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危機是兩種經濟模式交鋒的產物，一邊是美國的全球自由化經濟模式，一邊是發源於日本的亞洲成長模式。」《國際前鋒論壇報》專欄作家帕夫（W. Pfaff） 做了如此的詮釋。而西風顯然壓倒了東風。
每個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有日本的影子。南韓對日本痛恨歸痛恨，學習日本的國家資本主義卻是青出於藍。八○年代馬來西亞的「東望政策」響徹雲霄，虔心向日本取經。就連去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全大會也決定取法日韓模式，把虧損的國營企業合併成大型集團，躋身全球五百大之列。大陸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形容這是「把舢舨焊接成航空母艦」。
然而，「日本第一」的頭銜卻彷彿曇花一現。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成長率在七大工業國連年敬陪末座，猛打振興方案的強心針也回春乏術。亞洲金融風暴的吹襲，更讓世人領教了日本的金融體質；它竟然爛得跟東南亞三流國家沒兩樣。
去年底，日本漢字檢定協會徵選最能反映日本社會狀況的漢字，最高票中選的是倒閉的「倒」，次高票是破產的「破」。首相橋本龍太郎最近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就是，「不要讓日本把全球經濟拖進大蕭條」。
至於南韓，則落到像發生糧荒的北韓一般向國際乞援的地步。有人戲稱南韓現今最大的財閥既非三星也非現代，而是接管六十多家破產公司的漢城地方法院。
日韓長處，引爆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不啻宣告了日韓模式的總清算與總破產。反觀八○年代經濟衰落的美國，卻在九○年代開創了所謂「新經濟」的新局面；高成長與低通膨「魚與熊掌」兼得，財政赤字也被馴服，超強的美元走勢反映超強的經濟國力。驀然回首，經濟學家恍然大悟：從前日韓最受推崇的長處，竟是金融危機的導火線；美國的「短處」反而是可貴的優點。
日本特有的「關係企業」構造，一向被公認是日本成功的秘密。這些企業雖然彼此獨立經營，卻透過交叉持股維繫長期的合作。解剖來看，每個關係企業集團的核心都是一家銀行，它與成員的關係已超越單純的貸款，變成共生共榮的股份投資。因此，銀行樂意提供充沛的優惠融資，關心長期遠景甚於短期獲利，鼎力支持成員跨足高潛力的產業，不計較虧損與風險。
《短期美國》一書的作者賈柯（M. Jacobs） 估計，日本四分之三的股票由這些長期取向的關係人持有，美國卻只占四分之一。因此，新力總裁盛田昭夫在《日本也能說NO》有句名言：「日本人著眼於十年大計，美國人只想十分鐘後的盈利。」美國的股東缺乏耐性，只對每季的盈餘數字感興趣。表現在科技研發，日本企業的經費比率顯著高過美國。
然而，日本模式的「長期取向，往往變成根本不把獲利當回事，」所羅門證券前總裁登漢（R. Denham） 點出隱憂所在。
政府前瞻的產業政策是日本成功的另一大支柱。通產省和大藏省透過行政指導和獎勵措施，將資源集中導向策略性工業。已故日本通產大臣天谷直廣說得好，「你打獵怎麼可能沒目標？新古典自由派經濟學家說，你可以四面八方盲目亂射，市場力量會幫你打中目標，我們不接受這種論調。」
日本官僚的「空降文化」使產官合作更加緊密。按照慣例，日本公務員高考及格的同期生，到課長級為止都是同時升遷。但是課長沒辦法全部升到局長，而局長級的同期生也只有一人升任事務次官。為避免同期生種下心結、影響人事和諧，各部會往往安排升遷受阻的官員提前退休，空降到民間企業的高薪職位。透過這種人員交流，官方的產業政策很容易貫徹到企業配合。
財閥貪「大」又戀「全」
南韓將日本模式發揮到淋漓盡致。一名外商銀行主管形容，「南韓政府就像支管絃樂隊的指揮，財閥是獨奏主角，銀行是背後的伴奏。」
南韓的銀行全部是國營，一九八三年雖然開放民營，總裁仍然由政府空降指派。在強勢的「官治金融」下，銀行的自主性非常低，資源的配置決定在政府手裡。為發展策略性工業，扶植財閥成為南韓的國家政策，政府予取予求，命令銀行提供大筆低利貸款配合。每個財閥都有政府指定的對應銀行，彼此長期合作，近似股份投資的關係。
仗著銀行無條件提供廉價資金，南韓財閥不計代價地追求擴充，大手筆的氣魄和拚命三郎的衝勁，工廠規模非要弄到全球前幾大才肯罷休，然後「大幅量產，殺低價格」，讓對手叫苦連天。
