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四日，美國阿肯色州瓊斯博洛鎮的西濱小學。十一歲的安得魯戈登全身迷彩野戰服，悄悄觸動學校的火警警鈴後，躲到一百公尺外的樹林，和埋伏守候的十三歲戰友米契爾強森會合。十枝從家裡偷來的長短槍枝全部上了膛，就等獵物出現。
不一會，老師帶著學生，驚惶奔出教室躲避火警。「砰！砰！砰！」樹林頓時槍聲大作。一分鐘內，二十二顆子彈齊發，十五名師生倒臥血泊。還來不及辨認兇手，他們已駕車遠離現場。
血海「淺」仇。米契爾強森大開殺戒，竟然只是為了報復同班某位女生不理睬他。他槍口對準的全是女生，動用的火力之強大、槍法之嫻熟精準，令人不寒而慄。而行兇計畫思慮之周密，從製造假火警陷阱，到利用樹林和迷彩服做掩護，心機之深沈，簡直無法跟他們的年齡聯想到一塊。
而在日本，去年神戶發生斷頭命案，行兇少年虐殺一名智障兒後，割下面目全非的頭顱，放在校門口示威。震撼猶未平復，今年一月，黑磯市一名國中生因遲到被英文老師訓斥，竟掏出折疊式蝴蝶刀，連刺老師七刀斃命。一時之間，日本校園彷彿感染了「刀瘟」，兩個月內連續爆發五十四件持刀殺人案件，其中包括三起國中生謊稱問路或皮夾失竊，伺機偷襲警察、搶奪佩槍的事件。大阪府調查發現，攜帶蝴蝶刀上學的國中生高達六%。文部大臣町村孝信在電視上，拜託青少年「放下屠刀」。
天使變臉，極度兇殘
翻開刑案統計，要說青少年是弱勢族群，說服力恐怕日漸薄弱。美國每五件暴力刑案，就有一件是這些小毛頭逞兇，在日本更占了三分之一。嚴刑重罰派的代表、犯罪學者迪約洛發明「超級獵殺者」(superpredator)這個字來形容青少年；美國眾議員麥卡倫更稱他們是「地球上最暴戾的族群」。青少年的意象，從天使墮向妖魔。
但青少年犯罪最觸目驚心的，與其說是量的激增，不如說是質的惡化。「如今孩子們犯下的罪行，是我們在一個世代前無法想像的，」阿肯色州眾議員傑福瑞斯感嘆。
首先是犯罪年齡降低，從teenager(十幾歲)降為preteen(未滿十歲)。以加拿大來說，青少年犯罪有二０%是十歲以下幼童幹的。英國歷來最轟動的青少年殺人案，兇手是兩名剛滿十歲的男孩，他們誘拐一個兩歲娃娃，亂棒打死後棄屍鐵軌，假裝遭火車輾死。
青少年作案手法也趨於兇殘，《時代週刊》痛陳其髮指的程度有時「踰越不可踰越的界線」。近年最駭人聽聞的案例，莫過於兩名加拿大男孩模仿恐怖電影《魔法師》裡的儀式場面，擲石砸死一名幼童，再從死者身上割下十五塊肉來油炸；恐怕沒有成年犯做得出這種暴行。
在媒體教導下，青少年的犯罪智商早熟得可怕。他們犯錯不再是「年幼無知」，也非徒逞血氣之勇，而有高度理性的智慧化趨勢。瓊斯博洛鎮的槍擊案，正是典型代表。青少年犯罪的獵物，也由同擠或弱小者伸向成人。以日本為例，同學的集團性欺凌一向占青少年暴力的大宗。但最近多樁震動視聽的案件，刀口卻轉向警察、老師和父母，甚至有兩名荳蔻少女覬覦六十九歲老人的退休金，徒手將他打死。火已經燒到成人身上了，這是各國立法者對青少年不再手軟的重要因素。
雖然破碎的家庭仍是不良少年的溫床，但正常家庭出身的少年犯，卻日益不容忽視。神戶斷頭慘案的兇手，家庭和樂融融；鄰居經常看到他們全家在院子裡打桌球。瓊斯博洛鎮槍擊案的稚齡兇手安得魯戈登，給鄰居的印象也是「在典型安康的家庭長大的正常小孩」。
