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引起台灣各界和海外華人嚴重關切的「出版法」修正案，在立法院秘密院會中通過三讀，完成了所謂的「立法程序」，中華民國的言論出版自由於焉徹底淪亡。
台灣新聞界的沈痛自不必說，就連香港的《星島日報》次日在社論中也憤慨地寫道：「自撤出大陸以來，昨日為自由中國最悲慘的一日，是最使人失望的一日！吾人為自由中國之命運危，為自由中國之前途哀！天乎！禍降我國，何至此之極也！」
政府磨刀霍霍，報界人人自危
修正後的出版法，規定了什麼，竟使海內外新聞界如此「痛不欲生」？原來法中明定：出版品如違反本法規定，主管官署得警告、罰鍰、禁止出售、扣押沒入、定期停止發行，或撤銷登記。換言之，不經法院審判，行政機關即可逕行處分報紙，嚴重者可命令其停止發行若干時間，或乾脆叫它關門。
那麼，報紙要違反哪些規定，才會受到這麼嚴重的處分呢？出版法有關「出版品登載事項之限制」，第三十二條列有明文：
「第三十二條 出版品不得為左列各款之記載：
一、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內亂外患罪者。
二、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妨害公務罪、妨害投票罪或妨害秩序者。
三、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褻瀆祀典罪，或妨害風化罪者。
在當年那種白色恐怖年代，想想看，要根據上述三款找你的碴，還不是易如反掌嗎？
所幸政府「寬大為懷」，自民國四十七年出版法修正以來，尚未援用該法查封過報館。不過政府手中有這把刀子，什麼時候、拿哪家報紙來祭刀，那就要由它自行判斷選擇。過去幾十年來，報界一直人人自危，生活在提心吊膽中。
台灣民主化一步步走到解除戒嚴和開放報禁，言論自由一夕改觀，所有禁忌都成了歷史文獻；但出版法卻既未廢除也未修正，而新聞界似乎也忘了政府手中還有這把刀子。
前些時候，行政院新聞局告知新聞界，政府要修改出版法，且提出了修正草案。但使新聞界意外和費解的是，新聞局居然還是不願放下手中的刀子。
新聞局這次修法，與民國四十七年的那次修法，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者，那次修法，由當時主管官署內政部以密件送行政院，行政院以密件送立法院，立法院開秘密院會審查，全程「不見天日」；這回新聞局事先提出修正案，邀請新聞界參加意見，堂堂正正，可昭大信。
相同者，仍採嚴刑峻法主義，原法中所有懲罰的規定一體照單全收，甚至變本加厲。
以出版品登載事項之限制來說，修正草案第三十二條是這樣說的：
「第三十二條 出版品不得為左列各款之記載：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封報館是反民主反法治的！
新舊兩法條對照，新修第三十二條看來似乎簡化了，但是卻簡得含混不清、模稜兩可，使人不知道法條要求的是什麼，因而無所適從。在舊法條中，內亂罪、外患罪等等當然都非同小可，但至少大家還知道它們大體的範圍在哪裡，儘管法規不合理，新聞界不去碰它也就是了。但是新法條彈性極大，留給行政機關更多可自由心證、自由解釋認定的空間，極端違背「罪刑法定」的原則。
再說，修正案所列各類禁止事項，都有各自有關的法律來規範，譬如刑法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條例等等，用不著另列在出版法中。
新聞界對修法而維持「死刑」罰則的質疑，政府官員解釋說，這主要是針對出版品涉及色情的問題。民國四十七年那次修出版法，當時的內政部長和行政院長在立法院都說，修法是防範色情氾濫。時間過了四十年，說詞卻完全未改。身為一名新聞從業人員，我必須承認，少數媒體不知自愛，確有助長色情的顧慮，應該自律，也應該受到糾正。但是違反公序良俗之事，刑法已規範得相當周延，用得著出版法再疊床架屋嗎？再說，人若生病，醫生開藥治病即可，不能動輒就給安樂死吧！所以，防阻色情之說，不能令人信服。
今天台灣的政治很大一部分已經民主，但還有一部分是民主其外、專權其內。政府手握封閉報館的權力，總令人惴惴難安。如果政府實在不願「棄權」，那至少要把出版品登載事項之限制明確開一張單子出來，不能有「創造性的模糊」，以利政府在必要時便宜行事。
民國四十七年修正出版法時，新聞界舉行座談會討論，當時的立法委員、老報人成舍我在會中指出：「就是在軍閥張宗昌時代，把記者邵飄萍等槍斃了，也未把報館封閉。」今天台灣的民主程度，自不能與張宗昌時代相提並論，但不管是什麼時代，封報館，尤其由行政機關封報館，總是反民主和反法治的！
(作者新著《試為媒體說短長》已由「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