南韓財閥既貪「大」，又戀「全」。四大財閥各跨足一百四十種行業，號稱「from ship to chip」（從造船到晶片），如八爪章魚般包山包海，從上游吃到下游。
競爭力大師邁可波特（M. Porter） 指出，南韓只要有一家財閥跨進新產業，其餘財閥一定馬上跟進，以致重要產業往往呈現「你死我活」的慘烈競爭。這固然促進南韓的競爭優勢，但有時卻流於意氣之爭，「激烈到政府必須出面干預，以免企業相互毀滅。」南韓歐僑商會會長恩特斯（J. Enters ）也冷眼旁觀地指出，南韓財閥的多角化擴張，有時根本是像小孩般「你有什麼，我也要有」的情緒行為。
南韓財閥沒有銀行就不能活，在全球布局時，第一步往往先買下當地銀行。例如樂喜金星集團便吃下波蘭的Petro 銀行，做為前進東歐的彈藥庫。大宇集團在準備購併法國湯姆笙多媒體公司、進軍歐洲家電市場時，也不忘先購併一家法國國營銀行。
外強中乾，「債」膽包天
然而，攤開債務與利潤數字就曉得，日韓模式其實是外強中乾。
有銀行的廉價資金可供揮霍，日韓企業的負債比率特別高。台灣企業的負債與資本比率是八六％，美國是一六○％，日本則超過二○○％，南韓財閥更超過四○○％。去年倒閉的南韓八家財閥中，真露集團的負債比率達八六○○％，三美集團三三○○％，財務脆弱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在美國，證券市場已超越銀行成為企業籌資的主要管道。但日韓兩國卻不鼓勵證券市場發展，因為政府能左右銀行貸款給某企業，卻無法要求投資人去買某企業的證券。美國銀行的貸款總額已萎縮到只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五○％，日本仍高達一五○％。相對的，美國債券市場的規模已達GDP的一一○％，日本卻只有七五％。
南韓的證券市場更是發育不良，債券規模僅及GDP的五○％。堂堂全球第十一大工業國，股票上市公司的資本總額竟然不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南韓上半身好比製造業的巨人，雙腿卻是金融業的侏儒，支8不了身體的重量，財閥於是競相向海外舉債。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利率降到○‧五％的超低水準，南韓企業紛紛自日本借入短期資金，「用九十天到一百八十天期的外債，支應二十年的長期計畫，」東亞證券總裁金允中說。這種「以短支長」的外債結構，企業有如建築在流沙上，景氣一有波動就可能周轉不靈。
南韓總統當選人金大中，起先倨傲地拒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金援條件。財經官員不得不從實向他報告，官方公布的外債數字雖是一千一百億美元，但若把企業透過海外子公司發行的債券算進去，實際外債幾達兩千三百億美元，局面已經無法收拾。
「我聽取金融情勢的簡報後，目瞪口呆，輾轉難眠，不知國家是否會在一兩天內破產，」金大中說。他的強硬立場急轉直下，將IMF的「經濟託管」條件照單全收。
南韓財閥的「債」膽包天，是由於連年高度經濟成長養成的狂妄，對還債能力充滿過度的自信。實際上，南韓財閥的獲利能力在走下坡。四十九大財閥一九九六年的淨利加總起來，只有六千五百萬美元，台灣隨便找一家上市電子公司都超過這個數字。如果倒閉的韓寶集團也算在內，南韓前五十大財閥的盈餘竟然是負值。
經建會副主委薛琦指出，台灣的投資率雖然不及南韓，經濟成長率卻不比南韓低多少，顯示南韓的投資缺乏效益可言。
「不倒神話」拖垮生產力
南韓財閥把市場占有率放在第一，投資報酬率放在次要。「短期獲利對他們甚至可能是件壞事，因為要被課稅。」《經濟學人》雜誌指出。而南韓政府分配銀行貸款的取決標準是財閥的營業額大小，更是鼓勵財閥追逐「無利潤的擴張」。
財閥一窩蜂地同質性投資，唯恐人有我無，導至南韓的主力產業盡皆面臨產能過剩、價格滑落的慘況。從石化、鋼鐵到半導體、汽車、造船，莫不慘兮兮。
貪婪無厭的多角化，硬闖不熟悉的行業、又不放手給專業經理人，創業家族外行領導內行，使許多南韓財閥面臨麻煩。去年倒閉的八家財閥核心本業的競爭力都很強，卻在新的事業領域栽跟頭。例如，起亞汽車和韓寶重工都是垮在發展特殊鋼材。漢拏集團從汽車零件跨到造船，真露集團從釀酒跨到百貨也都慘遭滑鐵盧。
《經濟學人》雜誌分析台灣在亞洲金融風暴屹立不搖的原因在於，舊公司淘汰無情、新公司創設容易。活潑的新陳代謝與汰弱換強，使台灣的生產力提升迅速。
