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已知被蘇俄收買的中央情報局幹員是霍華德（Edward L. Howard）。他於一九七二年自德州大學畢業，在南美哥倫比亞的和平工作團服務兩年之後，進入在華府的美國大學，拿到企管碩士學位，接著前往秘魯首都利馬，參與國際開發署的工作兩年。
這時候，中情局蘇俄部正需要一個過去與該局無顯著關連的新人參與工作，霍華德的資歷看起來正合適。他的心思敏捷，善於操縱別人，喜愛戶外運動和蒐集槍枝。但是他好飲酒、酒品差，曾有服用禁藥的惡習，有錢就花，很會撒謊，又性好漁色。他的這些特性，有許多正像是典型中情局秘密情報員的特性。
中情局知道霍華德的缺點，他也答應在加入中情局之後戒除服藥的習慣。
一九八一年，霍華德和妻子瑪莉一同接受中情局的訓練，準備到莫斯科去工作。他們學習俄語，練習偵察與甩脫跟蹤的技術。他們得知美國情報員在莫斯科工作的方式，以及他們可能要接觸的部份情報員的資料。
訓練結束之後，霍華德接受測謊器檢驗，結果沒有通過。據說是因為他企圖隱瞞婚姻方面與其他的小問題。再加上他的服藥紀錄，中情局蘇俄部決定還是不要冒險用他。人事部門在總局為他安插了另一個工作。
未能赴俄深感不滿
霍華德在華府受訓期間，人事單位仔細考核他的行為，發現他酗酒，而且還有一次偷竊紀錄。被抓到後，他解釋說，他不是缺錢用，只是喜歡偷竊的快感。
霍華德失去赴莫斯科的機會，十分不滿。有一次他喝醉了酒，開車到中情局蘇俄部主管的家門外，破口大罵了一場。他也曾站在華盛頓蘇俄大使館門口，猶豫看要不要進去。後來他打電話到蘇俄大使館，要求與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人談話，可是沒等到對方來應答，便掛斷了電話。
經過調查之後，中情局人事單位建議開革他，局方決定照辦。這在中情局是一件非常少見的事。霍華德既震驚，又憤怒。
一九八三年五月底，霍華德在新墨西哥州議會財政委員會找到一份工作，舉家移居聖塔菲（Santa Fe）。對於在中情局的這段經歷，他閉口不提。他與新同事相處很好，但有時喝酒鬧事。有一次甚至與人打鬥，因而被判處緩刑和罰鍰，法庭並命令他定期接受精神病治療。他可能不知道，中情局曾派員參與這件案子的審判，而他看精神科醫生的錢，也是中情局出的。
不過他償付七千五百美元的罰款似乎毫不為難。在一九八四年夏末到一九八五年春季之間，他到歐洲旅行了三次。每次回來之後，總是展示嶄新的勞力士手表、南非金幣、蘇俄雪茄，或是昂貴的俄製毛皮帽子等。
東窗事發逃之夭夭
一九八四年七月底，蘇俄KGB上校諜報員尤爾成柯（Vitali S. Yurchenko）在羅馬向美國大使館投誠。八月，尤爾成柯告訴中情局，KGB收買到的唯一中情局人員，是原先計畫派往莫斯科的前任中情局幹員。尤爾成柯曾在奧地利與他會面。
中情局立刻知道那是霍華德，於是開始監視他與他的家人。九月二十日，聯邦調查局探員正式拜訪霍華德，要他坦白招供。霍華德同意合作，但要求先與律師磋商。第二天是星期六，他前往議會大廈的辦公室，打了一封辭職信，附上辦公桌鑰匙，留在上司桌上。當天晚上，他在妻子瑪莉的掩護下，利用他們在中情局學到的逃脫技術，瞞過守在他家前後院的聯邦調查局探員的耳目，逃之夭夭了。
中情局和聯調局為這件事互相指責，但霍華德至今逍遙法外。情報人士說他在中美洲，也曾有人打電話給瑪莉，說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看到他。最近謠傳他去了蘇俄，並且在那裏自殺了。不過他的昔日老友不相信這種說法，他們說：「他不是這樣的人。他喜歡生活在剃刀邊緣。」
