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一定想不到自己今天受重視的程度。
一個多月前，入冬以來最強勁的寒流過境台灣，緊臨總統府的司法院三樓大法官會議室外，一早便有媒體守候。十一點多，當司法院秘書長林國賢從會議室走出後，在眾多記者簇擁下，舉著還有影印機餘溫的釋字第四四五號釋憲文，面對此起彼落的鎂光燈，一字一句地緩緩唸出：「集會遊行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不符，均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失其效力。」
這一天是「一二三自由日」，台灣民眾的言論自由，又往前跨出了一大步。
未來，主張共產主義或台灣獨立，與消滅共產主義、統一中國的言論一樣，在憲法之前都受到表意自由的保障。主管機關在審核人民集會遊行活動時，不能以此做為不予許可的要件。
四四五號釋憲案影響雖然深遠，但只是近年來大法官四百多次釋憲案中的一則。根據統計，大法官解釋憲法的案件正像滾雪球般增加。第一屆大法官會議公布的解釋案件只有七十九件，到第五屆時已經達到一百六十七件（見表一與表二）。
反媚俗，更獨立
從保守到積極，大法官會議一連串敲擊人心的動作，已讓更多人對民主法治中權利保障的期待增加。
根據大法官書記處統計，由人民、政府機關所提出的釋憲聲請案中，人民在第一屆僅有三成四的比率，到第五屆時比率已高達九成七。若再以每屆解釋公布的案件來看，由人民聲請的比率更從零逐步提高到七七．八％，相較之下，由政府機關所提出的案件則逐年降低。
幾位熟悉大法官業務運作的人士便私下打趣地說：這恐怕與近幾年大法官常常宣布政府法令違憲的決議有關 ，「行政機關當然不敢再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曾有人說，大法官會議的轉變，是解嚴後台灣政治變化的縮影。
然而，在自由化的腳步下，大法官會議卻與其他行政、立法機關的日趨媚俗不同，反而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而漸受肯定。
組織綠黨、一向以抗議色彩聞名的台灣大學資訊系教授高成炎，在反核、反高爾夫、抗議廢土等大小街頭運動中都可見到他，前後被判的拘役加起來超過三百天，集遊法釋憲案就是由他提出的。
談到大法官會議，被朋友暱稱為「高怪」的高成炎一掃先前對行政部門的批判，以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比喻大法官這幾年所做的解釋，讓他有愈來愈重視人民權益保障的感受，因此在對大法官「還是有些信任的前提下」提出了釋憲案。對於結果，高成炎說：「百分之八十滿意。」
高成炎的看法，並非少數。遠在英國念書的彭天豪在還是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三年級學生時，受限於役男出境辦法無法出國，因而向大法官聲請釋憲，結果內政部的做法被宣告違憲。對大法官的解釋，彭天豪予以肯定。
大法官也管改姓名
在東吳法律系教憲法、同時是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的李念祖也說，釋憲者的表現是透過他們對憲法意旨的申揚，有沒有把握機會就變成一個關鍵。他舉言論自由為例，過去釋憲者有很多機會但都沒把握住，這次集遊法，大法官等於是跨出一大步了。
仔細觀察，對大法官的喝采聲，不僅來自知識分子，甚至還在嘉義縣的鄉下出現。家住水上鄉的黃茂林，因為就讀國小的十歲兒子黃志家常被同學以諧音嘲弄為「黃指甲」，向戶政事務所聲請改名。但戶政所卻以一紙民國五十六年內政部頒布的行政命令「姓名不雅，不能以讀音會意擴大解釋」予以駁回。
歷經行政訴訟仍無效後，黃茂林以內政部命令違反憲法保障人格權為由，聲請大法官解釋。歷經三年多，終於讓已就讀國中的兒子改名成功。
事實上，整個社會正因大法官釋憲動作而對憲法的重要性改觀。
去年，大法官做出四二三號解釋，讓無數的摩托車騎士受惠。原來環保署規定，排放廢氣超過標準被告發的人，須在收到通知後十日內到案，超過時限就加重罰金。大法官認為處罰輕重應以行為本身為主，怎可以到案日早晚為標準？因而宣布環保署的規定無效。
民眾終於體驗到憲法不再是裝飾品，而是可以走入日常生活、落實人權保障的權利書。
這樣的發展和過去相較，「不勝唏噓」可能是最多人的感嘆。以往大法官的釋憲文一出爐，各種罵名便撲天蓋地而來，即使大法官偶有做出法令違憲的解釋，必須配合修法與執行的立法與行政部門，根本不當做一回事。
李念祖舉違警罰法的釋憲為例，憲法清楚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未經司法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但違警罰法卻授與沒有司法權的警察可以對人民施以矯正處罰；大法官在六十九年做出一六六號的違憲解釋。但隔了十年，違警罰法還是不動如山。直到民國七十九年，大法官又做了一次違憲解釋，並加上限期一年半內失效，立法與行政部門才開始有所回應。