同樣的，日本文部省的調查報告指出，校園暴力增加最多的是「普通孩子」的突發性暴力。他們平時表現規矩，「卻在細微的緊張壓力下，引起爆發式的行動。」
以暴制暴，電視都這麼演的
追究起來，青少年誤蹈犯罪淵藪，媒體顯然無法脫卸責任。
三年多來，美國校園此起彼落的持槍掃射同學慘案，都可看出模仿電影《赤子本色》的痕跡。片中的男主角不是別人，正是以《鐵達尼號》征服影迷的李奧納多。
而日本的「小刀少年」逞兇事件，始作俑者是去年夏天播出的電視劇《禮物》。受到超級偶像木村拓哉在劇中拿蝴蝶刀耍帥所感染，青少年掀起帶刀的風氣，光是歧阜一地，頃刻便熱賣數萬把蝴蝶刀。
現代父母沒有時間，電視就成為小孩的共同保姆。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教授埃隆指出，浸淫在電視建構的暴力世界，小孩的認知也被扭曲，以為現實世界「大家都以暴制暴，自己也理所當然如此。」
心理醫生凱薩林海德指出，青少年的殘忍化，癥結在於「對人無法產生同理心」。他們感受不到受害者的痛楚，戳別人幾刀好像無關痛癢，因為從媒體見慣了暴力，他們早就對血腥感到麻木。
電腦虛擬技術的飛躍進步，正如後現代主義大師布希亞所說，虛擬物儼然「比真實更員實」，現實物反而有如虛擬。置身這個虛實混淆的世界，青少年很容易把活生生的殺人，當成電腦虛擬遊戲的延伸。而電腦遊戲殺人後，按鍵即可重新來過，青少年從中學到的無非是對生命的輕率。
家庭教育的崩壞也值得檢討。隨著生育胎數減少，許多小孩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父母對他們只會說「YES」不會說「NO」。日本政府的教育諮詢人員，經常接獲這類家長莫名其妙的問題，例如「我帶小孩到公園散步，他突然拿石塊攻擊路人，是否該加以管教？」
百依百順的家長，培養出唯我獨尊的一代，他們很少有達不到的要求，行為也鮮少受規範約束，「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一旦慾望得不到滿足，男孩可以不擇手段殺人，女孩可以罔顧廉恥賣春。
東京女子大學教授林道義剖析日本青少年病理的力作《父性的復權》，在東瀛引起廣大共鳴。日本文部省加強青少年「心靈教育」的主張，許多見解取材自這本書。
戰後日本的父親們將全副心力奉獻給公司，小孩是在「父親缺席」的母子共生關係下長大。林道義認為，父性文化的特質，在於重視秩序，崇尚理性與正義等抽象價值，統合家庭成員的集體向心力。父親角色的稀薄化，導致日本青少年缺乏規範，追逐官能滿足，極度自我中心。
憤恨少年不知愛為何物
在升學掛帥的國家，青少年暴力也跟高壓教育體制密不可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校園的欺凌風氣；學生把體制加諸的暴力，轉而發洩到弱小的同躋身上。
一九九四年，日本愛知縣中學生大河內清輝，不堪欺凌自殺身亡。他在震撼日本社會的遺書中，泣訴欺凌者如何用木劍拷打他，逼他偷竊和反抗老師。他連跟家人旅行，都要經這幫人批准。踵效大河內後塵的自殺學生不計其數，被視為日本教育的最大恥辱。