可能還有「老鼠屎」
霍華德出賣了中情局花費多年心血在莫斯科佈置的情報網，建立的作業模式。中情局蘇俄部一向自詡為美國情報菁英，這一次他們受到的打擊很大。不過最嚴重的問題是，中情局內還有很多與霍華德背景、個性相似的人，將來可能會陸續發現他們也是「老鼠屎」。
至於瑪莉呢？她一直表現得很冷靜。在出事之前，她與霍華德的關係已經因他的外遇而破裂，但她仍然協助他逃脫。霍華德持有他們的信用卡，帳單從國外各地不斷寄來，聯調局和鄰居們勸她將信用卡作廢，切斷霍華德的經濟來源，但她始終不肯。
由於霍華德逃亡前曾留下辭職書，州議會還發給瑪莉退職金。聯調局偵訊了她一個多星期。回家後她遵照霍華德事先的指示，賣掉聖塔菲的房子，帶看他們的四歲兒子，回到明尼蘇達州的娘家去了。
出賣情報的情報專家
為以色列做間諜，造成美以關係緊張的波拉德（Jonathan Jay Pollard），一九五四年生於美國德州，一九七六年自史丹福大學畢業，一九七九年受聘加入美國海軍野戰情報處，從事情報研究。一九八四年六月，他奉派到海軍調查處反恐怖警報中心，擔任情報研究。由於職務需要，他有權取得並使用最機密的資料。
一九八四年春天，波拉德聽助手提起，最近曾經過見一位以色列空軍高級軍官，他立即要求助手代為聯絡。不久，兩人便見面了。這位塞拉上校（Aviem Sella）當時還在紐約大學攻讀電腦博士學位。
當年夏初，波拉德和塞拉在華府再度相會，波拉德表示願意為以色列政府做情報員，提供美國機密情報和文件。他說，以色列可以利用這些情報，來加強它的防衛力量。
從這時開始，一直到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年多的時間裏，波拉德提供了大量的美國機密文件給以色列。和他接頭的人除了塞拉之外，還有以色列大使館科學參事雅古爾（Joseph Yagur）和大使館女秘書伊莉特．厄伯（Irit Erb），主其事的則是以色列資深情報官艾坦（Rafi Eitan）。
竊取情報換取酬勞
在塞拉等人的安排下，波拉德與妻子安出國旅行了兩次，足跡遍及整個歐洲和以色列。他們住頭等旅館，每次都得到一萬美元以上的旅行補助費和鑽石等禮物。
波拉德每週三次從辦公室取出機密文件，送到伊莉特的公寓。伊莉特影印之後，交還波拉德，好讓他送回原處。波拉德做這件事得到的固定酬勞是每月一千五百美元，後來又提高到兩千五百美元。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五，波拉德提了一隻裝滿美國國防機密的手提箱，送到華府的伊莉特寓所讓她影印。星期日波拉德再到伊莉特家，要取回這些文件時，伊莉特卻沒有出來應門。這不尋常的現象令波拉德神經緊張。
第二天早上，波拉德開車去上班，帶著一箱子的機密文件。在停車場，聯邦調查局和海軍調查處的探員攔住他，訊問他何以私自攜出機密文件。在偵訊時，波拉德兩度要求打電話給他的妻子，都獲得准許。在通話時，波拉德以事先約定的暗語告訴妻子他的處境危急。
安聽到暗語，當天傍晚便將另一隻裝滿機密文件的手提箱，放到他們所住的公寓大樓的樓梯下面，然後隻身前往附近的一家旅館，打電話要求一位鄰居把那隻箱子送去給她。這位鄰居取了箱子，卻沒有送去。
安與鄰居通了幾次電話不得要領，只好與塞拉連絡。波拉德夫婦原先與塞拉夫婦約好當晚共進晚餐。安在餐廳告訴塞拉，波拉德有了麻煩。塞拉將雅古爾的電話號碼給安，要波拉德打電話給雅古爾。