然而，日韓的財團卻是挾政府做靠山，關係企業彼此奧援，賺錢的貼補虧錢的，體質再差也倒不了，繼續霸占資源。「不倒神話」的代價，就是拖累整體生產力。
日本泡沫經濟崩盤後銀行浮現巨額壞帳。政府不敢快刀斬亂麻，關閉虧損嚴重的銀行，只是一味調降重貼現率讓銀行苟延殘喘，造成經濟學者凱恩（E. Kane）所說的「殭屍銀行」（zombie banks）現象。
殭屍銀行雖然維持運作，功能卻已壞死；放款幾近停滯，因為唯恐壞帳舊的未銷、新的又添。這害得日本企業周轉困難，景氣至今無法復甦。
同樣的，「南韓財閥有一種觀念，以為規模搞得愈大，政府愈得罩你不可，」一家美商銀行的韓籍主管說。虧損愈大的財閥，借錢擴充反而愈兇，最後倒楣的是政府和銀行。
還不出錢，也借不到錢
財閥的虧損轉嫁成銀行的壞帳。南韓銀行的壞帳比率，高達放款的一六％，全部自有資本貼進去都不夠賠。
政策貸款的壞帳侵蝕獲利，使南韓銀行羸弱不堪。「南韓有世界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三星電子），和世界第二大的煉鋼廠（浦項鋼鐵），但南韓最大的韓一銀行全球排名卻屈居一百二十八名，完全無法反映這個國家的工業實力。」《銀行家》雜誌寫道。
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 的金融業競爭力報告中，南韓名列全球倒數第八名。美國的債信評等公司更是不斷調低南韓銀行的信用等級，縱使加付利息，外國銀行也不敢借錢給南韓銀行。
一九九五年，日本政府為挽救經濟，將日幣貶值五○％，嚴重衝擊出口結構相近的南韓。尤其，南韓的外銷命脈半導體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的削價競爭，每顆售價暴跌九○％，使得南韓的企業獲利與國際收支更加惡化。短期外債轉眼到期，南韓還不出錢，也借不到錢，觸發債信與匯率的連環危機。
財務報表的黑箱作業，使經濟風暴更加不可收拾。南韓每個財閥都有好幾本帳冊，日本每家出問題的金融機構，都在倒閉後蹦出巨額的「帳外負債」，和掩飾這些負債的各種幽靈公司。
政府也是拉下「資訊鐵幕」的共犯。例如南韓央行准許銀行把貸款壞帳打七五折、證券投資損失打三折記帳。日本大藏省多年來則堅稱，銀行總體壞帳只有二十八兆日圓，直到最近才鬆口透露，實際金額高達七十七兆日圓，一口氣跳增三倍之多。
帳目不透明化的結果，「別說政府，恐怕連財閥都搞不清自己的負債狀況，」南韓漢拏銀行副總裁說，對於預防金融危機自然掉以輕心。外資惑於這些美化的帳面數字，也毫無警覺地湧入。直到日韓政府再也擋不住企業倒閉的骨牌，外資才猛然發現身陷地雷區，恐慌性爭相撤資。「從前過度樂觀，現在過度悲觀；沒有可靠的資訊，外資寧可相信最壞的情況。」《亞洲華爾街日報》評論。
官治金融，種下災難
《罷黜董事長》的作者烏西姆（M. Useem）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經三個階段，即「家族資本主義↓管理者資本主義↓投資人資本主義」。南韓、日本和美國分別位於第一、二、三個發展階段。
投資人資本主義的興起，得力於大眾理財意識覺醒。在美國，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吸收大部分國民儲蓄，成為最大持股者。它們唯一的目標，就是為投資客戶賺錢，若公司的獲利不理想，管理階層就要小心被轟下台。
日韓的國民儲蓄仍有超過六○％存放在銀行（美國僅二○％），基金的持股力量不足以牽制創業家族或管理階層。因此公司高層膽敢忽視股東的利潤要求，追逐空洞的市場占有率或好高騖遠的長期遠景。南韓金融危機的根源就在此。
日本則更有猖獗的「總會屋」黑道組織，壓抑小股東對公司高層的監督制衡。他們握有不利公司的內幕消息，以此要脅管理階層拿錢擺平。若交易得手，他們便在股東大會上三緘其口，還幫忙恫嚇小股東不准提出「尷尬」的質詢，保證讓股東大會不到三十分鐘就匆匆結束。日本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都很有默契地選在同一天舉行，表面理由是讓總會屋疲於奔命，實際上卻是使小股東分身乏術。
針砭這次的經濟危機，南韓政府開出「股東民主」的藥方。小額投資人只要持有○‧三％的股份，就有權調閱公司財務報表；持有○‧五％的股份，就能提出撤換管理階層的要求。
亞洲金融危機給企業的教訓是：「重視利潤，控制負債」。給政府的教訓是，官治金融在經濟發展初期或許是助力，長此以往卻將種下災難性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