而神戶的殺人斷頭事件，作案動機也跟報復學校有關。行兇少年念小學時，原本是個開朗的孩子，上國中後課業卻不太理想，被老師責罵一頓，此後便不常去上學。案發後他投書報端，狂囂地宣稱「我一刻也沒忘報復使我成為無名小卒的義務教育制度，以及產生這個教育制度的社會。」他塞在死者頭顱的短箋，用宣戰的口吻寫道：「陳年憤恨，流血清算，殺死學校！」
問題家庭同樣也是少年犯的搖籃。傳統基金會研究主任費根勾勒出美國少年犯典型的成長歷程：雙親在他們三歲前離異，單身媽媽困於生計，沒放太多心思在他們身上。幼年期愛的匱乏，使他們不曉得如何去愛別人。相反的，他們變得焦躁好動、滿懷敵意、攻擊性旺盛，而無父親加以抑制。
五、六歲的年紀，他們已經會對母親逞拳動腳。侵略成性的結果，同學討厭跟他們玩在一起，問題小孩們只好自己攪和，幫派就這樣形成。這群被父母與同屏摒棄的邊緣份子，在幫派找到了歸屬感。他們課業不佳、人生沒有目標，也就沒有恐懼，只能在好勇鬥狠中發洩過剩的精力。
兇器的氾濫使青少年犯罪火上加油。美國十件青少年殺人案，有八件跟槍枝有關。從前青少年洩憤，多半是砸破玻璃或噴漆了事，有槍在手就變成濫射無辜。他們血氣方剛，「一丁點細故就扣扳機，」西北大學刑法學院院長福克斯說。美國密西西比州一名中學生被嘲笑身材像肉球，憤而持槍射殺九名同窗，又揮刀刺死母親，恨她把自己生得這麼胖。
少年犯法，與成人同罪
全世界對青少年犯罪的容忍度都在降低，制裁也更不留情。從青少年宵禁到移送成人法庭，各種引起人權爭議的對策紛紛出籠。「青少年反社會，成年人就用反民主來治他們，」學者史奈德曼說。青少年既然沒有投票權，立法過程只有挨打的份。
一八九九年，美國受到進步主義思潮洗禮，成立全世界第一個少年法庭，獨立於成人司法體系之外。它的精神在於把青少年違法行為視同「病態」而非「犯罪」處理，強調矯治重於懲罰。
這套行將屆滿百年的制度，卻被批評跟時代脫了節。主要報紙《今日美國》不客氣地指出，「在青少年以商店行竊和偷車亂開為主要罪行的時代制定的舊法律，已不足以處理現今青少年層出不窮的兇殺、強姦和持槍搶劫案件。」
指責聲浪更大的是，青少年縱使犯下滔天大罪，沒幾年就被放出來。神戶殺人斷頭案的兇手，依法頂多接受兩年感化教育；瓊斯博洛鎮槍擊案的米契爾強森，只要再過四年多、十八歲成年那天，少年監獄就得依法將他釋放。
「美國小孩都在嘲笑少年法，」阿拉巴馬州參議員賽循斯說。在美國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少年法庭被形容成「犯罪旋轉門」，要求廢除的呼聲此起彼落。
日本的少年法起步雖晚，保護少年犯卻超過美國。日本對青少年的定義是未滿二十歲，在小孩普遍早熟的今天，顯然與現實有很大距離。為使少年犯能重新做人，日本家庭法院審判的保密程度，可用滴水不漏形容。其他國家不難取得的起訴書，日本法庭拒絕公開。受害者家屬除非提出民事訴訟，否則連案情真相或判刑輕重，都無從知曉。
去年七月，新潮社發行的《週刊新潮》和《FOCUS》畫報，公然挑戰少年法的規定，刊登神戶斷頭命案兇手的照片，詎料惹來強烈反彈。書報攤拒絕出售這兩份雜誌，知名作家也取消與新潮社的合約。
