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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市場,加速競爭   與魏登博教授對談東亞金融風暴與兩岸經貿

遠見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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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編輯部

199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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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市場,加速競爭   與魏登博教授對談東亞金融風暴與兩岸經貿
 

本文出自 1998 / 2月號雜誌 第140期遠見雜誌

高希均:你如何評估「亞洲奇蹟」的前景?

魏登博(以下簡稱W):亞洲的發展的確相當「神奇」。要瞭解亞洲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應該看看東南亞的華人。他們工作非常勤奮,儲蓄率和再投資率都很高,對商業很有興趣、肯冒險,華人的這些特質都較當地人強。東南亞中、上層階級多數是華裔,他們擁有的上述特質世代不變,這可以說明多年來東南亞何以創造了許多財富,未來這種情況也將持續下去。

因此,我認為東南亞的經濟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恢復成長。也許無法像過去二十年一樣有每年八%的高成長,但仍遠高於美國二.五%的長期平均成長率。亞洲有市場機會、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與高儲蓄率等繼續成長的條件,而不只是靠奇蹟。當然,這些面臨危機的亞洲國家還是必須採取一些艱難的因應行動。

關於南韓: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經濟處方各國不同苗豐強(以下簡稱苗):南韓外債相當多,即使有IMF(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援助,也無法在短期內改善。南韓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W:光採取IMF建議的緊縮政策還不夠,最重要的是改革。南韓是市場過度集中的典型例子,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市場獨占或寡占,但是競爭才能使經濟強盛。我雖然主張政府應儘量減少干預,但既然是因為政府的導引而造成(寡占)問題,政府就不能袖手旁觀,應該利用這段期間推動改革,解除中央管制,健全經濟發展。也許台灣在金融風暴中未受傷的關鍵因素就是市場較具競爭性,台灣經濟並不是由少數幾個大財團所掌控,而是許多具有競爭力的中小企業。

單驥(以下簡稱單):南韓總統當選人金大中提倡扶植中小企業,但這項工作非常困難。因為在南韓,即使是中小企業,往往也是和大財閥做生意,跟台灣中小企業的情況很不相同。台灣的中小企業不一定和大企業做生意,他們的客戶也可能是其他的中小企業;台灣中小企業初期的發展以出口為導向,不太依賴國內市場。

W:若按照IMF的方式,幾個亞洲國家同時採取緊縮政策,那麼這些國家的出口就必須針對西方市場,而不是其他亞洲國家。他們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將大幅增加。出口導向和貨幣貶值,使得亞洲製造的產品比西方國家製造的產品競爭力高,我擔心保護主義的壓力會再度升高。

我也認為必須開放市場。不只開放外國投資,也開放不同國家的外資互相競爭。競爭是好的,多一點競爭總是比少一點競爭好。

苗:南韓的經濟向來控制在少數幾家大型企業手中,你似乎建議南韓試著發展中小企業,以便更具競爭力。但是,南韓選擇扶持了大約二十家超級財團;認為以此優勢進行全球競爭是最好的方法。雖然它們疏於注意舉債過多的問題,但是,如果它們渡過難關、改善債信,屆時將成為良好模範。經濟議題本來就是一體兩面,我認為南韓企業如果分割成「台灣式」企業,情況可能會更糟。

W:我並沒有建議南韓政府打散大型財團。在美國有許多大型企業,例如IBM、GM等,政府並不打算拆散它們,是全球競爭和國際市場造成了這個局面。如果南韓的現代汽車以目前的規模仍有優異的經濟表現,就沒什麼問題。但如果它喪失了競爭力,那就有問題了。企業需要競爭的機會,加速競爭機會的方法之一,就是開放外商投資。其實就算南韓現在開放外商的競爭機會,可能也不會馬上在數年間就有很大改變,但是,開放市場仍是比較正確的政策。

苗:基本上,我同意你所說的,競爭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認為在某個時期或某種狀態下,開放競爭不一定完全正確。例如,南韓的三星公司的確是世界最大的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先進製造商;也許南韓缺乏競爭,但是三星卻非常有競爭力。如今南韓不幸遇上了金融危機,像這樣具有競爭力的公司,是否要適時保護呢?我想強調的是,開給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處方,往往和開給已開發國家的處方極不相同。

W:如果該公司只是遇到暫時的資金問題,是值得保護的;這個工作也只有政府能做了。我所擔心的是,沒有配合企業再造的保護行動,幾年後很可能舊事重演。

關於大陸:大中華經濟圈,牽一髮動全身

林祖嘉:過去數年來,成千上萬的台商到中國大陸投資。最近,許多台商對大陸可能會發生的金融風暴憂心忡忡。到底大陸成為投機客下一個目標的機率有多大?如果投機客真的攻擊人民幣,大陸當局能捍衛人民幣到什麼程度?