是保母，也是推手
「早期司法部門是政府部門中最弱勢的一環，想建立起自己的權威都不容易，」李念祖分析道。
十年前，大法官辦公室所在的司法院四樓還像個「就連空氣中都聞得到威權味道」的地方，為何現在能成為國內民主法治與人權保障的推手，並一次又一次地贏得掌聲？
追根究柢，推動大法官會議的積極表現，最表面、也最明顯的因素就是時代潮流。
致力於提升婦女權益的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尤美女律師回憶說，為瞭解大法官在時代脈動下是否追得上時代潮流，婦女團體曾在八十三年國大行使同意權時，向大法官發出有關男女平權的問卷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大法官認為民法部分條文有違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虞。原來打算在他們上任後再提出民法一○八九條、也就是「夫妻管教子女意見不一時 ，由父行使」的釋憲案 ，尤美女後來還是決定先提出來，用意是也試探一下第五屆大法官的反應。結果第五屆大法官會議在屆滿前符合時代潮流地做了「父權優先條款」違憲的解釋。
這個解釋，讓婦女團體振奮不已。尤美女有感而發地說，有一年參加學術研討會，一位女教授發表了有關婚姻暴力的文章，但負責評論的男教授卻以「這是家務事，怎可搬到學術殿堂」而拒絕評論。大法官的正面回應，等於是將過去被視為私領域的女性議題，變成公領域、可以光明正大地擺上檯面討論的問題。之後，尤美女又完成牽動去年九月二十七日為期限的夫妻財產登記釋憲案。
堅持專業的修法加速器
除了時代潮流的社會壓力外，行政立法機關間的角力與政黨競技間所引發的衝突，以大法官會議解釋做為解套的策略運用，也凸顯了大法官的角色。
由於立法院是合議制 ，影響法案通過的變數相當多，舉凡利益分配 、專業素養、行政部門的配合等等，「明明是早已不合時宜的法律，該修卻偏偏動不了，怎麼辦？」
「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對我們修法就具有火車頭的作用，」也參與民法親屬編一○八九條釋憲的立委謝啟大持肯定的語氣表示，大法官說兩年內失效，立法院就非動不可。
擔任這一會期民進黨團總召集人的立委張俊雄也認為，當初會提出羈押權釋憲案，也是為了突破修法困境。
大法官也知道立法部門策略性地將釋憲當做推動修法的加速器，「但我們純粹論法，若因此可避免掉不必要的政黨對抗或街頭運動，我們也樂觀其成。」
外界的聲音不斷敲擊大法官會議的大門，但是，促成大法官積極任事的因素當中最關鍵的部分，也許還是由於堅持專業與自我期許。
參與羈押權辯論的台大法律系教授許宗力說，檢察官先押人再辦案的方式，與人權保障的精神有違，是再簡單不過的「憲法ＡＢＣ」。但當時法務部以社會治安不好做訴求，主張維持現制，許宗力相當擔心大法官會受影響而趨向保守。不過，大法官後來的解釋證明，「他們對法理還是滿堅持的」。
目前每週開會三次的大法官會議，到場大法官除輪流擔任主席外，發言討論時也強調各抒己見、以理服人。多位熟悉大法官會議運作的人士指出，會場上往往出現德國、美國、紐西蘭等各國大法官的判例。有心的大法官還會事前準備，提交自己觀點的意見書。
有個例子最能說明大法官愛惜羽毛的程度。幾年前，在一次司法院長主持的大法官會議中，針對某一釋憲案是否要訂定「落日條款」，代表行政系統觀點的院長建議不要，但表決下來的結果是一五：一。事後院長說：「我在這裡是機器人。」
大法官就在時代趨勢、政治力的制衡，與自我期許這幾股力量相互激盪下，逐漸找回民眾對他們的信賴與尊重，建立起自己的權威。
組織體制出問題
但在大法官耀眼成就的背後，也非全無瑕疵。這些有形、無形的問題若未循序解決，今天大法官會議贏得的讚揚，不等於明天的保證。
多位法界人士指出，當前大法官會議面臨最大、最直接的，就是組織體制的問題。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國大代表同意後任命。對於提名人選資格，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雖有明文規定，如大學教授、法學權威、實務經驗、特殊貢獻等，但由於太過抽象，又全繫於總統一人之抉擇，「碰到主政者主觀意識太強，很容易變成個人好惡的選擇」「有標準跟沒標準一樣」。
一位法學出身的國大代表認為，國大代表的素質參差不齊，把關過程應有的理念之辯，「往往淪為個人私生活大批判，」同意權的意義盡失。
現行三分之二通過的表決制度，若碰到較棘手、或爭議性較高的問題，少數可影響多數的結果，更常常使解釋文成為妥協的祭品。四一九號有關副總統兼任閣揆的釋憲案，雖然超過半數認為違憲，但為了通過，「做出﹃雖不違憲、但不適當』的解釋，這就是一種妥協，」一位瞭解該案的法界人士指出。為通過而妥協的解釋文，受傷最深的當然就是大法官的公信力。
此外，由於政府本身的法律不完備，也讓大法官愈管愈多，有時宛若人民或政府「法律顧問」的角色。
