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民進黨台北縣長
整個台灣大環境的發展和人民的要求是很清楚的；
人民對長期以來缺乏行政效能的現象己無法忍受。
在縣市吸引投資的問題上，縣市長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表現政績，但是也絕不能弄一個高污染、高耗能的東西進來。廠商說要來，沒有哪個縣市長會反對，但要事先瞭解這個東西到時候拿出來能不能「眾人皆日可」，首長也能因此有很好的政績。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搶著要科學園區的原因。科學園區附加價值高、沒有污染，大家不管有沒有這個條件都來爭取，起碼讓人民覺得好像很努力的樣子。
所以，外資來絕對是歡迎的，廠商來也絕對是歡迎的；只是看縣市長有沒有本領在都市計畫、土地釋出、公地活用上，創造一個讓廠商覺得很好的環境和空間。縣市長如果有眼光和本領，這個空間不只是讓廠商來設廠，還應該讓它們能夠在這個地方存活、而且活得很愉快。這必須從行政效率以及整個環境上去配合；發生糾紛時，政府也要能公正地處理。我相信，如果縣市長有這方面的能力和眼光，廠商會很高興。所以，沒有一個縣市長會說他反對廠商，他會爭取這方面的政績做執政的訴求。
縣市長應該被鬆綁
現在每個黨都在爭取人事權和簡化層級，國民黨縣市長在爭取開放一級主管人事權這件事，比民進黨還要積極。為什麼？因為你綁著他的手腳，他怎麼做事？民選的縣市首長沒辦法做事，這很奇怪。用幾十年前那種老的行政命令來綁住縣市長，而具民意基礎的縣市長卻只有責任、不能做決策，這也是錯誤的。
我認為整個台灣大環境的發展和人民要求政府的問題是很清楚的，這不是什麼凍省或意識形態的問題。人民對長期以來缺乏行政效能的現象已經無法忍受，所以，大家可以那麼支持宋楚瑜，但又支持凍省。這是兩個不同的情況，而且是很理性的。我認為，最後應該只留下中央和地方兩個層級。只有一水之隔的台北縣市，為什麼台北市可以直接列席行政院院會，可以直接管到民眾？因為中間沒有鄉鎮市，只有兩級而已，非常有效率；一到台北縣就變成四級，它的公文要繞一個圈，先到南投中興新村，再回到台北市（行政院），下面還有鄉鎮市長。要效率就要像台北市；在二十三縣市都直屬行政院以後，運作起來就非常有效率。
關於產業發展，我覺得國民黨一直沒有醒過來、面對問題，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心態：反正這些都是中央的，都是我管的。所以，它在考慮產業時其實很奇怪。不只產業，連設學校也是如此。要設中正大學時，哪個縣市能免費提供兩百公頃土地，它就設哪裡，因此各縣市紛紛組團去教育部做報告、爭取。它沒有一個教育政策說明要設什麼大學、這個大學要如何平均教育資源、應該設在哪裡等問題。產業也一樣，好的大家搶，壞的大家推。以拜耳案為例，它的設廠並沒有做全台灣的通盤考慮。
國民黨對產業還是「從台北看天下」，還是中央的霸權心態。其實，要設廠就應該經過評估，如果中央要抓這個政策，就應該做全國性思考，這樣才能說服人家。同時，審查的過程與提出的理由也應該要能夠讓人接受，不要讓人家不服氣。另外，地方的社區意識與聲音也要加進去，否則人民天天看到氣爆、公害，誰還敢接受？地方行政首長都是選票選出來的，當然要站在這個立場。
我還要說明，民進黨的政策運作是由中常會決定；政策的形成不單是一個人的意見，黨中央也不能命令地方政府。民進黨沒有以黨領政。所以，對地方的產業是尊重地方政府的考量。民進黨中央對縣市長、對立法院黨團是「充份尊重，密切配合」八個字，從來沒有下命令叫他們應該做什麼。像拜耳案，最初許信良先生講了一番話。經廖永來解釋後，許信良說，原來是這樣，「我當時不瞭解，我講的是整個大方向。」
全盤思考縣民權益