W:在大陸當局嚴格控管經濟的情況下,外國投機客很難有機會攻擊人民幣。如果大陸真的讓人民幣貶值,台灣、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等國將會有貶值的連鎖反應。人民幣的確有貶值的可能,但是,大陸當局的聲明也令人印象深刻;以中國大陸長期的自身利益而言,這是比較合理的做法。(編按:江澤民曾於日前公開宣稱人民幣不會貶值)

況且,暫緩人民幣貶值對中國大陸有好處,可以避免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

值得關注的是,海外台商是否缺乏多角化經營?許多美國企業看好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廉價勞力等因素,而赴大陸投資,因為這些企業需要多角化。另一方面,我覺得台商赴大陸投資,到目前為止是一件雙方互利的事。這是在國際市場維持競爭力的一種方法,同時也創造了營收。

大陸和不穩定的東亞經濟關係密切;如果第二波金融危機發生、人民幣大幅貶值,造成這一區的經濟不穩定,西方投資者也許會重新考慮是否該繼續在亞洲地區投資。直到目前,西方國家在東亞的投資比例仍然偏低。我預期,歐美企業投資在這些經濟不穩、風險過高國家的比例,還不太可能上升;這只會讓整個地區受傷害。

劉本傑(以下簡稱劉):在討論人民幣是否貶值時,應該以「大中華經濟圈」(包括香港及新加坡等地)來看,基於語言共通等因素,它們實質上已經連成一個華人經濟圈了,其中一個國家出問題,將不只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已。此外,你曾經提到,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外商,營業額是一回事,利潤又是另一回事。為什麼?

W:我一向建議到大陸投資的廠商,不要只看投資機會好的一面,還要注意它的負面因素。許多在大陸投資已久的外商,常會興奮地展現市場占有率和逐漸上升的營業額曲線。但是一問到利潤如何,他們只能告訴你「預估值」;許多企業甚至還沒有收支平衡。

關於美國:未來前景不差,貧富不均堪憂

單:這次的金融風暴,除了美國,亞洲國家幾乎都是輸家。不過,一、兩年以後,強勢的美元又會對美國經濟造成什麼影響呢?

W:在一個複雜而龐大的經濟體中,任何改變總是有贏家和輸家。強勢的美元使得美國消費者受益;輸家則是和低成本進口產品競爭的美國企業與員工,因為部分進口產品的價格將會調降。美國不會直接遭遇和南韓一樣的慘況,但是也有不少人擔心,亞洲金融風暴將如何影響美國。

劉:你認為美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如何?

W:如果將美國產品簡單地分為高科技類和低科技類,可以發現這些年來,美國的高科技產品處於貿易順差,低科技產品則是逆差。自一九八○年以來,美國的研發經費大部分是由聯邦政府(尤其是軍方)提供,一直到前年都是如此。但是現在情況已經改變,民間研發經費增加的速度非常快,目前美國絕大部分的研發工作是由民間進行、民間提供經費。這是非常根本的改變。我認為,這就是美國未來的競爭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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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至今,美國的經濟表現一直不錯;就算今年遇上了亞洲金融風暴,預期一九九八年表現也還會不錯。不過,我擔心的不是短期,而是長期的表現;同時,我擔心的也不是財富集中在高所得階層的問題,而是低所得階層問題。

陳樹衡:你提到美國國防工業對經濟的貢獻;另一方面,以美國的國防策略而言,你對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觀察如何?你對美國介入兩岸關係,又有什麼看法?