例如對缺乏法律授權的行政命令，行政法院在審理時就可做出無效的判定，但最後卻還是「勞師動眾」地到大法官會議解決；限制役男出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另外，立法院每遇有爭議就將問題丟到大法官會議，該不該受理或解釋分際的拿捏，也常讓大法官動輒陷入「寫顧問書」或「介入立法權」的爭議。立委言論免責權的解釋即是。
釋憲，可以變成社會革命
在這些問題外，大法官對人權保障的意義也受到質疑。
為了顧及法的安定及社會秩序，對於宣布違憲的法律條文，大法官通常會給與繼續適用半年到兩年的緩衝期，個案的權利只好被犧牲，當事人也只能以「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來安慰自己。「對聲請人的確是滿冤枉的，」一位大法官也承認。
協助過許多當事人提出釋憲案的李念祖嚴肅地說：「如果說有憲政英雄，這些提出釋憲的聲請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不只有大法官，」「釋憲者告訴你，你是對的，但你卻無法得到救濟，這是很難想像的。」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所做的判決有時候相當於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如在種族平等、墮胎合法化、女權保障等議題上，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幾乎等於是在為社會發展做一種價值選擇。
大法官會議運作到今年剛好滿五十周年。做為一個可領導社會進步的機制，它的特性能否被合理發揮 、潛力能否得到充分發展，甚至能否繼續贏得社會大眾應有的尊重，這樣的挑戰只會愈來愈多。
釋憲聲請人１彭天豪：以身試法，成功！
六十年次、目前正在倫敦國王學院就讀公法的彭天豪，不同於大多數聲請人，因個案不服判決才想到提出釋憲。八十二年還是文化大學法律系三年級學生的彭天豪，在參與一場國際辯論賽返國後，有感於「出國滿好的，想再出去，卻沒有名義出去的狀況下，」開始找相關法令研究。
敏銳的法律嗅覺讓他發現，內政部頒訂的「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根本沒有法源依據。彭天豪覺得，「這等於是政府把人民當財產看。」
由於人民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前，必須經過最高法院的判決後才可提出，因為曾協助立委提出我國領土界定釋憲案，彭天豪瞭解聲請釋憲必要的程序。因此他先向內政部辦出國申請，被駁回也在預料之中，然後再向行政法院提起訴願，最後才到大法官會議。
去年底，大法官做成違憲解釋，內政部若要限制，必須有法源依據。但這段期間，彭天豪已從文化畢業，進入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就讀，研究所期間因教育部政策開放，以研習名義到過美國兩次。目前在倫敦也是以研習的名義出去。
自稱個性中有顛覆因子的彭天豪，原來打算年初再「以身試法」，提出學生不能參與公職選舉是否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參政權的釋憲案，但因人在國外，無法參與縣市議員候選人登記而暫時作罷。
談起台灣人權保障，雖已是英國時間凌晨兩點，彭天豪仍舊滔滔不絕。問到將來的生涯規畫，彭天豪說不會當律師，可能去政府部門工作或到學校教憲法，繼續為人權保障努力。
（劉鳳珍）
釋憲聲請人２張俊雄：押人逼供，不科學
在所有釋憲聲請人中，恐怕沒有人像立委張俊雄那麼經驗豐富了。
憲法法庭成立後所開的三次言辭辯論庭，只有張俊雄一人每回皆躬逢其盛。前兩次，「羈押權」與「副總統兼任閣揆」案張俊雄是聲請人，第三次則以訴訟代理人身分出席，為集遊法辯論。
台大法律系畢業的他，是目前立法院在野黨中最資深的立委（五連任），當初會提出羈押權釋憲案，張俊雄表示，過去檢察官先押人再找證據的辦案方式，宛如「押人逼供」，完全不符合科學辦案。
恰好，八十四年法務部積極偵辦賄選，立院卻以強渡關山的方式將羈押權集中於檢察長，「用意在保護賄選，以阻挫勤辦賄選的檢察官，」張俊雄道。他便連署立委提出釋憲，讓這個爭議已久 、甚至要演變成政治工具的制度 ，徹底地做一次釐清。
第二件釋憲案，是為了化解立法院與總統府之間的僵局，由朝野立委提出四件聲請案，張俊雄是其中之一。
兩次參與憲法法庭辯論的實戰經驗，讓聲請集遊法釋憲的高成炎在尋找訴訟代理人時第一個想到張俊雄。高成炎說，除了經驗外，另一個策略考量是，若失敗，張俊雄還可以在立法院推動修法。
張俊雄也打算，假使大法官迴避言論自由部分，他就要再連署立委聲請釋憲。「過渡時期用過渡方法，」張俊雄說明他推動修法的策略。但如何不濫、以免被批評為立法怠惰，恐怕是張俊雄以及立法院要嚴肅思考的問題。
（劉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