民進黨初創的時代，台灣的大環境需要打破威權、打破偏頗，民進黨代表受到不公的弱勢族群講話。所以，民進黨以前給人的印象好像是站在環保的立場對抗工廠，站在工人的立場對抗老闆。現在民進黨是縣市當家的人，兩邊都是縣民，兩邊都要注重，應該全盤思考、面面俱到。
同樣的道理，如果民進黨想從地方的富家爭取全國的當家，以前有些政策只要在人家後面罵罵、批評就可以；譬如兩岸政策，只要罵國民黨就可以：現在應該要有不一樣的思考。
至於政黨發展的問題，我的看法是，一次選舉贏不一定等於下次選舉必贏，有時候甚至會出現鐘擺理論。
民進黨本身雖然也有不同意見，但是眼看著大贏就在前面，這些人也不敢分裂，大家都很能忍耐。反倒是國民黨，像是看到船要沈了，有人要搶救生艇、有人要跳船。新黨如果現在與國民黨合作，國民黨馬上會變得超強。不過，新黨看來也不肯這麼做，因為如此一來，新黨就會消失。
可預見現階段會是這樣的情況。不是說民進黨特別強，而是民進黨在這個環節上沒有分裂產生，也比國民黨團結。國民黨現在好像各唱各的調，這個趨勢愈來愈明顯。李登輝先生太早宣布他不選了，他一宣布，大家紛紛「捧著豬頭找廟門」，各占各的位。政黨發展就是這樣。
黃河明．惠普科技總經理
新世紀的經濟活動兼具國際性與地方性質，新當選的縣市長應該重視這個趨勢。
從企業經營者眼光看國內的政經大情勢，目前是政治大洗牌，而且不只是政黨之間的洗牌。民進黨贏了多數縣市，但內部出現很多派系的洗牌。國民黨希望提出形象清新的候選人、打破黑金壟斷的局面，但還無法得到半數以上縣市選民的認可。新黨則在提名的過程中就產生很多紛擾。所以，局勢的變化相當大，讓我們覺得非常不安定。
我不知道民進黨是採取什麼樣的運作結構，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地區性投資「拜耳案」所引發的已不只是環保的問題，還包括民進黨將來有沒有一個中央性的權力結構。這個結構與地方是什麼樣的關係？將來它是聽中央的，還是聽地方的？所以，企業界看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是非常擔憂的。
從企業發展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界恰好應驗了未來學家奈思比所講的弔詭。一方面，國際化使全球性企業愈來愈發達，很多企業都要走向國際，以全球為市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進展也促使企業全球化，甚至連地球村的理想都更容易實現。但另一方面又發現，地方自主性的經濟活動也是新世紀很重要的趨勢。也就是說，經濟活動既是跨國界與非常國際性的，同時又是非常具有地方性的。
兼顧國際性與地方性
譬如說，現在跨國企業的投資，在很多國家都已經是和地方政府洽談討論，而不是和這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打交道。像在亞洲投資，跨國企業的選擇可能不是台灣、韓國、中國大陸，而是選在新竹、新加坡，韓國可能在漢城或釜山，中國大陸選擇在上海地區或是深圳。因此，新當選的縣市長在經濟政策上應該重視這個趨勢，這也是讓地方自治與經濟活動相輔相成的好時機。
跨國企業，尤其是美國企業，近幾年來到台灣的投資明顯降低。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我們很多條件的競爭力不如其他國家，像勞力成本比東南亞或大陸高很多，所以勞力密集產業不太容易再到台灣。至於高科技、金融或知識密集產業，台灣本來應該有比較優越的條件。我常覺得台灣就像坐在石油的礦區上，只是自己不知道；這不是指我們有石油，而是指我們教育出來的人才非常多，可以在下個世紀開創很多產業。
