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書市熱騰騰把咖啡端上書架,是在大陸作家張耀大開歐洲咖啡館的門之後。三年前,《打開咖啡館的門》意外熱賣,不僅首開咖啡寫作的風潮,也讓當時籍籍無名的作者張耀,躋身暢銷作家之列。
這本記錄他在歐洲咖啡館流連浚巡的小品書,詳細解剖了領他進入歐洲文化的咖啡館,探討這個特殊空間背後隱含的歷史意義,更開拓了一種新的書寫語言--用空間場域記錄文化生活的鏡頭書寫風格。
「我的書都是很做夢的東西」
這類布爾喬亞階級色彩濃重的題材,和張耀的出身顯得很不搭調。蓄著小平頭、一身休閒打扮的張耀,生長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但他的寫作題材和一般成長於文革時期的大陸作家卻明顯不同;他的書從不談個人艱困的生活經歷,缺少文革作品那種「淒淒慘慘戚戚」的苦味。
「我的書都是很做夢的東西,」說話夾雜著德文的張耀自剖。他寫作的題材,都植根於生活中的想像,「我不去找題目,題目都是自然而然從生活產生的,」張耀說。
從小就喜歡幻想的張耀,十歲上下就展露高超的說故事本領。他經常在飯桌上講故事,而且連續說好幾個星期,布局、人物樣樣不缺。年少的他,很著迷編故事,「有種快感,會一直想下去,對周圍現實完全不感興趣,」他回憶道。
父母均為高級知識份子,張耀從小就早熟、叛逆。在學校他總帶頭搗蛋,上課不是造老師的反,就是發呆幻想故事。由於作文寫得好,在校經常受表揚;他曾創下紀錄,班上二十幾個同學的作文由他一人捉刀,在一堂課裡寫完。
學校學習對他不構成任何壓力,「我自己翻翻書,就全都懂了,」他說。十一、二歲時,他在學校主持會議,有權否決校方領導的決議。表現優異的他,還獲選進入學校「馬列小組」,得以研讀未經篩選的馬克思、列寧作品。那時,對他最具挑戰誘惑的,唯有文學寫作。
十六歲、還是中學生的他,就在上海藝文圈初嘗走紅滋味。當時他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學長,洋洋灑灑一萬多字,深受文壇老先生的青睞,後來刊登在上海《解放日報》。二十年之間,上海只有兩位中學生有此殊榮。
「當作家一定要有生活」
做為大時代的精英,張耀非但沒有文革青年的寒愴,反而享有許多特權。當時,他打著寫作的理由,校長特許他不上課不考試一年。這一年,他立志做個「了不起」的作家,還做「文學鍛鍊」,寫了四十多萬字小說。一腔理想熱情的他,打算中學畢業後下鄉,到社會底層體驗生活,「當作家一定要有生活。」
如果他真的下鄉,今天或許是另一番風景。文革結束後,張耀並未如願下鄉,而是以八百挑一的機會,考進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四年大學生活,他收斂鋒芒,瘋狂閱讀,滿足自己過去無法魘足的閱讀慾望。當時,他曾坐兩三個小時的公車,只為借一本書。
在這段期間,他深深迷戀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時期的歐洲作品,尤其是法國文學,覺得他們才是真正的文學,「我太被震撼了。」多愁善感的他,讀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終月悶悶不樂,覺得很感傷。
大學畢業後,他遠走北方,到北京戲劇圈發展,從編劇、採訪到攝影,樣樣接觸,就是不願提筆創作。他一直尋尋覓覓的,就是能夠刺激他動筆的原動力。
答案在歐洲。八0年代中期,相交滿北京的張耀放棄所有,隻身前往奧地利,一切從零開始。他不慌不亂地打工、學德文、過生活,並且中止中文寫作。年少狂飆時期的勇氣,此刻又再度甦醒。他開始用德文在德國報紙週末版撰寫文化觀察;在大學時期就玩相機的他,也拿起相機記錄他的歐洲文化觀照。沒想到,他拍的照片所引起的回響共鳴,竟比文字還要大。
有的作家只拿筆,有的攝影家只拿相機,相較之下,張耀能寫能拍,優游其中,毫無轉軌的尷尬。
張耀相信,書可以很好看,也可以讀很久,文字美感再配合敏銳視覺,是書本最極致的表現。做為自由作家,他始終在摸索文字與視覺的對應介面,企圖在作品中融合二者,並打破兩者的界限。他自評,拍照是觀察的過程,而他的優勢就是很能幻想具體的畫面;看一個角落,就可以想像它各種變化,這也是文字工作者最欠缺的能力。
「我做事,背後的相信一定很強烈」
經常旅行的他,也試圖結合旅行與寫作。「旅行是非常深的寂寞,一種你誰也不是的恐怖,」三十八歲的張耀體驗。他在五月上旬推出的《百年夕陽紅--歐都十大傳奇飯店的門後》,就是在旅行中種下的概念,用旅行者的角度,書寫一段業已消逝的人文故事。
張耀不諱言他是個自我很強的作家,從選定題材、呈現手法到編排方式,都貫穿了他濃得化不開的個人意識。寫作當下,一旦感覺不對,就立刻放棄;可是只要做了,就會很瘋狂。「我做事,背後的相信一定很強烈,」張耀堅定地說。
寫散文《黑白巴黎》時,他先拍了一個月的巴黎,隨後隱居在大陸黃山上的旅館寫作,遠眺雲海,地上還鋪展著巴黎的照片,「我很重視感覺,這樣才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張耀承認,他對題材有很大偏見,對於對比強烈的概念格外著迷。往後,他預計推出一系列作品,呈現時間與空間的對應。他體會,攝影拍的是空間,留下來的卻是時間,時空互動的題材最能吸引人。
雖然與人雅痞的感覺,他卻自認是很生活底層的人。他抗拒進入架構,做事也不願受框架局限,他尤其厭惡被認為是討好市場的暢銷作家,也拒絕和台灣暢銷作家打交道。
「我的東西其實很沈重,背後有很多積累,不喜歡和輕飄飄的東西擺在一起,」張耀說。意外做了暢銷作家,大概是抗拒流行的他最大的反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