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在中共起家的三齣把戲裡(理想、和平、愛國)，現在只剩下這一齣可以用來欺騙國內外的人了，」從事教育工作幾十年的司徒華，二十年前已經大力提倡中文教學，是當時港英政府非常頭痛的民族主義分子。不過在後過渡期，「愛國教育」解禁後，他反而沒有著力點，甚至被中共稱做「顛覆分子」。司徒華認為，目前香港部分愛國教育人士所推動的「愛國」和他的定義不一樣，現在好像是「愛一個執政黨、一個政權。」
愛國教育在港英政府時期是校園的禁忌。一九０一年成立教育委員會時訂定了兩條教育基本原則：一是提倡精英教育；二是強調英文教育。六０年代香港暴動後，更明令禁止在校園進行政治活動。這道禁令不僅讓政治教育絕跡，連中國歷史、地理教育也受影響。
愛國教育：另一種尋根工程
即使過了九七，特區政府的教育藍圖似乎仍在「多元／無根；國際化／國家意識」中找尋平衡。行政會議中，專司教育的議員梁錦松強調，目前政府教育藍圖的主調是，建立一個中、西文化交匯的香港；培養吸收多元資訊的香港人。
這樣的教育方向並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一批「愛國」教育者在痛斥港英「無根教育、愚化政策」之餘，開始升國旗、唱國歌、帶學生親歷「祖國」山河與編纂教科書，甚至在立法會內，以各種形式頌揚國家民族大義。
人稱「左仔」(左派人士)的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是一個例子。
一年多前，部分香港市民還搞不清楚他是「梁耀忠」或「譚耀忠」，現在他的名片已經密密麻麻地填滿了十七個頭銜；包括臨時立法會議員、特區政府推選委員、廣東省人大、教聯主席以及三個相關慶祝國慶和回歸團體的主事和執事者等。
對於被譽為「愛國教育家」，他例嘴笑稱，「如果我承認，那就太自大了(哈哈哈)。」談到推動愛國教育，他主張應該在立法會內用政治手段實踐。儘管有人質疑他以選舉團參選，是不敢面對民意挑戰，不過楊耀忠在立法會內的奮鬥卻始終不會停息。
升國旗唱國歌：認同中國第一招
相較於楊耀忠個人的日益活躍，在後過渡期，沙田官立中學校長馬紹良更是以行動來實踐愛國教育。他認為要學生認同國家，最好讓他們親身體驗。
去年中共國慶，沙田官中是少數官立學校中升國旗、唱國歌的。該中學二十多位同學，更應宋慶齡基金會的邀請，第一次踏足天安門廣場，參觀升旗禮。
中五(高二)的郭圓圓清楚記得、「幾萬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少年先鋒隊」年紀雖小，仰視國旗、唱起國歌卻莊嚴肅然，我們真是自愧不如。聽到國歌奏起，有站在自已土地上的強烈感覺。」
另一位同學謝嘉臣則買了《義勇軍進行曲》的CD，每當讀書不專心，便拿出來播，「可以振售精神、提高效率。」馬紹良認為，學生應該先唱好國歌再培養愛國情操，提升自己的品德，「將來有機會再回饋祖國。」
「我們應該先做好一個中國人，再來才是天主教徒，」雖然不同於楊耀忠和馬紹良親身參與政治來推動「愛國」，天主教聖約瑟小學校監陳達明神父的愛國情操並未因為宗教背景而稍減。
推動唱國歌、升國旗的聖約瑟小學，學生自有一番感受，「其他地方的中國小朋友沒國歌唱，好可憐，」六年級的鄭宇庭說，儘管半年多前連聽一句完整的普通話都有困難，但現在的週會上，他已經能高低抑揚地唱起國歌，而且感覺「好光榮、好幸福」。
在香港多元化的價值體系下當然不是人人都有這種感覺。天主教聖類斯中學林仲偉神父就說，「我們培養學生主要是對香港負責、對香港貢獻，然後再協助中國。」他認為目前唱國歌、升國旗都太快了些，學生未必適應。
另一位文化工作者更感嘆：在愛國教育的征途上，楊耀忠、馬紹良、陳達明雖然同時披上戰甲，但起點不一，對終點的期待或許也有分歧。「不過他們可能同樣必須不時回首、看看士兵的步伐是否跟得上，」他說。
台灣怎麼不見了？
「以後在香港學生的腦袋裡，台灣可能接成空白或扭曲了，」一位中學老師憂心地指出，香港文達書局新版歷史教科書將刪掉自一九四九年後台灣政治發展的介紹(共五頁)，而且「聯俄聯共」的字眼換成「容共」。他觀察，九七之後，香港書商自我檢查的歪風盛行。
香港政府對教科書一向沒有統一的規定；特區政府的做法也一樣。梁錦松雖然不贊同這種做法，卻也理解各書商在詮釋「台灣」等政治敏感問題時，都比較謹慎。
「刻意誇大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經濟成長、淡化對政治事件的陳述，」是民主黨青年組主席陶君行對新版歷史課本的評語。例如，舊版寫五０年初中共發生的三次鎮壓革命運動，在新版中則列述其發生原因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在抗日戰爭中，新版添敘「……，加上共產黨游擊隊在敵後牽制日軍，所以，日軍進攻的速度放慢，」而舊版則沒有提及。
一位中五學生在比較新、舊版的教科書時，感觸很深，「我們不能在一方面指責日本竄改歷史、不讓下一代得到正確史料的時候，自己也做著同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