但是，整個投資環境以及政府的行政效率使很多跨國企業裹足不前，因為手續太多、太繁瑣。這些跨國企業經營的通常是比較前瞻性的產業，本身需要快與效率，而台灣光是進行投資的評估就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它會想，亞洲還有很多地方要它去，所以我們常常爭取不到。
鼓勵地方性的政策辯論
台灣的民主是進步滿快的，但很多地方可能還不是很完備。民主的好處是，經由民眾的參與，使決策更尊重民意；但一個有效率的國家和社會，卻又需要很多專業和專家來經營。是不是只有所謂的「多數決定」對國家最有利、最符合國家利益，這一點很值得探討。所以現在是個很好的時機，應該鼓勵地方性的政策辯論，找出發展經濟和環境保護的平衡點。
從企業的角度，我們希望看到一個廉能、有效率的政府。這是很重要的。幸好台灣的政商勾結沒有像韓國那樣，否則受傷會很嚴重。但我們還是在很多地方看到這樣的痕跡。像喧騰一時的有線電視問題，多多少少會讓人產生聯想。
台灣應該趁這個民主進步的機會，讓政商關係正常化。但是，政治如果不是良性的競爭，而是民進黨以縣市包圍中央，國民黨又是鄉鎮包圍縣市，這樣的包圍牽制也令人憂慮。我期望兩黨都能為了國家民族與人民福祉好好坐下來談，不要有太多的政治鬥爭。
過多的政府層級加上相關的民意代表，構成了一個非常巨大、可怕的機器。它的定義就是不能動。這是研究組織的學者，比如韋伯談社會組織時，都很擔心的事情。所以，如果我們的人口中有太多人投入政治或者牽制別人，對整個社會來說並不是件最好的事。
從事政治的人物可以思考一下，現代化國家的組織是非常多元的，不像早期威權時代的政府必須強而有力。在民主國家中，政府只是很多組織之一。民間企業因為在某些領域中是專業，廣義來看，它可以替政府解決很多問題。另外，進步的國家強調政府不要做所有的事情，因為這樣一來，官僚組織結構會讓它沒有效率，更重要的是讓它沒有創意。在目前這樣變化快速、而且非常多元的時代，如果不用其他方法，而按照原來政府組織的結構去運作，會使社會的進步受到限制。
根據需求創造地方產業
這裡談的進步當然不限於經濟的發展。今天我們無論是要解決環保問題、治安問題或是教育問題，都需要專家以及進步的觀念去推動。兩大黨應該基於國家的前途，更密集地探討雙贏的做法。
另外是關於產業的發展。現在每個縣市長都在積極地規畫他的施政藍圖，我們覺得，可以依照地方特色來鼓勵相關產業。
說到產業，一下子就讓人想到工廠，但其實不必然。像新竹和台南發展高科技，園區雇用的人會帶來很高的附加價值；宜蘭很成功地將文化生態引進來；屏東很強調農業。每個地方可以根據需求去創造它的產業。
台灣以前觀光產業很發達，可是現在並沒有在這方面特別努力。休閒與旅遊將是新世紀很大的產業，專家分析，光是旅遊產業就會占五%的經濟產出。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機會。我要強調的是，有很多產業台灣還沒有進入。以知識密集產業來說，它需要腦力，而且製造的污染不會像工廠那麼高，這就很值得鼓勵。還有，既然環保是台灣面臨的問題，那麼，縣市長是不是積極鼓勵環保產業、設立環保研究單位以及生產環保設備等，而不僅止於幫助環保團體，就很重要。因為，你還是需要從科技面去思考解決環保的問題。
這是個有活力的地方
其實，「活力」是台灣很大的優點。在我間國際友人對台灣印象如何時，他們如果客氣，不批評交通、空氣，就會說：「這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國家。」這個活力是指我們一天到晚都有很多活動，有研討會、示威遊行等等，到晚上還有很多活動，還要去唱歌。
台灣應該把自己蘊藏的熱情發揮出來，但我期待的是朝向一個兼顧產業與社會福祉的方向永續發展。我很同意朱教授的看法，企業對自己的社會責任與周遭社區還不夠重視。這也是一個省思。我們應該注意企業所在地的環境影響。當然，如果能和政府結合起來，舉辦很多有益社區或生態保育的活動，會是這個社會的福氣。