投奔以色列使館被拒
當晚波拉德如常返家？他在電話中要求雅古爾協助。雅古爾問他，美國當局知不知道以色列涉及此事，波拉德答稱不知道。雅古爾指示他拖延時間。
波拉德一方面遵照辦理，一方面準備偕同妻子向以色列大使館尋求庇護。十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他兩度打電話給以色列大使館的安全官接洽，安全官告訴他，只要能甩脫監視的人，便可以前來。
二十一日上午，波拉德夫婦駕車直驅以色列大使館，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跟蹤他們到了大使館門口。在這種情況下，安全官不准他們入內，反而將他們送出使館區。於是聯調局人員立即在使館區外逮捕了波拉德。
以色列涉及此案的人員中，伊莉特在波拉德被捕前一天即離開美國，雅古爾也在兩天後飛回以色列。塞拉隨即獲晉陞為空軍少將，艾坦也奉派為以色列國營化學公司董事長。
案發後，以色列官方一再聲明，波拉德事件是少數情報官員擅自作主的單一事件，不符合以色列不在美國從事間諜活動的政策。
但是中央情報局機密文件和美國資深情報人員均指出，以色列在美國從事間諜活動的積極程度，僅次於蘇俄的KGB。而且美國是以色列的頭號偵伺目標，以色列的情報機構花費一半的力量在美國從事情報工作，另外一半才是針對阿拉伯各國。三十年來，已有許多以色列駐美外交官因有間諜嫌疑而被遣送出境，只是雙方都未加聲強而已。
華沙諜影真相未明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的某一天，在波蘭首都華沙，正舉行一項高階層的秘密會議。會中，一名蘇俄官員情緒激動地向波蘭政府官員宣佈，壓制團結工聯的計畫，不知怎麼洩露給美國知道了。
與會的每一個人都對這種出賣國家重大機密的作法表示憤怒，參與籌畫實施戒嚴法的高級參謀官庫克林斯基（Wladyslaw Kuklinski）上校更表示震驚和痛心。隨後他離開會場，給中央情報局華沙情報站留下一個預先約定的緊急情況訊號。幾小時後，這位上校和他的妻子以及兒子，便在中情局的安排下逃出波蘭。
庫克林斯基上校長期為中情局提供波蘭內部的精確情報，因此白宮對波蘭實施戒嚴法的計畫瞭如指掌。雷根總統的辦公桌上便有一份計畫書。
中情局認為滲透入波蘭高級指揮部，是情報工作很大的成就。庫克林斯基曾經提供有關波蘭政府及參謀本部最高階層的各項計畫情報，只是有些計畫後來沒有實施。
庫克林斯基和他的家人現在用假名和假身份，住在美國。波蘭當局在缺席審判中，以間諜罪名判他死刑。波蘭政府發言人說，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庫克林斯基沒有去上班，搜查他的家發現人去樓空，才知道他是美國間諜。
埋伏棋子未起作用
由於庫克林斯基對戒嚴法-計畫所知甚詳，波蘭擔心美國出面制止或暗中通知團結工聯。但是一個多月過去，美國方面毫無動靜，波蘭軍政府就在十二月十三日宣佈實施戒嚴，解散團結工聯，逮捕了五千名工聯份子。是庫克林斯基的情報沒有發揮作用嗎？
美國政府的說法是：情報中沒有說明實施戒嚴法的日期。但是波蘭政府發言人說，雷根政府預期戒嚴之後波蘭會發生「流血衝突」，如此情況對美國有利，因此無意插手干預。後來發現團結工聯在戒嚴法之下土崩瓦解，雷根還曾為此大為震怒。
庫克林斯基是一顆擺錯位置的棋子？還是一著被遺忘的好棋？恐怕只有少數人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