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杭州的討論會
四月初參加了《遠見》雜誌與浙江省立教育學院在杭州劉莊舉辦的「海峽兩岸二十一世紀教育發展與經貿交流學術研討會」。會後我們十餘人一起走訪了紹興、寧波、奉化，又與「台灣作家訪問團」去了北京與上海，會晤大陸出版界的朋友。
春到西湖，桃紅柳綠。可惜倆岸的關係並沒有隨春風而增溫。執政黨堅持「戒急用忍」，民進黨提倡「強本西進」，我個人則認為：南向政策需要「大膽」，「西進」只需要「大愛」。因此於今年二月下旬呼籲：台北「大愛」西進，北京「大度」回應。
杭州會議最大的共識是兩岸近八十位學者共同肯定：只有持續不斷地提升教育水平，一國才可能有較高的經濟水平。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因教育投資過多而財政破產，可是當常因教育投資不足而陷國家於貧窮。我方的學者施建生、李誠、宋鏡、林祖嘉等均在論文中闡述相關論點。大陸方面的學者譚崇台、呂型偉、邵宗杰、伍柏麟、顯明遠、王建華、徐輝、史晉川等也發表類似觀點，相互引證，彼此激盪。這是近年來我參加海峽兩岸多次討論會中，氣氛最熱烈又最一致的一次。
今年五月四日是北大百年校慶，在會中我指出：如果近八十年前五四運動的健將，除了提出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以外，還同時提出兩位伊先生(教育與經濟，Education & Economy)，中國現代史是否會改寫？民主用以治國，科學用以強國，但必須同時要有教育立國，經濟富國。因此，當前朱鎔基提出「科教興國」，雖然是遲來的智慧，卻是果斷的決策。
(二)汪道涵先生送《交鋒》一書
去年四月與汪先生在上海見面時，他對哈佛大學波特教授「國家競爭優勢」的理論極感興趣。我曾用波特提出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向他解釋美國何以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回台後張全聲與我合送了他一百冊波特教授的這本名著。
今年四月初去上海應約赴會。在餐敘中，汪先生告訴我，那一百冊書已經送了「該送的朋友」。聚會中的談話剛好從教育開始。我毫不猶豫地建議：「台商如果來投資，北京最應當歡迎的還不是設工廠，而是辦學校。勞力密集的工廠只增加就業，腦力密集的學校則增加國力。」在座的趙耀東、武士嵩、鈕廷莊等幾位先生都頻頻點頭。
席間汪先生送贈我們每位一冊《交鋒》，告訴大家：「這本剛出版的書您們可以看一看，瞭解我們二十年來三次思想上的大轉變。」
次日去北京，停留了五天。北京的朋友都熱烈地在談論《交鋒》。他們告訴我：已有一千種以上的報紙發表支持的評論，一個月內已銷售二十萬冊。它的主題是敘述大陸改革過程中三次複雜的政治思想交鋒，最後以「反左」主線(亦即是「持續改革開放」)獲得決定性勝利終結。
我一直同意：「大陸不改革，中國沒有希望；兩岸不交流，台灣沒有遠景。」大陸改革的前提必定要先來自思想的解放。三十二萬字《交鋒》的結論，描繪出大陸擺脫思想桎梏力爭上游的遠景。
(三)朱鎔基的故事
從北京再回到上海，聽到一些朱鎔基擔任上海市長時的故事。故事一：在一次開會中，朱鎔基要求開會的人拿出他們口袋中的打火機與香菸。問他們：你們怎麼會有錢用這麼貴的打火機？抽這麼貴的菸？
故事二：開會做簡報，他不准部屬看稿子。聽完簡報，他講評時所用的資料比部屬還詳盡。
故事三：參觀完畢，主辦單位送每人一個名牌公文包。朱鎔基十分生氣地說：「如果你們真的沒有，就帶回去。」當場沒有人敢拿。這位朋友說：大家知道他唯一肯收的禮物就是「書」。
在人民心目中，這位新總理絕少應酬，講話不留情面，要求嚴格，鐵面無私，腦筋清晰，記性尤強。一直有人擔心他的個性不易與江澤民相處。我則認為：江澤民敢用他，正顯示了自己的氣度與胸襟。朱鎔基是以鞠躬盡瘁之心，為國盡力；而非以「功高震主」之志，死而後已。
(四)結語
半個多月在大陸大小城市的訪問，看到了他們活躍的經濟，尤其朱鎔基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大陸人民對前景充滿希望。回到台北，仍是一片低迷。政壇人物的明爭暗鬥，社會治安的敗壞與貪污舞弊的接二連三，尤其使人難以相信：這個充滿生命力的台灣社會陷入這般險境！
大陸仍待克服各種嚴峻的難題，但在力爭上游；台灣曾經擁有各種優勢，但江河日下。如果這種情勢持續下去，不出幾年，我們就會聽到：「大陸能，為什麼台灣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