朱漢雲．台大政治系教授
縣市長選舉後，民進黨應該主動擬定大政方針，考量公共福利與社會正義原則。使社會基礎多元化，
與社會主流融入、接合。
這次的地方性選舉，一方面對政黨、政府體制運作和經濟造成衝擊，另一方面也必須因應像東南亞金融風暴以及兩岸錯綜複雜的政經關係形成的挑戰。
對民進黨而言，選舉後是權力責任的新挑戰。它的政治精英長期集中在民意機構，一直到陳水扁入主台北市，施政範圍才觸及全面的行政權。這次縣市長選舉大勝，以及凍省後縣市長職權大增，民進黨將因為行政資源的運用而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轉換當家作主的角色
在這個新階段。民進黨必須去思考的是台灣的所有問題。它必須站在一個未來可能當家作主的角色來思考問題，而不只是攻擊國民黨的施政缺失或公共弊案等。它要主動擬定大政方針，考量公共福利，拿捏社會正義原則。因此，往後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必須多元化。它不能只靠單一議題，或某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支持，必須與社會主流融入、接合。從地方到中央，都要以很嚴肅、負責的態度，擬定一套有系統的看法。
在組織政權的過程中，外界對民進黨的注意將會集中在以下三個議題。
第一，民進黨對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及在兼顧環保和產業發展方面的政策是什麼？跟國民黨有什麼不一樣？某一類產業要或不要？選擇的標準如何？怎樣配合國際產業的動態與競爭力的變化等。以後民進黨某些大縣的縣長，都必須在這些問題上展現他們施政的眼界，營造一座新的城市。
第二、民進黨的中國政策。這個問題不但企業關心，對岸的重視更不在話下。
當然，台灣很難在末來幾年就對兩岸政策形成共識，最多是對現狀的維持，這可以當做三黨的底線。就經濟來講，國民黨裡有很多意見，企業界對戒急用忍也有不同的評估；民進黨也有三通的爭議。但是，未來因為執政縣市增加，縣市長在民進黨內的影響會大幅提升，也因為開始真正去經營地方經濟，想要爭取企業界的合作，對政策或許會有一種新的思考。像台中市長張溫鷹，她的競選文宣中是主張三通的，這就與台中市的產業不景氣、形成三通的需求有關。
第三、民進黨在公投和憲改等牽涉到國家定位的問題。其實，民進黨這幾年已經在這些議題上做了很多調整；其中包括陳水扁說過的將來民進黨執政會帶來不同走向等言論。我覺得，民進黨不僅要說服中產階級跟企業界，也要說服美國國務院對台獨的疑慮，最重要的是降低中共對民進黨根深柢固的疑慮。
至於國民黨，目前它還在一個想要脫離傳統的樁腳政治，進入類似民進黨以文宣為主軸、提名適當候選人、以品牌來贏得選民的轉型階段。但這次的空降部隊和它的預期有落差。所以，今年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選舉多少會受到這次縣市長選舉結果的影響。
新黨則是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關卡。目前它處在兩種不同的思維中；一是重新營造，形成與國民黨合作時討價還價的籌碼；或者繼續按兵不動，等待未來國民黨因失去政權而分裂、進行政黨大重組時，它可能參與重組的過程。
用民選基礎改造行政權
目前一般人把政黨爭奪未來中央政權的決戰放在總統選舉的看法，我覺得要修正。這樣的看法反映出，有些人對憲法的邏輯還不夠清楚。李登輝前年獲得五四%的選票、卻留任連戰當行政院長的做法，其實有他的苦衷。因為國民黨在立法院實質不過半，總統即使有過半數選票支持，卻未必能影響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互動。