W:首先,我對中國大陸國防工業對「中華經濟圈」的貢獻,持保留看法;這件事很難有定論。根據我的觀察,他們的國防系統設備多半是「中古產品」。不過,中國大陸是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它實在並不需要更多的領土,而是需要更多的能源。

中國大陸對南中國海愈來愈介意,因為那裡具有戰略地位。我所關心的是軍事基地的建立,和中國大陸對當地能源愈來愈殷切的需求。南中國海周圍的每個國家,都宣稱擁有其主權;軍事基地的建立也很令人擔心。美國立場則很明確:我們希望能和中國大陸維持長期而和平的關係。

李誠(以下簡稱李):一九八○年代雷根主政時期很重視自由化、解除管制,英國的Z契爾夫人也一樣,因為他們看到美國解除管制的成效很好,尤其是在勞動力的領域,創造了高就業率。不過,解除管制也會造成所得分配惡化,亞洲目前也面臨類似問題。你認為,解除市場管制真的能夠改善低技術、低收入者的所得嗎?或者所得差距反而更惡化?

W:美國很注意所得分配惡化的問題,所得最高和最低的兩個階層正在擠壓中產階級,這個現象很值得注意,但我不認為這是因為解除管制造成的。美國的低所得者主要是少數族裔,如非裔和拉丁美洲裔(亞裔則高於平均所得),他們往往中途輟學,沒有足夠的技能從事合法的經濟活動,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但並不是航空業、金融業等自由化造成的。

李:解除管制使得某些藍領階層(如汽車工人、卡車司機等)的工作消失,若無法勝任需要新技能、良好訓練的專業工作,他們的收入會降低。過去由於有工會、社會福利等的支援,即使工作技術層次不高,收入仍相當高,但現在已經沒有這一類支援。美國勞工的比較競爭優勢在高科技產業,因此高科技產業的員工所得成長,但低技術的產品在其他低成本的國家製造,不再需要在美國製造。

W:我們的因應方式有點特別,曾獲得美國朝野兩黨一致支持的福利改革方案,基本上削減了適用社會福利的人數,迫使他們去找工作,初步顯示這個方法還滿管用的。如果低收入者太依賴政府的補助,雖然不見得可以過他想過的生活,但也還可以接受。可是若免除他的福利,他們的確有能力改善自己的情況。市場的競爭很嚴酷,但好處很多,傳統上由政府提供福利的做法反而成效有限。

身在教育界,我更關心高輟學率。在一個日益高科技化的社會,不容許這種情況發生,我們的年輕人必須有足夠的教育和訓練以符合工作環境的需要。我重視的是這個,而不是基本工資的高低。

不過,美國人不滿的並非所得分配,而是對最高收入者不滿,美國人很關心CEO(企業總裁)們所享有的數千萬元、甚至數億元的薪資紅利待遇。勞工獲得大眾的同情,但高級主管卻逐漸失去大眾的同情。

關於台灣:科技產業CEO多半是公司股東

苗:在台灣,高科技產業CEO的待遇包括幾個項目,如薪水、績效紅利方案(incentive compensation package),後者在台灣的水準比美國高。這與台灣股市近年的發展有關,有些高科技公司的股價走勢正在重演矽谷高科技公司幾年前的情況。

周行一:在台灣,多數的公司最高主管也是公司最大股東,美國較不是如此。他們的利益與公司一致,因此在台灣對公司主管的績效紅利較不會造成那麼負面的印象,畢竟他們擁有這家公司。

W:我相信績效紅利的功能,問題在於美國企業執行的方式不佳。公司內有企業主、有願意冒險的人、有官僚氣息濃厚的高級主管,其中真正能為公司帶來新風貌的主管往往很少,你就算付他們再多薪水也不為過。但現有的績效紅利設計很難反映這些人對公司貢獻的高低。

(張玉文)

座談外記

(一)總統的薪水

魏登博教授討論時指出:美國大公司總裁的薪水和紅利,常常與該公司的銷售業績直接相關。

一位與會者發言:美國總統的年薪二十萬美元,美國的每人所得約兩萬九千美元,台灣約為一萬三千美元,你猜猜我們總統的年薪大概是多少?

魏登博教授想了一下:「年薪五萬美元?」

當被告知李總統年薪大約是三十七萬美元時,他立刻機警地補充:「康乃爾的博士學位比耶魯的更值錢……。」

(二)九位經濟學家,兩種意見

人民幣會在一九九八年年中以前貶值嗎(超過五%)?

認為不會貶值的學者是:魏登博、林祖嘉、陳樹衡、周行一、苗豐強、高希均。

認為會貶值的學者是:李誠、單驥、劉本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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