然而隨著「小刀少年」愈殺愈烈，日本民眾開始質疑有無必要如此保護少年犯的身份隱私。今年三月，新潮社的《新潮45》月刊再接再厲，公布持刀砍殺路人的十九歲吸膠少年姓名與照片。新潮社在聲明啟事中說，兇手再過半年就滿二十歲，社會大眾基於安全起見，對這類「年長兇惡」的少年犯有知的權力。聲譽崇高的《文藝春秋》雜誌也挺身而出，刊載神戶命案兇手的法庭自白。
少年犯除了身分隱私權被打破，刑責年齡下限的降低也成為全球共通趨勢。美國各州現在都允許將少年犯視同成人起訴，判處更重的刑罰，送進成年監獄蹲苦窯。除了路易斯安那州，美國各州的法定刑責年齡都降到十四歲以下，更有二十七州完全取消年齡下限。
同樣的，日本法務省正研議把刑責年齡從十六歲降到十四歲，台灣則考慮由十四歲降到十二歲。
用教室取代囚室
說來諷刺，率先在司法採取「一國兩制」的美國，如今卻領頭走回「一國一制」的老路，急於讓少年犯回歸成年司法體系。反對最力的美國司法政策研究所指出，這種急求近功的打擊犯罪方法，只會收到反效果。因為少年犯在成年監獄裡向老鳥學習更多犯罪技巧，將會變本加厲。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比送進矯治機構超出三０%，觸犯的罪名也更大條。
有鑑於此，美國幾個州開始實驗新的模式，既能重罰嚇阻，也能矯治少年犯。以科羅拉多州為例，少年暴力犯移送成年法庭後有兩個選擇：在成人監獄坐很長的牢，或是參加名為「青年罪犯系統」(YOS)的訓練，快則兩年就能出獄，但要付出吃足苦頭、接受改造的代價。
YOS的入門階段安排一個月的軍事訓練，旨在磨去少年犯的稜角，乖乖聽從規定，有點像中國古代囚犯初進監牢時挨的一百棍殺威棒。接下來是正規教育和電腦課程，要讀到相當於高中的同等學力。第三階段是職技訓練，讓渾噩慣了的少年犯有生涯規劃的觀念。最後將少年犯假釋八到十二個月，嚴密監視其活動，以判定能否重返社會去過正當生活。
YOS每個階段都嚴格把關，淘汰就得回鍋坐牢。「我告訴自己，這好像在走鋼索，一點也鬆懈不得，」一名學員陳述心情。
誰都曉得，與其事後嚴懲，不如事前預防犯罪。然而近年美國政府向犯罪宣戰、大興牢獄的結果，有助於預防犯罪的項目經費很多被挪用於興建監獄。美國人的坐牢比率已居世界第一，犯罪率卻沒顯著改善。
喊出「用教室取代囚室」口號的美國司法政策研究所指出，監禁一名囚犯的成本，比供小孩念哈佛大學還貴，不如拿部分錢在學校開課，教導孩子如何化解人際衝突，更能消弭犯罪。
美國地方電視台經常在晚間提醒家長，「現在已經十點鐘了，你知道孩子人在哪裡嗎？」犯罪專家指這句話根本問錯了，因為青少年行蹤最難掌握的時段，其實是下午三點到六點，也就是放學後到父母下班前。這段空檔沒有家長老師監督，是美國青少年犯罪的黃金時段。政府若能妥善安排課外活動，可輕易有效地預防半數犯罪的發生。
然而美國許多城市寧願把錢花在大事動用警力，三更半夜執行青少年宵禁。「學生課外活動經費拮据，辦得比幾十年前還差，」《紐約時報》抱怨。福克斯也質問，「政府禁這個、禁那個，告訴我，青少年在課外能做什麼？預算裁減，社區的育樂中心和游泳池關閉了，遊樂場和棒球場也荒廢了。」
預防、矯治和懲罰，有如鼎的三足，唯有採取平衡政策，才是青少年犯罪的治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