將來，如果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出來選總統，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假定他拿了百分之四十幾的選票當選總統，如果新黨和國民黨在立法院合起來過半、國民黨又選擇和新黨合作的話，就會大幅地牽制總統的政權。如果總統不能直接影響行政院，政令執行就會有問題。也可能產生總統任命行政院長、立法院倒閣，再任命、再倒閣的情形。所以，立法院的結構其實是非常關鍵的。短期間內，它的情況會影響到蕭內閣的延續與否；長期來看，則影響下任總統是不是真的能夠用他的民選基礎來改造行政權。
至於政黨輪替的問題，本來就是民主的常態，公務員體系和軍隊完全按照法定的程序接受這樣的結果。目前看到的是，國民黨中生代政治精英已經有選舉結果決定一切的心理準備。因此，政黨輪替的問題並不太大。事實上，台灣的民主政治如果沒有經歷過這些，根本就不算真正成熟。
把縣市擺在世界地圖上
目前我並沒有看到綠色執政可能帶來的根本性危機。陳水扁上台，台北市照樣留任很多國民黨的政務官。曾任世台會會長、以前被看成是台獨運動極端分子的陳唐山，做了縣長後，台南縣的企業對他還是滿肯定的；因為他處埋地方發展的問題時面面俱到、沒有明顯的偏頗。不過，民進黨政治人物的國際歷練還可以再突破。
這種政黨間意識形態差距縮小的情況，也是當前國際的主流。美國總統柯林頓與英國首相布萊爾的施政就都沒有明顯的色彩；因為西方的保守黨和一般社會福利政黨的差異正在縮小，政黨普遍受制於市場經濟、全球化過程以及多元社會等各種力量的制約。
我認為，面對這樣的挑戰，地方首長除了要增加他的國際觀外，還要找各種專業人士來協助地方，發展產業政策與專業教育等工作。以台北縣來看，三百三十萬人口的大縣，比有些聯合國會員國的人口還要多很多，規畫的格局可以很大。縣市長的跨世紀任務就是，把你的縣市擺在世界地圖上與企業家的地圖上。如果現在間一個多國企業的經理人對台灣的概念，大概是台北市、新竹而已，航運界可能還知道高雄，其他縣市對他來講只是個無意義的代名詞。外國友人來台灣，要是自己開車是會迷路的，因為出了台北市，連一個最起碼的英文路標指示都沒有；在縣政府一定要找本地的人去解釋每個表格要填的是什麼。這些情況顯示，以國際化的角度來看，台灣並不是一個很友善的環境。地方政府要爭取投資案，大可提供「一條龍」的服務；也就是說，雖然還是得蓋三十個章，但可以專人專案去處理。帶領城市進入國際競爭的行列，是縣市長很重要的世紀任務。
技術官僚應該走出台北
不過，縣市長也會遭到縣議會牽制。就學理來講，如果縣市長的職權擴大，他的監督機制也應該增強，但目前的縣市議員都不是那麼地專業、素質又低。所以，縣市長雖然已經接棒，卻沒有相應的完整措施去配合。這也將成為地方發展的瓶頸。
另一方面，國民黨內技術官僚出身的首長，也應該有離開台北、以地方觀點思考進行全盤性規畫的做法。以這次的拜耳案為例，江丙坤就承認根本沒有料到廖永來會當選，當初沒有把他當成和拜耳談判的變數。而企業最怕就是一種完全沒有預估的風險。
不過，企業也應該加強自己在地方上的社區意識，並增加公共關係的比重；特別量局科技產業。所以，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乃至於企業，都應該將自己的角色做過當的調整。不過，這牽涉到地方首長到底有多大的自治權限，反而是比較棘手的問題。但整體而言，大多數、尤其是工商發達的縣，它的首長應該有能力對它、包括它的產業結構做一些規畫。當然它也必須跟中央各種整體性的包括交通建設、產業等做配套性的處理。
所以，一個爭取跨國企業投資的主要因素是要有全盤性的考量，如何去融合政治和經濟是很重要的。
（李明軒、謝曉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