百位大一新生集中住在過去的女子學院中，那裡有漂亮的喬治亞建築風格，離主校區僅一哩半之遙。他們大部分住在男女混合的宿舍，有圖書館、體育場、小吃區，感覺就像住在家裡一樣。
問：杜克大學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最優秀的年輕人到此地念書，你們如何做到這一點？
答：我們跟其他大學一樣，盡量利用各種傳播工具如簡介、影帶、網路等，介紹大學的詳細情況。但每個大學的宣傳內容都差不多，如美麗的校園、優良的師資等等，重要的是，宣傳資料應該切實說明大學的特色、學生能從中獲得什麼、哪種學生將會如魚得水、大放光采，哪些學生卻不會？因為並非所有學生的要求與適應能力都是相同的，你不可能滿足所有人；我們鼓勵年輕人來學校參觀，和在校同學交談，瞭解學校生活。具體而清楚地傳達大學的特色很重要。
大學關係著社會的榮枯成敗
問：什麼是「杜克精神」？
答：杜克精神並非那麼明白具體，卻對大學非常重要。它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運動員精神，一是服務社會的精神。從比較通俗的層面來說，籃球就是其中一項非常好的表徵。我們的籃球隊帶動整個大學的氣氛，譬如四年前籃球隊因為一位隊員的背傷嚴重，打不進季後賽，整個大學的氣氛都為之凝重，許多事都提不起勁來。
從此較理想的層面來看，杜克精神是指對社區的奉獻、服務精神。杜克大學長久以來的傳統一直認為，大學生活及知識追求並非自滿自足，而是幫助別人，用知識改善世界，使之有所不同。
問：你的教育理念是什麼？
答：我相信大學是社會最重要的資產，而幫助、影響社會最大最深者，也經常透過教育而達成。大學不僅培養下一代領導者、關係著一個社會的榮枯成敗，也要持續增進人類知識與福祉。
大學藉著研究與教育，擁有改善世界的權力；它可以透過瞭解人類的精神如考古學、歷史與文學，或是科學研究來達成。但我也相信，並非所有知識都對人類社會有益，有些知識的探索、追求是錯誤的。我們總相信進步永遠是好的，社會只會愈變愈好，例如我們研究環境問題、人性問題，但有時也選擇做某些危險的研究使自己陷入危險的境地，就像最近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核子試爆。所以，我們也應該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以確保知識用於正途。
問：你覺得大學應該肩負改變社會的責任嗎？
答：大學的功能非常多面，沒有一個大學會說它的目標就是要改變世界。如我先前所強調，大學對社區具有非常重要的服務使命。透過服務，我們希望世界變得更好，但改變世界並不是大學的唯一功能，大學的主要目標仍在追求知識，這是非常重要的區別。
問：如果時下的年輕人，特別是女學生，向你詢問有關柯林頓總統緋聞事件的看法，做為一個校長，你如何向他們解釋公共責任及個人行為之間的區別？
答：這是個有趣的問題，相信也使你們在新聞專業上碰到難題了。柯林頓總統的行為分際應該在哪裡，我們很難一窺究竟。但我想，這件事在某個程度上是過分渲染了；在某些方面，這是一項令人不欣賞的個人選擇罷了，並沒有特別的含意。
其實爭議的焦點在柯林頓其他的行為上；他是否鼓勵別人說謊(做偽證)？如果不是這樣，我認為私人行為與處理公共事務應該分開來看。
接納創新，聆聽不同的聲音
問：做為一位大學校長，有許多不同的責任，包括對董事會、社區以及社會的責任，請問你如何設定其中的優先順序？
答：設定優先順序非常重要，沒有人能同時將所有事情做好，而一位校長往往對不同團體負有不同責任，譬如家長與學生對教學品質有很高的期待；校長被要求、也有責任聆聽各種不同人士的聲音。在設定優先順序時，理想上應該符合當時的處境及該校的特色。對我而言，我不是出自杜克，因此我必須先瞭解杜克大學的歷史、屬性，以及它在社區中根深柢固的文化傳統。
和過去我在衛斯理學院(有兩千一百名學生)相比，要充分瞭解杜克一萬一千名學生的情況頗為困難，我曾為此深受挫折。我們有一位山柏教授，非當關心學生，有時甚至被人批評花太少時間與其他教授溝通。他的確將學生擺在第一位，我還做不到像他這樣，這也是我未來五年的優先重點。
我還有一些其他的工作重點，如募款，這是非常實際的工作，需要花許多時間。
問：在成功的大學經營者與學者兩種角色之間，你如何定位自己？
答：要同時做一個成功的大學經營管理者和成功的研究者，並非全然不可能，但非常困難。一個成功的管理者必須花很多心力去瞭解、分享別人的衝勁及挫折，如此一來，便無法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做研究及教學。十七年前，我選擇擔任衛斯理學院校長之後，就放棄了研究及教學，但是行政工作也帶來不同的挑戰，我覺得很有趣。
問：台灣校園在最近幾年開始實行由教授投票選舉校長的制度，使校長的民意基礎變重要了。從你的經驗來看，你認為這樣的制度是否適合？
答：這項制度有些弔詭。校長人選由教授同僚選出，是因為同僚最瞭解候選人的資格、學術聲望、經驗及潛力。然而，這套制度也可能變成一個極封閉的程序，只能選出背景雷同的人士，無法容納創新的改變，不同背景與經驗的人較不可能入選。
大部分美國大學是經由選舉委員會來推選校長。委員會涵括不同背景、經驗、觀點的人士，包括董事、教授、校友、學生等等，務求多元地反映各種意見，因此委員會的成員經常龐大到近二十人左右：整個徵詢過程也非常慎重，通常會聽取不同專家、學校、校長的建議，希望將各種背景、經驗的人選都考慮進來，最後形成一張合適、但人選並不多的名單。這套制度在美國實行得非常好。
問：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做為一個教育者，你對美國未來高等教育發展方向的看法是什麼？如何幫助學生迎向二十一世紀？
答：我認為未來努力的方向之一是加強各大學之間的合作。和其他各國大學相比，美國大學較注重地方，與世界其他大學的聯繫、合作較為不足。我有強烈預感，二十一世紀將是各個國家的大學加強交流、合作的時代。這是非常自然的事，因為各大學之間可以截長補短，增強彼此的實力與效率，特別是科學方面的研究。
在這個愈來愈全球化的時代，杜克大學的畢業生若不能在英文之外，多瞭解、學習他國語言口、文化，是非常不適當的。杜克在多年前與美國其他大學一樣，取消了學習外國語的要求，但現在又重新考慮恢復。過去我們在醫學、法學和商學研究所中有較多外國學生，將來我們希望能有更多外國同學就讀大學部。
(夏傳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