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台灣人的出現
近十年來在本土意識飛揚的台灣社會，出現了一個超越省籍的族群：「新」台灣人。這群新人類帶給了今天共識缺乏的台灣社會一個嶄新的展望。
沒有新台灣人的出現，台灣社會將如同一列載滿了近視旅客的火車，進入一個狹窄曲折的隧道，難見天日。
新台灣人大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受過良好教育的一代——除了台灣人，還有外省人的第二代（或者他們自認為是本省人的第一代）。他們命運共同的基石不再局限於同一種方言、同一種省籍；而在於同一個血統 、同一個文化、同一種文字、以及同一個夢想。
過去的歷史，已引不起他們的抗爭；未來的願景，卻誘發了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生命中充滿了創意，他們的焦距對準了二十一世紀。
（二）「三不」與「三要」
西抱台灣海峽，東擁太平洋的新台灣人，將如何在下一世紀自處？
新台灣人無法躲避的最大憂慮，來自如何與北京相處，這正是民進黨於二月中舉辦「中國政策研討會」的背景。在「國家定位」問題上，我的看法是：
（１）台灣如果追求獨立，則是一條死胡同，會帶來大災難；是下下策。
（２）如果維持現狀，又有兩種可能：
一是良性的和平共存：中策
一是惡性的你輸我贏：下策
（目前正偏向你輸我贏的明爭與暗鬥之中）。
（３）如果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建立互信、加強交流、開放三通……，則是雙贏，為上策。
日前高清愿先生提起，有一次在香港的研討會中他曾建議：目前兩岸均沒有獨立與統一的條件，應當把政治擱一邊，簽訂一個維持現狀五十年的和平協定；在這一時期中雙方擴大交流。這位企業領袖、國民黨中常委所提的建議，正與最近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提出的兩岸簽訂「五十年中程協議」不謀而合。協議中的一部分是「台灣明示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會宣布法律上的獨立；中國明示不會以武力對付台灣。」
去年十二月中，連副總統接受《聯合報》專訪，他指出，兩岸應「三不」與「三要」——不獨、不統、不對立；要和平、要交流、要雙贏。此一深具前瞻性的宣示，是新台灣人應走的路。
（三）民主與本土化
戰後台灣的前三十餘年，同時走過了威權統治與高經濟成長；近十年來，也同時經歷了政治民主與本土化。「政治民主」帶給了社會多元與言論開放，人民已少有批評的恐懼。可惜的是，即使切中時弊的批評也少受到尊重；最令人遺憾的是兩大矛盾現象的持續存在：
‧民主的選舉不斷，民主的品質則不斷地在惡化（賄選、黑金依然普遍）。
‧一方面社會開放活潑，另一方面則因利益輸送、權力與財勢結合而造成社會公平的下降，競爭的規則難以建立。
「本土化」是透過政治任命或民主選舉，由本省人士主導政局，這是一個政治現實。只要出任要職的都是合適的人才，本土化就可以得到選民認同。如果，所用者只是權力圈內的自己人，既缺乏才能、更缺乏操守，那麼本土化政策就會產生後遺症。
本土化應是一個階段性的政策。一旦落實之後，就要用「天下」之「英才」；只有獨裁的社會，才會只用「天子」之「陰才」。
要確保一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必須有不折不扣的法治。獨立的司法，才能對有錢者、有勢者、有權者之間的相互利用，產生嚇阻及懲罰的作用。
一個沒有篤實法治的社會，不僅像皇后失去「貞操」一樣地嚴重，也會失去對「皇帝」應有的尊敬。
（四）乾乾淨淨的社會
不論是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本土化或全面法治，都是現代社會運作中的工具與過程。這些工具是要來保護人民的權益，增進人民的福祉，使人民不再受到脅迫與歧視。建立一個乾乾淨淨的社會，提供人民一個乾乾淨淨的教育、工作、生活、退休的環境，才是所有這些政策工具的最終目的。
這亦即是我這一年來所強調：要使經濟學上的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國民生產毛額，不被譏諷為「Garbage, Noise, Pollution」（垃圾、噪音與污染）；而要提升為我演繹的Great Neat Place，這個新名詞可暫譯為「一個乾乾淨淨的社會」。這個乾乾淨淨不只是生活環境要乾淨，更是指決策過程要乾淨，政治人物心態要乾淨、行為要乾淨，政商互動要乾淨。這樣全面的乾淨才能徹底扭轉當前重財富不重道德；重價格不重價值；重名位不重原則；重眼前不重將來的病態。
走向這條乾乾淨淨之路，沒有捷徑。它以良性的兩岸關係為起點，以全面法治排除路中危害公平與正義的障礙，然後，新台灣人就可在這條無限寬廣的路上，主導台灣未來的走向。
誰敢說：二十一世紀的亞太地區，不會是新台灣人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